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我个人主张“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观点，并认为每个地区的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我认同藏传佛教经院教学的系统性，密宗理论的独特视角和丰富性等等，但是极度反感那种过分的个人崇拜和夸张的神话色彩，以及因此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鉴于由此产生出狭隘的个人喜好和盲目崇拜，不理智不客观，过分抬高藏传佛教尤其是密宗的地位，轻视乃至于贬低汉传以及南传佛教，喜好比较高低而产生的“党争”言论，为了打击这种傲慢和偏见，特找出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分析来作为对比:
据国外专门调查机构统计，全球的佛教徒数量大概近5亿，其中50%在中国，而据另外对西藏佛教的统计数据中，西藏寺庙的数量总数大约一千七、八百左右，不包括苯教的话，僧侣数量是4.6万人左右，而汉传佛教，据2010年全国寺庙名录的不完全统计，大概有2万多所寺庙（应该包括藏传），僧尼人数，1997年前的宗教事务局统计是20万左右，从每年受戒人数的递进到现在（2018年），估计总数到了60万左右。“佛教在现代世界的三个主要分支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和密教。虽然没有关于佛教各分支人数的准确统计，但是大乘佛教被普遍认为是人数最多的一支，因为它流行于佛教人口大国，主要在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第二大分支是小乘佛教，主要集中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国家。密教，三个主要分支中最小的一支，集中在中国西藏以及尼泊尔、不丹和蒙古”。 ——摘自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12年12月18日发布了《2010年全球宗教景观——世界主要宗教的规模与部分》
当前西藏的总人口数在300万左右（包括在西藏的其它民族），全国藏族人口数大概在600万左右，对比起庞大的汉民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总和，比重很小，即使从历史上来看，已经进入佛教发展高峰时期的唐朝人口总数大概在5000到8000万之间，而刚刚传入佛教没多久的吐蕃王朝人口即使在最盛时期也不过大概在350万，其中包括占领区非藏族人口（引自《吐蕃王朝人口研究》）。汉明帝建立第一所佛教寺庙至唐朝，佛教已经经历了6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很多宗派，以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辉煌，而西藏吐蕃王朝建立到松赞干布之前西藏佛教还未传入。西藏后弘期（公元970年左右）时代，大量印度高僧入藏，翻译经典，教授佛法，对保留后期印度佛教典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中记载，西藏后弘期迎请阿底峡尊者入藏，“这一时期总共有150人印度留学……，较前弘期留学人数56人增加了二倍……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等国前后来到雪域藏地弘法的班智达有73人，比前弘期22人多两倍多。”
相比来说，汉传佛教中西域来华僧侣，无法统计确切数量，见之于高僧传影响颇大者有上百位，其它名不见经传的，仅仅在“魏宣武帝时，北印度菩提流支三藏来朝，帝迎居于洛阳永宁寺，译十地论，净土论等。宣武帝通达教理，对弘扬佛教不遗余力，故西域沙门来华者多至二千人，国内寺院多至一万三千余所，沙门总数逾二百万，是为北地佛教最盛时代。” （ 摘自《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遑论其它历朝历代，不可数计。
而相对于西藏于印度接壤不同，中原至印度路途遥远，凶险万分，即使如此，自汉以来，西行求法络绎不绝，仅有典可查人数，据《中印佛教交通史》：“歷代西行求法高僧，其人数多达二百人左右。其中有已到印度学成后，安返中国者，若法护、法显、玄奘、义净等四十二人。亦有已到西域而未到印度者，若朱士行、慧常、慧嵬等十六人。有未到印度而中途逝返者若法献等；亦有未到印度而死於道路者，若法兰，慧景等三十一人；有於留学中病故者，若会寧、师鞭等六人。亦有学成返回中国，然后再往，死於印度者，若玄照、智严等；有死於陆路者，若道生、玄会等；亦有死於海道者，若常愍、道普等，种种险难不一。”无典可查，则不知凡几，其中，法显、义净、玄奘为翘楚，玄奘更是空前绝后，成就不可超越。
总所周知，文化的发达发展是在于民众风尚的推动，而人才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基石，教育程度，人口基数，经济规模，国力强弱，又是影响人才素质和数量的重要因素。虽然人口基数不能代表少数的天纵之资在质量上的优劣，如藏传密勒日巴尊者，宗喀巴大师，汉传智者大师，慧能祖师、窥基、贤首、道宣、慧远之流，但在数量上却是有明显优势的必然。
在这一组数据的凸显下，本人并不想下什么孰优孰劣的结论，只不过希望那些狂妄无知者的偏见和傲慢可以有所收敛。
这组数据，同样适合警策那些指责大乘佛教非佛说，唯南传佛教为正统、为纯正之论的狂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