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同学们，大概很少听过《中庸》这个名称了，如果是在中年以上，五六十岁的人，有些一提到《中庸》，还会拿它来当笑料，甚之，还很感慨地说：中国人就是被《中庸》所误，所以弄得国家民族百年来吃尽了苦头。但你如向他请教什么是“中庸”他又说不出具体的道理了，因为他们也没有好好读过《中庸》，更谈不上彻底研究《中庸》了。
一般人们所谓的中庸，大概就是马马虎虎，糊涂敷衍的意思。也正如现代人用湖南话来说，就是和稀泥;用上海话来说，就是捣浆糊。万事得过且过，不必太认真，大概像煞有介事就可以，那便是中庸之道了。比较好一点来说，只要不左不右，应付得过去，自己不做任何确定的主张，做个随波逐流的滥好人，便是中庸之道了。这样地理解《中庸》，这样地用《中庸》，当然就会使人个个成为庸庸碌碌之辈，所谓国将不国，的确是误国之学，实是不值一谈。
其实，《中庸》是一本书，它是传统五经《礼记》中的一篇文章，在宋代的时候，被当时的儒家学者们特别抽出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起来叫作“四书”，从此影响左右了中国千年来的民族文化。这个历史的故事，我在讲《大学》的时候，已经有比较简略的交代，不必再说了。
《中庸》一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子思名伋，也便是承继孔子学问心法的弟子曾子的学生。曾子作了一篇《大学》，子思作了一篇《中庸》，都是传承孔子一系儒家学问心法的大作。
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孙
子思生当中国春秋时代的末期，也就是战国七雄争霸的开始时期，大约在公元前四百九十年之间，比西方文化希腊上古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出世早八十多年。子思在幼年时期，孔子还在世，他是曾经亲自受到孔子的教养，但他却从曾子那里接受学问教育。所以说，子思是曾子的学生，后来的孟子，便是子思的学生。
子思为什么要著《中庸》呢?我们根据孔子后人所著《孔丛子》一书的记载资料，子思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后世疑为六十岁之误，考证难详)，到了宋国，宋国的大夫乐朔和他谈论学问之道，话不投机，乐朔对他表示不高兴，就叫人去围攻他。事情被宋国的君侯知道了，亲自去救出了子思。因此子思很感慨地说：“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孔子)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但《孔丛子》又记载“子思作《中庸》之书四十九篇”，这正如子思所说，读古书要知道训诂之学了。古文所说的“篇”字，是从竹从扁。换言之，在子思的时代，作书写文章，是把字刻在竹简上面。所以说《中庸》共有四十九篇。后来宋儒朱熹把它割裂分编成三十三章，这便变成了《大学》、《中庸》朱注章句之学的起源，并非是子思的原著。但要真正对《中庸》原著考证起来，实在也并非容易的事，我们也只好各说各的了。
那么《中庸》一书内涵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明白地说，是以孔颖达所引用汉儒郑玄的解释为最恰当平实。所谓：“名曰中庸，以其记中和之用也。庸，用也。”《中庸》一书的中心要点，便是子思提出学问修养的主旨，必须先要做到“中和”的境界，才能明白天人之际心性相关的道体和作用。
换言之，子思作《中庸》，他是继承祖父孔子的心传，阐述其师曾子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内明”和“外用”之学。由他提出“中和”才是“明德”、“止于至善”的境界。“君子而时中”、“不可须臾离也”，才能到达“知止而后有定”，乃至“虑而后能得”的七个学养工夫的次第。“慎独”与“诚意”，便是“内明”、“外用”之间，兼带身心修养的妙用。然后用之于入世的行为，必须具备智、仁、勇的三达德，才能真正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
明白了这个原则以后，就可知道《中庸》所谓的“中”，必须以中州音和鲁南一带的发音来读，等于打靶或射箭的中了的中（音仲）发音一样。庸呢？就是用。
本文选自南怀瑾著《话说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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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义。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南怀瑾先生以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传道授业精神，在台湾、香港等地开始讲述“四书”，其中他对《论语》的讲述整理成《论语别裁》，于1976年出版;对《孟子》七篇的讲解则经其弟子友人整理出版，陆续以《孟子旁通》(《梁惠王》篇的讲授)《孟子与公孙丑》《孟子与离娄》《孟子与万章》《孟子与尽心篇》《孟子与滕文公、告子》的名义出版，前后间隔达三十余年;1996年南先生用讲话的语气撰写《原本大学微言》，经周勋男整理后于1998年出版;1998年南先生寓居香港时又亲自撰成《话说中庸》，本拟继《原本大学微言》之后出版，因人事变迁和其他种种因素一拖再拖，直至2015年才由刘雨虹老师整理后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