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讲的“以美启真”，即自由直观。它包含知性而大于知性，它是大于知性概念的想像力活动。禅宗说可解而不可解，Kant《判断力批判》说“无目的的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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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以美启真”也即是认知对偶然性的开放。李泽厚不断提示，“实用理性”可以与后现代某些合理部分相衔接来重建理性。
后现代的反理性造反的一个主要对象是理性决定论。与决定论相对立的就是自由。何谓“自由”？自由对理性主义者如Hegel言,是对必然的认识。沿此线索，对马克主义是对必然的认识而实践，都是以知(认识)的自由为行(精神的行或物质的行)的自由的前提。在这里,自由虽可以属于物质实践的行,但毕竟以理性的“知”为前提条件。它突出的是知行问题的必然性。
遵循Hegel和Marx，将“自由”规定为认识必然或认识必然行动，显然过于机械、理性，容易走入决定论。将“自由”规定为不可预计的“尝试—错误”则太盲目，太随意，实际乃自发论（hegel本来就强调“自发秩序”）。但后者重视偶然性与前者重视必然性，在“实用理性”里，刚好可以相互补充。
这个相互补足的具体论点，就是李泽厚讲的“以美启真”，即自由直观。它包含知性而大于知性，它是大于知性概念的想像力活动。禅宗说可解而不可解，Kant《判断力批判》说“无目的的目的性”。前者由于是宗教，更倾向于不可解的神秘；后者因为是哲学，更倾向于可解的理性。前者更就个人体验说，后者更就人类成果说。其实二者都相当接近于李泽厚所讲的“以美启真”的自由直观，它是思维的原创性契机或源泉。
Darwin 指出，自然界的竞争，并无必然法则可寻，关键正在个体偶发，是个体的自发变异开放着进化的必然。个体为适应环境所作的奋斗、努力，可以造成种类的革新和延续。在人类，亦然。个体所具有的意识(包括无意识)的这种偶然性和自发性，正是包含情感、想像在内的合理性，而与审美相通。它可以表现为灵感、顿悟种种形态，而与以概念、范畴为形态的理性认知相区别。“以美启真”正是这种领悟、感受、体验和把握，而非普遍、抽象的认识和理解。“以美启真”可以成为对个体独特性的开发，亦即对人的自发性、偶然性的开放，这即是自由。尽管个体是历史的儿女，心理是文化积淀的产物，但由于个体由先天、后天的不同从而所积淀的文化成果有巨大差异，这种由个体承担的偶然性，便极具个别性、差异性、独特性、具体性和多元性，成为实践操作活动中和认识思维领域中创造性的真正源泉和动力。个体存在的价值在这个认识论中也鲜明地凸显出来。比如，此在时间的主体性是这偶然的创发性。关键在“此”，这个独一无二的此时此刻与世界、与自然、与他人相联的存在。这个存在既是客观的历史成果；却又是主观孤独的处境，更是向前原创的基地。只有它，能超越那普遍必然的客观社会性，不断开创出自己(扩而及于群体—人类) 的自由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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