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李氏之子据为己有，只是刘娥计划为后的重要一步。现在儿子有了，她就着手舆论工作。她先对外宣称自己是太原刘氏之后，祖父刘延庆曾在后晋、后汉时担任过右骁卫大将军，父亲刘通做过虎捷都指挥使，自己是刘通的二女儿，只是后来家道中落而已。这个说法没有旁证，虽然无人相信，但真宗信了。
当时，杨亿（974—1020年）以文章擅天下，作知制诰之职。重要的制诰，大多是他的手笔。真宗派丁谓前去说项，希望借他的名气与风骨为刘娥编写家世。丁谓是西昆诗派的代表人物，与杨亿、钱惟演等人经常酬唱，所以成了真宗的说客。哪知杨亿根本不给真宗和丁谓面子，一口回绝。
根据记载，丁谓这样劝道：“大年（杨亿字）勉为此，不忧不富贵！”
杨亿义正辞严道：“如此富贵，非所愿也。”
见丁谓仍然不走，杨亿坦然相告，如果坚持要他草制，必须“请三代”。杨亿坚持这样，就是在打刘妃耳光，抗议她伪造履历的行为。
丁谓如实回覆，真宗听了感慨道：“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杨亿不给面子，他只好另请高明。一说草制者为陈从易，一说为陈彭年。
可见真宗对刘娥一直是宠爱有加，也确实想将她立为皇后。哪知真宗在臣下面前才露了点口风，就立即招来反对声一片，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刘娥的出身。
比如，参知政事赵安仁就认为“刘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门”。沈才人是太祖朝宰相沈伦的孙女，但这时也家道中落了。才人之位低于美人，更与德妃名位相距甚远，如果刘娥所说是事实，那么刘家与沈家一样属于破落户，二人半斤八两。赵安仁否定真宗提议，劝立沈才人为后，如果没有充分证据，怎胆敢这样讲？翰林学士李迪（976—1043年）也支持赵安仁，认为刘娥“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
面对臣下的质疑反对声，真宗没有据理力争，而是置之不理。这样表现，既可能是懒得争辩，更可能是刘娥确实不是刘通之女。
不过，群臣的反对也激发了真宗骨子里的执着精神，他决定强行立刘娥为皇后。北宋草创期，皇后册礼多不行，后妃皆写册命告身，以金花龙凤罗纸、金涂褾袋，有司进入，学士院草制，宣于正殿。然后近臣、牧守、宗室皆修贡礼，群臣拜表称贺，又诣内东门奉笺贺皇后。
宋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王朝，品级不同的官员，官告用纸都不同。皇后册礼虽然从简，但制告绝不可以马虎。金花龙凤罗纸、金涂褾袋，这些只能用在后妃一级册命告身时。真宗皇帝在位时，命妇的官告用绫纸有：遍地销金斜花凤子罗纸、销金罗纸、金花罗纸、销金团花窠罗纸、五色销金常使罗纸、玉色素罗纸六种。前两种是太皇太后、皇太后官告所用纸。
鉴于反对者众，真宗决定一切从简：“不欲令藩臣贡贺，不降制于外廷，止命学士草词付中书。”于是，刘娥在任德妃月余后，低调晋位为皇后。哪知道中书接到“草词”的第二天，时任首辅的王旦（957—1017年）就告疾不朝。
王旦是真宗最信任的臣子，许多朝政大事必须要他点头同意才可以施行，“事无大小，非旦言不决”。后来，王钦若曾向真宗提议伪造天书、天瑞，真宗怕王旦反对，还偷偷给了他一坛珍珠做封口费，开了皇帝向大臣行贿之先河。
得知王旦称疾不朝，刘娥以为王相是在用泡病号的方式表示反对，于是她急忙力辞皇后之位。刘娥这样做，是担心王旦撂挑子威胁真宗收回成命。如果一旦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群臣群起仿效，自己的皇后梦就做到头了。
就在刘娥忐忑不安时，王旦却主动上疏请正母仪。原来王旦称疾不朝是真的病了，只是一个巧合。刘娥急忙推辞，虚惊一场。
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刘娥得偿宿愿，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后宝座。刘娥能做皇后，既与真宗的坚持有关，也与北宋祖宗家法有关。与唐王朝后妃“妙择天下令族”截然不同的是，宋代选择后妃“不欲选于贵戚”，最理想的对象是小官门户。
与刘娥家世一样寒微的嫔妃大有人在：太宗孙贵妃的父亲孙守斌是布衣，太宗臧贵妃从前是南唐李煜的宫人。真宗郭皇后父亲虽曾任宣徽南院使，但是家道已经败落。郭守文“卒之日，家无余财”。与刘娥一起抚养仁宗的杨淑妃，父、祖是白丁，堂弟还是个罪犯。不见史传出身寒微的嫔妃还有很多。宋代皇室与寒微之家联姻，不过是“恐其骄，骄即难教”。出身小门小户的女子“不在富贵中生，则必谨畏”。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有胆色干涉朝堂政治。
司马光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前世皆择良家子以充后宫”，“祖宗之时，犹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宫掖者”。可是到了后来，“颇隳旧制”，“致有军营、井市下俚妇女，杂处其间”。
日后刘娥垂帘听政，她为仁宗选择皇后时，也直接选择了郭崇的重孙女，郭崇虽然是前朝名将，但在短短十年间便破落，变成了“衰旧之门”。选择郭氏，理由是“庶免他日或扰圣政也”。可见，在寒微的门户中选择嫔妃，就是防微杜渐后宫干政的发生。这也是王旦身为宰相，同意刘娥登上皇后位的原因。因为他必须高瞻远瞩，为宋帝国通盘考虑事情。倘若另立一个有背景的年轻女子为皇后，将来会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与其那样，还不如刘娥做皇后。出身寒微，就不会形成后族势力，在朝堂上也翻不起什么浪花。中宫空虚已有五年，真宗执意立刘娥为后，而且有意委曲求全，如果一味反对，皇家颜面何存？限制皇权，归根结底是维护皇权利益和皇家尊严。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会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其实李沆反对，反对的也并不是立刘娥为皇后。他是在培养新君的自律观念，不让皇帝成为任性之君，如果真宗养成动辄绕过朝臣使用手诏的习惯，决非国家之福。
总之，在两宋320年的历史中，先后有九位皇后十次临朝称制，却没有出现皇后与后族势力勾结乱政的情形，与它未雨绸缪的制度有关。
刘娥虽然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却聪慧异常，记忆力超群。史称“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始末”。她成为皇后后，将后宫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处置后宫事务，“多引援故实，无不适当者”。刘娥身份地位虽然变了，但对杨淑妃仍一如从前“亲爱之”，杨淑妃对刘皇后也“无所忤”。与从前相较，李宸妃更加谨小慎微了。
刘娥将后宫治理得相安无事，真宗却忙得焦头烂额。奏章堆积如山，只好带回后宫继续批阅。真宗勤于政事，往往批阅奏章到深夜，如此一来，就为刘娥学习处理朝政创造了良机。借着陪伴真宗的机会，“天下奏封……后皆预闻之”。
刘娥虽然是个女流之辈，心思却“周谨恭密”。时间一久，真宗对她产生了依赖，有意培养她的政治才干，对于一些棘手的事情，他也愿意倾听刘娥的意见。不知不觉中，刘娥的政治才干增加了，从政意识也悄然形成。
为了感激刘娥帮自己处理政务，真宗也投桃报李：刘娥虽然已贵为皇后，但她始终为自己的出身低微而寝食难安。真宗决定帮她打开心结，为她物色刘姓大臣联宗。他特意找来权知开封府刘综，含糊其辞道：“卿与后宫近属，已拟卿差遣，当知否？”
“臣本是河中府人，出于孤寒，不曾有亲戚在宫中。”刘综听得一头雾水，老老实实回答。真宗不便明言，惟有心底苦笑。不久，刘综出知庐州。
刘娥见真宗做事不给力，索性亲自出马，为此专门召见了权发遣开封府刘烨，开门见山道：“知卿名族，欲一见家谱，说不定我和你是同宗。”
刘烨闻言吃了一惊，一迭声道：“不敢！不敢！”一连几天，也不见刘烨将家谱拿来。刘娥“数问之”，刘烨“无以对”，只好装傻充愣。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于是有一天，刘烨在陛对时突然中风，一跤摔倒在地，病还没有好利索，自请“出知河南府”。
眼见这些大臣都不配合，自己在朝堂举目无亲、势单力薄，刘娥便想起了自己的前夫龚美。
原来，按照宋代祖宗家法，对待外戚的恩荫有定例和特恩两种。定例包括大礼和明堂奏补、圣节奏补、生辰恩补、册封恩荫等数种，北宋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又行明堂礼，祀后土、皇地祗于明堂。每遇三年一次的郊礼，太皇太后、皇太后可以荫补家族亲戚四人，皇后可荫补二人；生辰恩补是每逢三后生日，可以荫补家族子弟一人为官；册封恩荫就是在册封皇后、四妃时荫补其家族弟、侄、亲戚为官的制度。
刘娥声称自己祖上曾经贵过，可是贵为皇后了，却连一个可以享受恩荫制度的亲戚也没有，不但是刘娥面上无光，真宗脸上也不好看。
很快，龚美更名为刘美，身份是皇后的兄长。不久，即因恩荫被任命为侍卫马军都虞候、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爱一个女人连她的前夫都照顾了，真宗对刘娥可算得上真爱了。
北宋王朝对待后族采取的是“崇爵厚禄、不畀事权”，恩荫多限于武职。一旦与皇家结亲，就算从前是文职，也必须改任武职。另外，虽然《狸猫换太子》将刘娥塑造成一个狠毒刻薄的女人，但刘娥实际上没有薄待李宸妃。她派刘美找到李宸妃的弟弟李用和，补三班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