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躲开所有的追债人，安抚完所有的摄影师之后，谁又能预料到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会是什么？听闻你关闭了“聚光灯”（Limelight画廊），我的心都碎了。再等一等，摄影可就要大步进军艺术界了啊。” 在2018年写给海伦·吉（Helen Gee）的一封信之中，曾任苏富比纽约拍卖行摄影部门主席丹尼斯·贝瑟尔（Denise Bethel）这样遗憾地说道。
聚光灯画廊被关闭，已经是五十七年前的事情了。海伦也于2004在曼哈顿的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去世，享年85岁。在她1997年出版的回忆录《聚光灯：一个50年代格林威治村的摄影画廊和咖啡馆》（Limelight：A Greenwich Village Photography Gallery and Coffeehouse in the 50’s）中，她以幽默和直率回忆起那段缺乏帮助、面临破产威胁和野蛮工会官员的画廊最后的日子。
这一切，可能要从1954年说起——那一年，一个在格林威治村靠近Christopher街，因谋杀案而被废弃了七年的夜总会空间，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摇身变成了一间干净明亮的摄影画廊兼咖啡馆。
“聚光灯”外部。
单身母亲海伦
海伦本命海伦·温默（Helen Wimmer）。十六岁时，与美籍华人画家朱沅芷（Yun Gee）在一起的生活，是幼年丧母、个性羞涩又孤独的海伦从十岁那年就开始盼望的。这似乎与她的人生志向十分吻合——在公共图书馆发现了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的自传之后，海伦也决心要为爱与艺术而活。
在一次朱沅芷受邀到巴黎举办展览后，为了可以加入他，海伦开始兼职几份工作的打工日子。也是借着这个契机，她得到了在Whelan Studios（也称美国摄影公司）的照片修饰工作——后来，她形容那时候修饰逝者照片的工作是“让死去的人复活”。1942年，海伦与朱沅芷结婚，直到她怀孕三个月时，朱沅芷才崩溃了——他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且没有治愈的机会。等到这个名为Li-lan的女孩被生下来，并且朱沅芷的病情严重到了行为接近暴力的时候，海伦带着两岁的Li-lan、婴儿床、一些衣服和几本书离开了，那时候的她几乎身无分文。
海伦与朱沅芷的女儿Li-lan后来也成为了画家，其作品在不同的文化与历史背景影响下，与父亲颇为不同。
在华盛顿广场公园喂奶时，海伦偶然结识了《今日女人》（Today’s Woman）杂志艺术总监约翰·英格里（John English）的妻子佛朗西斯（Frances），借由这个机会，她得以重新接触摄影，做一些修图工作。然而找寻更多的相关工作对于初学者来说依旧困难，她必须精进自己的技术，1951年时，她才渐渐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她搬到了市中心，拥有了自己的一个秘书，并可以送女儿上私立学校。
海伦并非没有尝试过做一名摄影师，她上过一些课程来学习摄影知识，因为除了做照片修饰之外，她“需要一些创造性的工作”。在师从莉赛特·莫德尔（Lisette Model）等人之后，她最终还是放下了自己的禄来相机。也许，摄影界可能丧失了一个潜在的新星，但第一位女性摄影画廊主却由此诞生。
咖啡养活了“聚光灯”，“聚光灯”喂养了摄影
“为什么不把食物和摄影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开一家欧洲风格的咖啡馆，把它与专门从事摄影的画廊结合起来呢？摄影师们从未有过自己的画廊，也许是时候了。” 1953年秋天的某一个早上，投入街头拍摄的空隙，在烧烤摊咬着意大利香肠的海伦这样突发奇想。“虽然并不是人人都有兴趣购买摄影作品，但人人都会喝咖啡”——海伦的想法正与当时纽约正在流行起来的咖啡馆文化不谋而合。
在聚光灯画廊之前的夜总会空间。在房东给海伦展示时，一切还如它当初被废弃时的样子，连因警察“突袭”而来不及收拾的酒瓶都还在。
随着1902年生产的第一台进口意大利浓缩咖啡机出现在格林威治村的Reggio咖啡馆之后，这些纽约人头一次品尝到了浓缩咖啡和泡沫卡布奇诺。星巴克时代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那个时代人们受到的来自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的冲击——花费一杯意式浓缩的价钱，就可以让人想象身处遥远的欧洲。在海伦的主意诞生的不久之前，两家咖啡馆刚刚在纽约开业：开在马克道格大街上的Rienzi咖啡馆和开在市中心的Coffee Mill咖啡馆。这些咖啡馆都是基于巴黎咖啡馆的理念——艺术家和作家在喝着咖啡和吃着羊角面包的同时就创造了文化史。“我想到了毕加索、莫迪里阿尼、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娃……但我想开的这间咖啡馆则有两个目的：它将会是一个展览场所，也是一个人们相聚的地方。” 在海伦看来，画廊从未做到可以独立生存，因此她预备用咖啡馆来支撑画廊的正常运作。
聚光灯画廊的平面广告，强调了其欧式咖啡馆与摄影画廊结合的经营理念。
摄影在艺术界的地位问题，直到今天都是被争论的话题。在聚光灯画廊之前，并不是没有画廊尝试过将摄影作品作为艺术作品进行售卖，而当时除了MoMA作为博物馆有在购买摄影作品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关注相关领域的藏家。二十世纪初，由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Alfred Stieglitz）创办并管理的291画廊，曾经试图通过展览，让摄影获得与绘画和雕塑同样的艺术地位。活跃于三十到四十年代的Julien Levy画廊，则将其最主要的兴趣放在摄影领域——它曾展出后来成为摄影界标志性人物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沃克·埃文斯和李·米勒等人的作品，但除了以10美元的单价卖给朋友，并没有能够额外销售出任何一件摄影作品。
1954年，聚光灯画廊的开幕派对。画面中央的是海伦·吉和佩吉·塔尔默（Peggy Tallmer）。
在将观众的目光仅仅锁定在摄影上，并售卖摄影作品这一层面上，1954年创办的聚光灯画廊似乎做得比他们都好。同时期，在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为MoMA准备着著名的“人类一家”（The Family of Man）摄影展时，只有聚光灯一家画廊专一展出摄影作品，平均每年举办九至十场展览，平均每场有几千人观看。同时，《时代》等媒体的报道也令其渐渐变得知名起来。
聚光灯画廊的首场摄影展来自约瑟夫·布雷登巴赫（Josef Breitenbach）。
聚光灯画廊的开幕展，最终选择了刚从韩国回来的约瑟夫·布雷登巴赫（Josef Breitenbach）的摄影新作，并获得了公众的认可。平均来说，每一场展览，聚光灯画廊都可以卖出两件作品。在早期的展览“Great Photographs”上，共45件参展作品，几乎有一半都被卖出去了。在其举办的尤金·阿杰特（Eugène Atget ）的展览上，由贝伦尼斯·阿博特（Berenice Abbott）为他制作的印刷品被以20美金的单价售卖，并几乎售罄。在闭幕展览之一的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的展览中，超过一半的作品以75美元一幅的价格被买下。不过，但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 Nagy）的售价在100美元到200美元之间的摄影与摄影相关作品却未能畅销。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每幅25美元的作品，和茱莉娅·玛格丽特·卡梅伦（Julia Margaret Cameron）美幅65美元的作品也只是找到了极少数的买家。而唯一一个真正的收藏家是一个名为多萝西·梅格斯·艾德丽兹（Dorothy Meigs Eidlitz）的女人——她一下子买了八幅摄影作品。后来，她的收藏被遗赠给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美术馆。
1957年，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和哈罗德·范斯坦（Harold Feinstein）在海伦·吉的聚光灯画廊，以及这场展览的宣传广告。
这些作品的平均售价为25美元，但那在乘地铁只要十美分的时代里，是笔不小的数目。而从摄影风格上来讲，聚光灯画廊涉猎了各式各样的摄影风格，从如安塞尔·伊士顿·亚当斯（Ansel Adams）经典的直接摄影，到如阿拉兹.布拉塞（Gyula Halasz Brassai）的社会纪实，再到哈里·卡拉汉（Harry Callahan）和阿伦·西斯金德（Aaron Siskind）这样的主观和实验作品。谈到人们购买一件摄影作品的理由，海伦在后来的采访中说道：“通常人们买一件摄影作品是因为他们被图像所吸引，而艺术家的名气则并不意味着什么。” 同时，海伦只售卖挂在墙上展览的这些作品，而并非仿照后来画廊的模式也售卖库存。在聚光灯画廊营业的七年间，海伦总共售出了大约5000美元的摄影作品，而她自己则收取25%的佣金。
孤军奋战的女性角色
“如果我知道在接下来的七年里，我要处理纽约最大、最繁忙的咖啡馆和全国第一家摄影画廊的运营问题，我就不会咬下那根（使我产生这个念头的）香肠了。” 在回忆录中，海伦这样写道。
一个女人，在那样的时代里主理一间首屈一指的摄影画廊兼咖啡厅，意味着什么？
海伦在兼咖啡厅的聚光灯画廊。
作为女性的海伦倒是没有在职业领域感受到任何的不公：作为一名修图人，她因为掌握了独特的透明修饰技术（这在当时也并未有几个人可以做到），于是她是被需要的。当关闭了自己的修图工作室，开始专注于聚光灯画廊的经营时，这个当时唯一只专注于摄影的画廊则拥有着独特的地位。当时纽约的许多艺术品经销商都是女性，她们也并没有受制于女性艺术家所经受的不公平待遇。
1954年5月13日“聚光灯”开业当天，海伦在路上。
“然而在社会地位上来讲，就完全不同了。” 海伦在1997年的一个采访中回忆道，“我是一个单身母亲，独自抚养一个孩子长大，我被很多男人视为可以攻击的对象，我自己也一直在抵挡着这些。在那个时候，大男子主义的态度惊人地可怕。如果你敢一个人去派对，那么派对上所有其他女人都会视你为威胁。你永远需要同一个男人一起，即使他有两颗头颅，或是智商只有50。今日的年轻女性无法想象，女权运动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聚光灯画廊开始营业的20世纪50年代，正是介于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与第二次女权运动之间。彼时，女性的传统角色虽已经被动摇，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在美国社会的地位。二十世纪早些时候，女性仍不拥有独自外出的资格，更别提出现在被称为“男性俱乐部”的咖啡馆里。直到20、30年代时，这一情形才被打破。海伦在接受采访时甚至说，她不介意被冠以“女权主义者”的标签，虽然这个称号在九十年代末期已经似乎变成了一个有些肮脏的字眼。
回到原点
不得不说，在20世纪50年代，售卖摄影作品并不能致富。海伦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的同时，也的确是在冒一个很大的险。
虽然从画廊开始营业就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是直到六十年代，海伦才动摇了将聚光灯经营下去的念头——聚光灯画廊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金矿”——人们可以一坐就是一整晚，因此营业额很小。与工会的矛盾，追债人的催促，律师的欺骗等等，让经营画廊已经不只是对于摄影的激情那样简单。那些日常的烦恼，诸如某个女服务员生病了，或是洗碗工喝醉了，让海伦不得不亲自处理很多琐碎的事情——她常常需要在画廊主与咖啡店主的身份中频繁切换。另外，在经营画廊的日子里，海伦又有了一段短暂的婚姻……这一切都使她从身体上到情绪上“被耗尽了”。1961年，她最终决定关闭画廊。
海伦与她的回忆录，其中详细记载了创立“聚光灯”与关闭它的经过。
当雅各布·德斯钦（Jacob Deschin）在其《纽约时报》专栏中宣布这一消息时，抗议声不断。而画廊空间的新拥有者违背了协议继续运营它，仅仅为了宣传。画廊垮掉了——油漆剥落，灯光昏暗，展览很糟糕……很快，《时代》不再对它进行报道，新的拥有者终于关掉了画廊。接下来，这个辉煌一时的空间的命运，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它变成了一个忙碌的酒吧。除了名字相同以外，它与聚光灯画廊再无任何相似之处。再后来，酒吧变成了异装癖者酒吧，并于1971年再次被警察关闭。
关闭了“聚光灯”的海伦可能确实无法想象，接下来的几十年她可能错过什么——在她职业生涯结束时，戴安·阿勃丝还年轻；延续摄影画廊道路的李·威特金（Lee Witkin）在几年后就开设了自己的摄影画廊；70年代后，摄影作品的拍卖陆续出现，价格也慢慢上涨。1989年，爱德华·韦斯顿的《鹦鹉螺》的拍卖价就超过了十万美元。海伦去世两年之后，首幅拍卖超过百万美元的摄影作品诞生。
64岁的海伦在自己的公寓中。
今日，不论摄影在艺术领域的地位，或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依旧没有根本的改变。然而，无奈关闭了“聚光灯”的海伦仍应感到骄傲——那几十场展览，在试图将摄影作为艺术作品而售卖的同时，也让人们真正领略了它的独特魅力。摄影究竟是什么？摄影师又是一群怎样的人？......她那间开在咖啡厅里的画廊，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以战后的纽约为舞台，呈现了其独特的生命力。曾站在聚光灯下的海伦，则将女性的身影，印在了厚厚摄影史中的一页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