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老师
虽然在“文革”时期，又是一个偏僻、破旧，条件很差的农村学校，但是，这个学校却有几位名校毕业，高学历的老师克服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在这个穷乡僻壤教书育人。现在，这几位老师都已步入老年，有的已经作古，对他们在这片热土上做出的贡献，我们这些学生不会忘记。
1965年，我考入大言寨高小。高小，就是小学五、六年级。当时，每个村都有一所小学，办一至四年级，五、六年级升入高小。一个公社一所高小，每年招一个五年级班，约40个学生。1966年“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正规的教学秩序打乱了。直到1968年，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每个公社办一所“五七中学”，把我们1965年升入高小的和1966年、1967年应该升高小的三届学生，一并升入“五七中学”的一年级，也就是初中一年级。 在原来的高小校址、校舍，升格创办中学，高小就不办了，五、六年级在村里小学上学， 叫“六年一贯制”。尽管原来仅有的几位高小老师就地变成了中学老师，但老师还是不够。那个时候，每个县都有不少知识青年正在下乡劳动，县里就从知青中挑选了不少高学历的知青补充到教师队伍中来。
宁宣城老师是天津市人，他是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他的中文功底深厚，写作水平很高。他开始给我们讲课的时候还没有正式的课本，他就给我们讲当时的样板戏剧本，讲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样板戏台词，让我们从中学习语文知识。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宁老师上作文课，他布置了一篇作文，交作业后，宁老师说我这篇作文写得好，字写得工整，书面干净，满分100，他给我打了110分，并且挂在教室后边的壁报栏里，让同学们学习。此后，每期教室的黑板报和学校院里的黑板报，都叫我书写。后来，宁老师调到了县文化馆，从县文化馆调到了省花山文艺出版社，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等文艺作品，成为当代著名作家。
郑贵修老师是河北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他给我们初学物理知识的学生讲课，尽量把难懂的物理知识变得简单一点儿，直观一点儿，能听懂，能理解。后来，郑老师回到了县教育局。再后来，他被提拔担任了县委副书记、邯郸市劳教所政委。前几年，这位好老师，好领导去世了。
郭永斌老师是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的，他学的是化学专业，教我们的化工课。郭老师老家是邢台威县， 他先后在孙堡营中学，大言寨中学，后在县一中当老师，约在鸡泽工作10多年时间，后来调回了他的老家威县师范学校。近日，素不相识的郭老师的兄弟郭东尚给我《简书》留言，说郭老师是他哥哥。他还告诉我，郭老师2002年去世了，享年61岁，威县师范高级讲师。
曹永年老师也是天津市人，他是天津师范大学毕业的，他学的是物理专业。曹老师后来调到鸡泽一中，从鸡泽一中调到了邯郸市财贸学校。近日，我在邯郸见到了曹老师。曹老师今年80岁，身体很好。
王慧珠老师是北京市人，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专业。她虽然学的不是基础学科，但她基础扎实，学识丰富，数学、语文课都拿得起，讲得很好。我记得他还给我们讲过几篇古文，讲的很透彻、很明白。那时候，学生参加劳动较多，王老师就在劳动时给学生讲作物栽培，作物管理，作物的病虫害防治。后来，王老师随丈夫调到了山西工作。
这几位老师中， 郑贵修是曲周人，郭永斌是威县人，他们是从农村考入大学的。宁宣城、曹永年、王慧珠，都是在大城市长大，在大城市读的书，没有在农村生活过。 那时候，学校的条件很差。教室和老师宿舍，是停产下马的一个化肥厂留下来的旧车间、旧房子，破败、潮湿，四壁透风。 冬天， 他们就用旧报纸把墙壁糊一糊，抵御风寒。学校没有机井，吃水是从不远处的“文革渠”拉来的，刚拉来的水是浑浊的，要放一放，澄清泥沙才能饮用。我记得，当时学校没有茶炉，老师和学生一样，喝的都和是颜色发红的熬锅水。 当时，象他们这些名校毕业，高学历的人还不多。但他们这些优秀人才在这样一个艰苦的地方，面对程度不齐，基础不好的学生，却非常投入、非常敬业。
我记得曹永年老师上课，不厌其烦的地在黑板上写，尽量叫学生多理解、多掌握一些知识，一堂课下来，脸上、衣服上，都是粉笔面，有时他忘了剃胡须，我看到他的胡须上也粘着白色的粉笔面子。这一幕，我还记得很清楚，终生忘不了。
(据我记忆，“五七指示”的大意是，毛主席看了林彪的一个报告，做了一段批示，说部队和工厂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部队要学工、学农，工人要学文化，学生也要学工、学农、学文化，一业为主，兼学别样。这之后，就有了学校“复课闹革命”，算是开课了。后来，还有“五七干校”、“五七工厂”、“五七干部”下乡等。“五七指示”是当时的一个热词。)
作者赵金海
2017年2月24日修改
2019年1月3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