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御书洪咨夔〈春秋说〉论隐公作伪事》卷 成交价5712万元
【作品鉴赏】
汉代以降，春秋之学即成显学，不仅论者、著者纷纭，至如过江之鲫，且论著日繁，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后世治春秋学者，其盛有两期，宋明及清，而清代尤以干嘉最为特出。不过干嘉之学风行，今人一般认为是统治阶级出于镇压和笼络羁縻臣民政策的需要。雍干时期，出于对相对稳定的统治的维持，上层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乾隆时期更借修纂《四库全书》之机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诗文奏章中亦不敢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以免遭致杀身灭族惨祸，于是皆倾其一生治经，寻章摘句，逃避现实。
至于干嘉之学的奠基者，今人多以为属清初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其盛期则为干嘉时的吴派惠栋和皖派戴震，尽管已经与顾炎武等人开创的“经世致用”的学风相去不啻天渊。至乾隆即位，更大力提倡经学考据，当时名公如阮元、毕远等也出而倡之，流风所及，天下翕从。不过，一般人很少关注的是，乾隆本人在力倡同时更身体力行，开干嘉学派学风之先，此卷收于《石渠宝笈》的乾隆《御书洪咨夔〈春秋说〉论隐公作伪事》即为其中力证。
但乾隆选定经学史上籍籍无名的洪咨夔《春秋说》当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洪咨夔（1176-1236）字舜俞，南宋晚期人，博学善文，尤专经学、诗词，有《春秋说》3卷。洪氏素以才艺自负，为官耿直，屡次上书直陈弊政，尽管有宋理宗曾御笔称誉他“鲠亮忠悫，有助新政”，但不见容于权贵，宰相至州县无不捃摭其短”，至于“十年不调”。非大家、性忠直，其字（舜俞）又深得直以尧舜自居的乾隆之心，正好为臣下治经做足表率。此外，书此卷前一年，即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皇帝曾敕修《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上下12卷，收录前朝死节之臣如史可法等，并一一等阶，其用意自不在纪念；而洪咨夔生当南宋晚期，虽未死节，但忠直耿介，与此书所倡大抵不差，因此撷出，可见其心。
而就治经的格式、议论、评摘等内容，乾隆此卷也做足了垂范姿态。所谓“隐公作伪”事，不过是《春秋》开篇所说：“（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王正月”既是《春秋》之始，也是春秋学之始；只有回答了到底是“哪一位王的正月”，才能继续治经。历代学者皆以此为涉及国本的大问题（其核心纠缠于孔子为何不书隐公即位，则隐公是正常即位还是夺桓公位），解经注疏而聚讼纷纭，至今未有定谳。乾隆以此垂范，心思不可谓不缜密圆熟，而选材不可谓不处心积虑。尽管其议论其实可有可无，并无是处，但其评摘倒是极为大胆，所谓“注疏家愈远愈奇而愈不得其正”、“拾人唾余而以为自出己见”，并非洪咨夔一人如此，千载而下治经者几乎莫不如是，而这其实也是后来干嘉学者的通病。
出于自炫的目的，好大喜功的乾隆并亲题“论辟唾余”引首于上，似对自己此论颇有沾沾之意。事实上，乾隆之论，不过是他自己“拾人唾余而以为自出己见”的绝妙注解。当然，尽管如此，此卷对其后蔚然形成的干嘉学风的首创之功却是不可埋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