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很多年前就诞生了“佛系青年”，称之为“无色青年”。
所谓“无色青年”是指那些平日里空空寂寂，无所事事，没有自己的主张，只会模仿别人，社会上流行民谣音乐会，他就加入民谣音乐会，有时去聆听基督教的讲道，有时出席佛教的讲演，不勤奋，也不懒惰，不放任自流，也不反省励志，但求安生立命而已的年青人。这就是社会讨好年轻人的结果。
这个世界一直在讨好年轻人。那些已经成为社会精英的中年人，也口口声声要“越活越年轻”。更可怕的是，全社会的话语和趣味都由年轻人支配，以至于当下中国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是成年人文化的完全失落”。
利奥•施特劳斯很早就挑明了：现代性的本质就是“青年造反运动”，每一代都试图推翻上一代，试图创造出更进步的未来，最终呈现出“不断革命”的态势。
在这个九零后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叹自己老了的年代里，我总是怀想起一百年前的一群年轻人。在整整一百年前的1918年，中国诞生了一个名叫“少年中国学会”青年社团，他们定期举办读书会、写文章，而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出生于1890年代，是一百年前的“90后”，我们瞧瞧这群当时刚满20岁的年轻人都是谁：李大钊、恽代英、张闻天、毛泽东、曾琦、朱自清、李璜、周佛海、方东美、何鲁之、宗白华、田汉、卢作孚、王光祈、周太玄、魏时珍、李劼人……
这份名单可谓群星璀璨，以至于四十年代有人说，当今中国 ,已是“少年中国”的天下。“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设立了总会，南京和成都设立了分会，此外在湖北、湖南、 山东、山西、福建、安徽、辽宁、陕西、上海、杭州、天津、广州等省市都有会员。在国外设有巴黎分会，在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和南洋等国家与地区也有会员。
“新文化”如何成了一种“运动”，其实与这个青年组织的诞生不无关系。在罗家伦看来，五四运动取得的重要成绩之一，便是“社会组织的增加”，而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当时影响最大、成员数量最多的青年社团。大量新型社团的涌现，催生了青年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从洋务运动经由维新变法，直到晚清新政期间逐步推行的教育改革，让年轻的学生们由传统的文人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少年中国学会”定期举办读书会，邀请文化名人讲演, 以求取得学术或事业上的指导。
1920 年学会常会还专门讨论了“筹备邀请名人讲演”的问题。当年拟开四次讲演大会, 第一次请周作人、王星拱两先生讲演, 第二次请梁漱溟先生讲演, 第三次请屠孝实、李石曾两先生讲演, 还预定第四次请罗素先生讲演。少年中国学会的生活是乌托邦似的，他们中的很多年轻人走进乡村，他们每天“(一)种菜两钟，(二) 读书三钟，(三)翻译书籍三钟，其余钟点，均作为游戏阅报时间”。
这些客居异乡的学生，摆脱了旧式家族的直接束缚，进而以相对独立和自由的个体身份面对社会、国家乃至世界。这些“有志向上的青年,愤于现今社会之黑暗,乃欲作一种有组织的结合”。在城市里他们发起了工读互助运动，即通过“试验新生活的新团体”——工读互助团来实行新生活新社会。
他们提出了“人人作工，人人读书”的理想，并在刊物上著文鼓吹，得到了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周作人等人的支持。这个运动虽然带有很强的空想色彩，但给陷于贫困失学而又渴望求学上进的青年带来了一线希望，相当于当时的“公益活动”，他们把这个工读互助运动视为“改革社会的实际行动”、“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
历史似乎忘记了这个只存在了7年的青年社团，人们更关注日后他们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身影，却不知道他们在20岁时身边是一群怎样的朋友、读过哪些书、做过哪些梦。而更鲜为人知的，“少年中国”的诞生，其实是效仿欧洲早年就有的“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而这就要说起欧洲一个更早的青年社团。
那时候，少年中国的成员们才刚刚出生。让我们把时间的车轮再往回倒退20年，去到1896年的德国柏林，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名叫霍夫曼的大二的学生，他带领着一群学生，从小城斯特格利茨出发，开启了一段长途旅行，他们穿过城市与村庄，最终抵达古温纳森林。他们白天采集当地民歌，晚上弹唱吟诵、载歌载舞。
他们把这次旅行称为“候鸟旅行”，把自己当作一群候鸟，远离故乡，重新寻找故乡。令霍夫曼自己也没想到是，这次只有15名成员的旅行，几年以后风靡整个德国和欧洲，“候鸟运动”掀起了一股波澜壮阔的青年壮游的浪潮。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一群年轻人，我挺羡慕他们的，一百二十年前的他们做了我想做却没能做成的事。
这张照片很打动我，这群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是当时的“90后”，他们坐在山顶，眺望远方。这场青年运动的领袖费舍尔说：“我们是一群候鸟，拯救自己，握紧旅行的手杖，去寻找你那已经失去的真实和坦诚”。
在1909年，有一群高中生在参加候鸟旅行，途中遇到了大雨，他们挤在的乡间教室里，在稻草堆里熬到了天亮。带队老师名叫理查德·斯尔曼，这一夜，他翻来覆去、辗转难眠，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有一种专门为青年人设计的旅社。他回到家乡，把自家的一座废弃古堡改造成了旅馆，这就是世界上的第一座青年旅社。
青旅”这种概念也随着候鸟运动漂向欧洲各地，增加到两万多个床位。青年旅社都有很大的公共空间，年轻人们白天背着干粮旅行，采集大地上的民歌，晚上就聚集在青年旅社的公共空间里，弹唱民谣。在斯尔曼老师的推动下，更多的青年走出校门，去远方旅行，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天堂”。
时代已经失掉了他的青年。工业化、现代化蓬勃发展的德国，城市抛弃着乡村，抛弃着传统的价值理性，这惹得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逃离城市，他们去经验、去看、去听、去怀疑、去歌唱，他们回归乡村，民谣、篝火、素食、禁酒、禁欲。他们拒绝做孤独而无根的城市人，脚步深深扎根在旅行过的大地上。他们感受到自己成为大自然一部分，大自然也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他们年轻，他们热泪盈眶，他们甚至赤身裸体在大自然中奔跑。
候鸟运动，是当时的德国青年感到自己被压制而被逼出来的。社会的压力，家长的压力，学业的压力，没有时间和空间去献给自我。他们感到自己只是老一代的附庸，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被老师们安放在一个被动的角色上。当他们清醒后，他们尝试着塑造自己一代人的生活，要脱离老一辈的习惯和丑陋的传统，他们追求着一种符合年青人本性的生活方式，而同时又建立了一种能够被严肃倾听的亚文化：拿出一种新的高贵的青年文化。
候鸟运动从德国出发，影响了整个欧洲的一代青年人。它就像一座最圣洁的学校，这所学校是公共生活之浊流中不可侵蚀的真理之岛。通过适应于青年最高的特性，它在最高意义上鼎力辅助了人性：它造就了新的一代人，他们从一开始就比上一代迈出更大的脚步，他们从一开始就以自己的力量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推动世界历史。
吴端在《近代“青年”观念的形成与展开》里说：“如果有青年本质的话，我们可以举出具有正义性、卓越性、公共性这三大要素。”我想，青年本质是否天然的具有“正义性”，暂且存疑。但是，“如果有青年本质的话”，“浪漫性”绝对是不可缺少的一点。就像候鸟运动一样，青年运动永远是和“无所顾忌”和“敢于行动”联系在一起的。使青年着迷的，并不一定是运动的最终目的，而是运动本身所饱含的那种激情和那种“打破常规”所带来的酣畅淋漓的快感。无论是候鸟运动，还是少年中国学会，他们都是浪漫的。他们在各自的浪潮中扯出了一道缝隙，它照亮了年轻人的心灵。
吊诡的是，在这个两个青年社团成立7年后，德国和中国都各自爆发了战争，社会现实逼迫着他们解散各自的社团，纷纷投身战争、政治，这些年轻人开始在各自的国度以主角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年轻时就曾四海为家，他们的心中有着无尽的山河。这就是一百年前的一群年轻人，二十岁出头的这帮人。他们超越时代，也被时代利用。他们创造历史，也成了历史的炮灰。他们站起来反抗一切，又被人轻易教唆。
他们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但都有着青年对社会风潮的洞察与敏感，不论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都曾是勇敢的先锋、易受蛊惑的信徒、信奉享乐的实践者，甚至是推动战争的亢奋者与接受战局的败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