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前，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种“新形象”，这就是在平等自由思想熏陶下的新女性，她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社会地位、受教育的权利等等美好事物，敢于同封建社会上一切不平等、不自由的势力彻底决裂，
“话剧”作为一种西方的艺术形式，传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但依然在近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戏剧作家、作品众多，也呈现出流派纷呈的态势。然而，因为这种艺术形式在当时尚处于肇始阶段，真正成功的作品和理念其实并不多，一般认为，曹禺话剧《雷雨》的出现正是中国话剧在西洋话剧影响下，由模仿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种成熟就体现在“蘩漪”这一形象的鲜活上。它不仅仅是“新女性”要求平等权益的反映，内里还有着曹禺对当时社会各种思潮激荡下所形成之态势的反思。普遍观念里，“蘩漪”体现的是“新女性”在强大的封建压迫下最终失败的悲剧，但是如果仔细考量这个人物，其背后却有着曹禺对“新女性”这一群体命运的思考与批判。
蘩漪形象的诞生，跳出对西洋话剧的模仿和对现实社会的烛照
中国封建社会里，重男轻女的现象十分严重，但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在新文化运动中能够唤起女性自身的崛起和抗争意识，这就相当于在根本上撼动了封建思想的根基。所以这一时期，各戏剧家创作“话剧”作品时，就自觉地吸收了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风格，模仿其《玩偶之家》等话剧模式进行创作，用西洋话剧来反思中国社会的弊端，烛见中国旧社会封建家庭的罪恶。
曹禺与其他剧作家不同，他是真正上台演过话剧的，他真正懂得话剧的情节营造、舞台布置等等细节，这种经历和莎士比亚十分接近。只有真正地去实践过，才能更好地去创作。所以，《雷雨》的写作是一种由内心情感推动下的水到渠成。
在《雷雨·序》中，曹禺如此表述其创作动机：
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未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窟，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正是因为曹禺对于戏剧艺术的专注和对于社会症结的敏感，所以才在无意与有意之间的懵懂状态下，创作了这部轰动一时的《雷雨》，1936年在上海公演三个月，场场客满，对当时的社会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雷雨》的成功也表明，当时的社会真正需要的作品不是揭露封建家庭的罪恶，而是对这种罪恶产生的根源与弊病所进行的反思。
曹禺通过“蘩漪”这一个新时代女性形象在过去与现在、封建与自由两场大戏中所受的压迫，来表达对于旧封建家庭的愤懑。而仔细分析人物行为，可以发现，蘩漪抗争的失败并不是其所追求理想的破灭，而是她在获取自身权利的时候，采取了不正当的行为。也就是说，以蘩漪为代表的新女性在追梦的过程中走上了一条偏激的歧路。
《雷雨》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此，它不仅在揭露和反思造成社会悲剧的根结，更是对值得我们同情的“新女性”进行合理地批判。
《雷雨》“三一律”下的时间欺骗性，“蘩漪”对抗的是两个时代的压迫
“三一律”是一种历史久远的话剧创作手法，对话剧创作有严苛要求，即只讲述一个故事，只有一个地点，所有情节要发生在一天之内，所以叫做“三一律”。因为是一种固定模式，易于模仿，所以在话剧刚刚传入中国的阶段，很多话剧创作都采用这一模式。但又因为这种要求限制太多，所以一般情况下，对剧本适当地调整都属于合理范围。
《雷雨》的故事发生在上午至次日午夜两点，内容就是周氏家族内部的矛盾，只不过故事的地点分作了周家和鲁家两个地方而已。这是典型的“三一律”变通的创作方式，也使得情节紧促的《雷雨》具备了时间上的欺骗性。
周氏家族内部的冲突，是酝酿了三十年之久的一次偶然爆发，将三十年的旧事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引爆出来，信息量的暴增会让观众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也就更能暴露出话剧所要揭示的深刻内涵。
这种冲突在周朴园年轻时代与鲁侍萍的一次懵懂爱情中埋下伏笔，两个人的不同命运造成了两种悲剧，却在三十年后同时压迫在了局外人“蘩漪”的身上。
周朴园经此一事变得心灰若死，完全消磨了其年轻时代的激情，转而沦为封建家庭制度的忠实维护者，他所坚守的秩序其实就是造成其年轻时代爱情悲剧的根源。他曾经屈服于这种死水一般的家庭环境，所以他总是用一句话来麻痹自己：
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
正当他自己都开始相信的时候，鲁侍萍的出现让他久如死水的心境荡起了涟漪，这也说明了此等封建家庭秩序并不能扼杀人性美好的一面，只能将人性扭曲成罪恶的嘴脸以呈现。
而鲁侍萍的自杀未遂，三十年后仿佛命运的指引再次与周家发生了纠葛。不同于周朴园的妥协，她选择了逃避，并且对这种黑暗的制度有着极大的警惕性和畏惧感。所以她在遇到周朴园的时候虽然内心有震动，但却极力避免二者相认。而在得知女儿四凤喜欢上的是周家长子周萍，她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悲剧即将重演，所以她匆忙的准备逃离的行径就显得很自然。
讽刺的是，这段三十年前的公案所造成的影响，最终的迫害却压在了一个局外人蘩漪的身上，两个曾深受封建家庭制度压迫的受害人，如今却成为了残害无辜者的凶手。
周朴园经历了年轻时候的挫折，用自己经历过的痛楚来维护着封建家庭秩序，其实就是对年轻的蘩漪进行完全的管制。周朴园通过让蘩漪的绝对服从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获得掌控家族的快感，这是三十年前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压迫，终于在蘩漪身上爆发开来。
而鲁侍萍带领其女儿四凤逃离的举措，更是直接让周萍与蘩漪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与激烈，也成为了蘩漪与周朴园直接对抗的导火索。三十年前的一件旧事，变成了当下时代悲剧重演的先声，“男尊女卑”的传统模式和封建家长制度对蘩漪进行了双重的压迫。
面临着这两个时代的压迫，蘩漪作为一个接受新思想的新女性，为了争取自己个性的解放和人格的独立，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抗争。
然而她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抗争却踏上了一条极不理智的歧路，即她并没有从正面抗击所承受的压迫，而是将自己的痛苦转嫁给了和她一样无辜的人。
蘩漪对抗压迫的方法，代表着“新女性”的抗争走上了一条歧路
虽然面对着新旧两个时代的压迫，蘩漪有明显的抗争意识。但如果仔细考量她所采取的的抗争方式，其实就是抓住周朴园儿子周萍不放而已。
在她这种“新女性”的观念里，认为造成其受压迫的根源是封建家庭等级森严的秩序，所以她和其名义上的儿子周萍相好，正是想通过造成违背人伦道德的既定事实来进行反抗。这种行为虽然是对封建家庭秩序的一种挑战，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蘩漪非但没有使自己走出困境，反而将周萍拉入了火坑。也就是说
这种心理在故事的下半场更为鲜明。周萍终于想要脱离这场违背人伦的关系，想要追求自己的爱情——四凤，不想再参与蘩漪与周朴园的对抗，这直接导致了蘩漪的疯狂。
如果从反对封建家庭秩序的角度来看，一个周家的大少爷喜欢上一个仆人的女儿，这种剧情和三十年前周朴园与鲁侍萍的故事如出一辙，都是为封建家庭秩序所不容的关系，其本身就是对周朴园所固守的秩序最为激烈的对抗。蘩漪如果真的想打碎压迫她的封建家长制，恰恰应该支持周萍与四凤的爱情才对，而不是坚决地反对。
这就表明，蘩漪不止是反对压迫她的封建家庭秩序，更有着自己的私心。她真的很爱周萍吗？如果这种感情是“爱”，就不会有违背人伦道德之事的发生，毕竟这无关乎封建家庭秩序，而是被任何文明社会所不容的存在。蘩漪之所以抓住周萍不放，其实就是不想让周萍脱离自己的掌控而已，她在周家需要一个“盟友”来和她站在一处。
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正是当时“新女性”争取自身利益时的疯狂表现。之所以出现如此悲剧，是因为她们选错了敌人。蘩漪将抗争的枪口对准的是冰冷的秩序，而没有意识到这种秩序的背后是扭曲的人性。真正的抗争应该是对维护此等秩序的扭曲人心进行拨正，而不是摧毁死物一样的秩序。
封建家庭秩序是死的，它可以因被维护而长存，同样也可以因被废弃而消失，决定其存续与否的关键还是在于人心。
蘩漪这种“新女性”形象在文学史中不是个例，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同时代小说中也时有体现。提倡“男女平等”，提高女性社会地位，保障其合法权益一直是新文化运动之后长盛不衰的主题。但一种新思想的倡导，必然会伴随着不断地尝试与碰壁，经历了诸多失败之后方能找到正确的道路。
《雷雨》中蕴含着对“新女性”批判的成分，正是曹禺对当时社会“新女性”群体命运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