文/斯提法尼·莫蘭思(Stéphanie Molins),
重新佈置後的巴黎國立畢加索博物館四樓一間展廳場景 2014年 /© ADAGP,Paris,2015 /© Musée national Picasso-Paris-Béatrice Hatala在畢加索於1973年去世後,法國政府想要建立一座獻給這位藝術家的博物館,並考慮過巴黎的多處候選館址,其中包括巴黎商品市場舊址[未來將迎來開雲集團創始人弗朗索瓦·皮諾(François Pinault)的收藏]、盧浮宮馬爾桑樓[Pavillon de Marsan,現已成為裝飾藝術博物館(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奧賽火車站(現成為奧賽博物館)、凡爾賽宮馬廄乃至畢加索位於蒙馬特高地洗濯船的畫室舊址。薩雷府邸(Hôtel Salé)被最終確定為未來的國立畢加索博物館館址。這是一處17世紀的府邸,位於巴黎市中心的瑪黑街區。這座建築屬於巴黎市,於1968年被列入歷史古蹟。府邸與畢加索沒有關係,因此本身不算是與畢加索有關的名勝。一座獻給堪稱20世紀現代藝術化身的藝術家的博物館卻建在一處古蹟當中,這令人疑惑。如何既突出館藏,又保存館舍的特色?如何把看似是障礙的東西――保護一處古蹟――轉化為優勢?自2014年重開以來,巴黎國立畢加索博物館的政策是基於“流動的古蹟”(movement)原則維護館舍的活力。“流動的古蹟”是“運動”(mouvement)和“古蹟”(monument)兩個詞的結合,是由法國詩人弗蘭西斯·邦基(Francis Ponge)發明的說法。
藝術與製造中央學校花園側立面 阿爾⻉爾·費爾尼克(Albert Fernique),1875年,法國國家圖書館/© BNF
首次修復工地外景 1981年,建築與遺產媒體圖書館/© MAP
二樓樓梯和平臺 巴黎市藝術職業學校(Ecole des métiers d’art de la Ville de Paris)時代,1946年 設立國立畢加索博物館的計劃1962年,巴黎市為保護遺產而收回了府邸產權。薩雷府邸引起了當時的文化國務秘書米歇爾·居伊(Michel Guy)的注意,居伊想把畢加索博物館設在這裡。彼時根據與畢加索家人的協議,畢加索博物館正在籌備。這座博物館的另一個特色是其館藏來自兩次歷史上的清償――1979年,畢加索繼承人用以抵充遺產稅的清償以及1986年傑奎琳·畢加索(Jacqueline Picasso)的後人的清償。因此博物館的基礎是“畢加索收藏的畢加索”,即畢加索終生保留的作品,其中包括繪畫傑作、代表其畫室創新性的紙本藝術作品以及眾多出色的雕塑作品。1975年,巴黎市確認建館決議,建館施工也開始了。但當時遇到了雙重限制,專精於古蹟的領銜建築師們致力於保護薩雷府邸這筆建築遺產,但要把府邸變為博物館卻需要很多改建工作。因此,儘管府邸與畢加索的生平無關,還是被選定接納畢加索的作品。不僅如此,儘管畢加索從未在此居住,薩雷府邸與畢加索對大型府邸的喜愛相契合,例如穆然的生命聖母教堂、戛納的“加利福尼亞別墅”、昂蒂布的格里馬爾蒂城堡……畢加索本身的藝術很前衛,但對建築的品位卻很“布爾喬亞”,這種反差在博物館中得到了反映。
重新佈置後的巴黎國立畢加索博物館地下展廳/© Musée national Picasso-Paris-Philippe Fuzeau/© Succession Picasso 2019建立在充滿活力的建築構思基礎上的博物館政策除了古典建築和現代展陳之間的反差,最大的反差來自建築和畢加索作品之間的差異――不僅是古老府邸和畢加索現代藝術作品的差異,也是館舍的法國特色(位於巴黎核心、歷史、建築……)和畢加索及其作品的國際性之間的差異。正如我們已經提到的,薩雷府邸歷史悠久,後來又成為畢加索博物館,這就使得這個空間並不是凝固的,其不同的歷史角色間能持續相互對話。創立畢加索博物館的計劃正是源自這種審美和文化張力,這樣的博物館“與其說是一處古蹟,不如說是‘流動的古蹟’”。因此,在立足於館舍和藏品反差的基礎上,“流動的古蹟”概念――“運動”和“古蹟”兩個互相矛盾詞的結合,而這個概念也是本館政策的核心――能夠解決單一藝術家博物館的另一個問題。事實上,單一藝術家博物館往往被看作凝固的陵墓,有時難以持續吸引習慣於頻繁觀賞臨展的公眾,這在巴黎這樣的大城市尤其困難。通過把館舍分為五層並將所有樓層用於從不同角度(主題、年代等)展示畢加索作品,整處古蹟就變成了持續流動的展覽。因此,薩雷府邸與畢加索本無關係這一點,最後反而成了優勢,使得府邸在空間佈置和展覽選擇上有了高度適應性,以充分展現出畢加索作品的豐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