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文化——大运河文化带非遗大展暨第四届京津冀非遗联展”，自6月9日以来正在全国农业展览馆1号馆和11号馆进行。除了大运河沿线8省市非遗精品，在展场内位置最显眼、占据展位面积最大的，当属各类平台型企业和机构。套用一句广告语，这些平台“不从事非遗产品的生产，只是传统技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搬运工”，但这些“搬运工”却助力非遗获得了更广阔空间。(6月11日《北京日报》)
非遗传承，既需要非遗传人不断创造新的非遗产品，更需要拓宽非遗传播渠道，让非遗文化传播得更广阔更久远。在我看来，非遗几乎都是濒临灭绝的文化，能出新品的不是很多，所谓的传承，都是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让非遗传播得更久远。所以，搭建起一个非遗传播平台意义也非常大。比如，永新华韵的“华韵工坊”，既不创作、也不提出设计意见，专门作为渠道推广大师的品牌。永新华韵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在前门大街主街和内街设有工美店铺、展览中心、演艺空间、教育培训、大师工坊等，共二三十个开放性展示空间，总面积逾2万平方米，日客流量可达8万人以上，为非遗传播奠定了市场基础。
“蝴蝶妈妈”是关于苗族始祖的古老故事，这种民间故事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广为传播并不容易。北京设计学会相关负责人邱翼重介绍，首都约有80所高校设有设计专业，设计学会作为平台型机构，联络其中35所，引导学生们以当代设计语言讲非遗故事。在设计学会的鼓励下，来自山东的木雕传人还在清代、民国木雕精品的基础上做出拓片。邱翼重说，“毕竟能买得起非遗传人制作的木雕的人是少数，但是拓片既保留了部分文化内涵，价格又能被大众接受，也能起到文化传播作用。”这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如何传承是一门大学问，不可能一个模式，我们需要创造性地传承，或做出拓片，或模仿下来，或把声音记录下来等等。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更应该利用互联网+高科技的方式，把非遗逼真地记录下来。比如，用纪录片的形式，把非遗尽可能地全方位立体地全部记录下来，一是让当代人和后代人更全面地了解非遗文化；二是等待科技的发展根据记录复原或发展非遗。很多非遗面临失传，有人为传承方式的问题，也有技术发展的问题，谁也不敢保证技术发展了就不能传承和发展。
非遗传播需要“搬运工”精神，尤其是科技不怎么发展的今天，对非遗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非遗传承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非遗保护工作要做的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延长非遗的生命，让非遗传承下去，让非遗尽可能地为人类服务。有人建议，非遗进课堂，把保护上升到传承的高度，或许这是最好的保护。将非遗保护与现实对接，我以为是非遗传承的最佳选择。我们说非遗保护之所以难，难就难在非遗很难再次走进现实，而有些非遗是能走进现实的，只是现实生活不需要了，因而没有人愿意再做这项工作。如果让更多的非遗能从非遗名录中走下来再回到现实，这才是非遗传承中的一件幸事，我们应该致力于此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