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交流,是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

“夷夏之防”不是不可逾越的墙中华文化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显然是受赐于“

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交流,是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但是,在中华文化中,也出现过阻碍民族文化交流的观念,“夷夏之防”就是这类观念之一。前面说过,至迟到西周,就形成了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与中原地区华夏族并存的民族格局。华夏族相对于周边的夷蛮民族来说,社会要进步,文化要发达,这就造成了中原民族的优越感和排他性。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公元前587年(鲁成公四年),鲁成公姬黑肱从晋国返鲁之后,不满于晋国,打算叛晋而与楚国结盟,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即季文子)在劝谏时,引述了西周时代史佚的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大概是最早提出的关于“夷夏之防”的观点,它成为以后一些人排斥外来民族及其文化的重要依据,也是现代一些学者得出中国文化具有保守性和排他性的重要依据。“夷夏之防”确实是阻碍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中华民族与外来民族交往的一道墙,但是,它并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如果打开历史,在各个历史时期,我们都会看到越过“

夷夏之防”这道墙而出现的民族交往、民族交融的景象。汉民族就是在不断打破“夷夏之防”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季文子剧照

夷夏之防”在西周末年、东周初年就开始被打破。春秋时代的秦国,是原“东夷“民族的一支迁徙到西方所建立的,所以它很长时间不具有华夏民族的资格,不能参与中原诸侯国的会盟。公元前771年,犬戎族攻破西周都城镐京,秦襄公抓住这个机会,派兵与卫国、郑国等中原诸侯国一起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由于护送周平王有功,秦国取得了成为诸侯国的资格,可以参与中原国家的会盟,终于突破了“夷夏之防”,进入了华夏文化圈。东南方的吴国和越国,本来也是“断发文身”的蛮族,后来也接受了中原文化,并依靠军事力量参与中原诸侯国的会盟和霸主的角逐,于是也进入了华夏文化圈。

秦襄公剧照

南方的楚国是芈姓,属于“荆蛮”国家,并且自称“蛮夷“。到楚庄王时,楚国强大起来,打败了晋国,迫使鲁、郑、陈、宋等国先后归附,成为中原霸主,于是也俨然成为中原国家。还有很多西周时代不属于华夏文化圈的小国,春秋战国时期先后被较强的诸侯国兼并,它们也随之进人华夏族文化圈。秦、汉王朝的建立,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广袤的版图更为打破“

夷夏”民族界限、促进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于是,以原来的华夏族群为基础形成了更为紧密的民族实体:汉族。汉族形成以后,并未结束中原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交往和融合的过程,相反,汉族正是因为有少数民族的不断加人,才发展成为现代汉族的。

楚庄王剧照

汉代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唐王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以及元代、清代,都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交往频繁时期,也是汉族从少数民族不断补充血液、得以发展的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说:“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更是对“夷夏之防”的明确否定。为什么一方面讲究“夷夏之防”,一方面又不断突破“夷夏“界限?如前面所说,其原因存在于古人的民族观中。古人的民族界限,也即他们所“防”界限是文化,而不是种族。就像唐代韩愈所说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南宋学者罗泌也说:“《春秋》用夏变(于)夷者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唐太宗李世民剧照

也就是说,只要在文化上认同,就可能在民族上融合。文化吸引力成为民族融合和凝聚的基础。在西方,从文化角度看民族问题是近代的事,但在中国古代,则是一以贯之的思想。华夏文化相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来说,虽然是强势文化,但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方面都优越于周边民族。华夏民族也需要用少数民族文化丰富自己、发展自己,才能使汉民族永葆活力。承认华夏民族的不足而主动向少数民族学习,较早也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可能要数赵武灵王雍的“胡服骑射”。“胡服骑射”首先是一次军事改革。当时,中原国家的主要兵种。是步兵和“车兵”,车战是重要的作战形式。

赵武灵王雕像

战车的多少,甚至成为评价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标志,出现所谓“万乘之国”、“千乘之国”(即有一万辆战车的国家、一千辆战车的国家)的说法。诗人屈原在《国殇》一诗中,为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一次车战的画面。他写道:战士们手里拿着吴戈啊,身上穿着犀皮甲,战车与战车交错啊,刀与剑短兵相接。旗帜遮蔽了太阳啊,敌人像乌云涌来。箭与箭飞舞交坠啊,战士们勇猛争先。人冲击了我的阵地啊,践踏了我的队列。左边的马已经死去了啊,右边的马也受了伤。战车车轮被陷住啊,战马被绊住了马足。鼓手仍然举起鼓槌啊,敲响震天的战鼓。上天看着战场也怨恨啊,神灵们也不禁愤怒。残酷的杀戮结束了啊,战士的尸体抛弃在漫山遍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