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者|专访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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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生于1940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的他如今是小说作家、报告文学作家。迄今为止已出版逾3500万字。他的代表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邓小平改变中国》等纪实文学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关于历史,他在有POWER访谈中这样说:“历史就像一幅油画,远看的,看得清楚,走近反而看不清楚。”严肃的他还有另一面,他还是一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小时候我们总爱发问为什么,而叶永烈便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创作者,为幼时的我们解答了对这个世界的疑惑。其作品《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被选入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第20课;其《床头上的标签》、《炸药工业之父——诺贝尔》被选入北师大版语文教材六年级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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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写的小说:希望能够将其影视化

谷:您最近出版了三本长篇小说,您能不能透露一下您写这三本小说的初衷?

叶:每个作家应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从1985年(实际是2015年)、1986年(2016年)、1987年(2017年)连续三年时间打造了这个三艘航空母舰,这就是上海三部曲,第一部是叫《东方华尔街》,第二部叫做《海峡柔情》,第三部是刚刚出版的,叫《邂逅美丽》。这三部都写上海,中国有句话,看中国的历史,2000年看西安,1000年看北京,100年看上海。我认为长篇小说出路就是走向影视,中国现在一年的长篇小说的这个产量是1500部,你要在1500部里头能够闯出来,首先是一定要走向影视,改成电影、改成电视剧,能够在千家万户的屏幕上出现,你的作品才能够得到更广泛的读者。

谷:现在就是很多新媒体的那种写作,您在这方面会不会做一些新媒体的内容?

叶:新浪也找过我,希望我自己开个APP,我觉得我顾不上,我觉得我还是按照我自己的轨道前进。我的作品会被很多网络文章所转载,其中转载率最高的我记得就是那篇《马英九的家》,我在台湾访问了马英九的家,马英九住的是什么房子,马英九当时情况怎么样。那一篇在微信圈里头转载率是非常高的一篇,但是

我不能为这么多转载量专门去写这样作品。像芯片问题,我发表了一篇关于台湾的经济推手就孙运璇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他懂科技,他在跟一个美国回来的专家聊天,那个人告诉孙运璇,美国有三样东西台湾没有,第一是造汽车,第二是造电脑,第三是造芯片。孙运璇他就问他那个芯片是什么东西,当听他一讲,他马上明白了,就问这个专利多少钱,要1000万美金,孙运璇就坚决要买下这笔专利,而且在台湾新竹建立了芯片基地,把美国的几个芯片专家请过来,成立了台积电,所以台湾能够在70年代芯片起飞。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中国大陆每年花那么多美金向台湾买这个芯片。

“历史就像一幅油画”

谷:我们来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40年以来的一些大的事件,您会再去做一些深度的采访写作吗?

叶:我前不久完成了一部70万字的书,叫《走近万里》,是关于万里的长篇传记,因为万里他的人生当中就涉及到很重大的一些改革开放的事件,中国的农业这个改革开放就是从安徽开始,就是从万里开始,但是也可能太靠近的东西目前还不能写,用一句话来说,历史就像一幅油画,远看的,看得清楚,走近反而看不清楚。

我在陈伯达家住了一晚

谷:您在采写红色记忆这样的一些题材的过程中,能不能谈谈您自己的一些感悟?

叶:在写作这些作品当中,我做出了一个很重大的发现,比如说中共一大,在1921年7月30号在李公馆举行闭幕式,会议开到一半,突然闯进一个侦探,这就是很著名的一个事件。之所以这个中共一大后来转移到嘉兴南湖去开,就因为这个侦探,这个侦探究竟是谁,过去了70年,谁都不知道。我在采访当中

很偶然地解开了这个谜,事情就是因为我的儿子有一天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这个导演中叔皇家里去玩,中叔皇就问我儿子说你爸爸在写什么,他说在写中共一大,中叔皇他说我有一个法租界当年的老巡捕,对法租界很熟悉,叫你爸爸去采访采访这个人,那么他就把这个人的名字叫薛畊莘,把他电话号码、地址写给我,我骑自行车到了薛先生家里,他说我的顶头上司叫程子卿,在1921年就去过一个地方,就共产党在那开会,他就讲了他的顶头上司程子卿怎么回事,怎么会在1921年去(李公馆),那我就断定这个人就是闯进中共一大的这个侦探。当然最重要的比如像陈伯达,陈伯达是我独家采访。有一天晚上他们家那个钟不准,最后一班的公共汽车开走了,我只好回到他家,他就马上招待我就住在他们家,所以《陈伯达传》是关于陈伯达第一手的资料。

厨师卖车助马思聪出逃

谷:您接触的就是那么多政治要员或者是他的家属、后人,哪些您是感触很深的?

叶:江青的保姆,就是江青租的那个房子的二房东的保姆。这个保姆叫秦桂贞,跟江青非常要好。特别法庭审判江青的时候,她是上海区的两个证人之一,所以她很重要。我去采访她,好不容易在一个幼儿园里头找到她,我拿着上海作协的介绍信,她一看,说,你必须经过我的党支部批准,我才接受采访。我又去找她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在上面签了字,这才非常详细地讲了江青过去的历史。从那个时候我跟她结下了很好的友情,还有就是马思聪出走的时候没有钱,他们家的这个厨师叫贾师傅,他把自己的自行车卖掉,那个钱拿来给了马思聪,所以马思聪从北京一直逃到美国,这事情变成马思聪投敌案,他的这个厨师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被捕,关在监狱里,最后因为高血压死在监狱,类似这样的采访也很多,其中最感人的独家采访就是为傅雷保护了骨灰的女子,她叫江小燕,因为当年按照他们两个都是自杀身亡,不能留骨灰的。她是冒充傅雷的干女儿,把骨灰保留下来,她因此差一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傅雷的第二个儿子傅敏很想见她一面,我跟她联系,那天她总算同意了,我带着傅敏跟她见面,当时我带着照相机准备给他们拍张照,她坚决就拒绝,她说傅家的事情早就过去了,

她的品格、她的坚强都不亚于傅雷这样的大师,所以这个采访当中会发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感人的故事。

马思聪以为我是专案组组长

谷:在这个记录的过程中不断地深入的一些关键人物的采访,那种心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叶:其实做这种采访要有一种锲而不舍的这种精神,抓着一件事情就要一直做下去,再怎么艰难也不畏任何困苦。有一次在北京的采访的经历,我就住在东单的这个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我写马思聪,我就从公安部的档案室里头查了四口袋的马思聪档案,就马思聪出逃的时候形成的002档案,所以我这个书出版之后,马思聪非常惊讶,以为我是马思聪专案组组长。也有的人是很难找的,当时为了找一个叫姓秦的一个上海造反派的头头,这个人连续调了七个单位,我一个个找,最后在北京前门的工地里头找到他,他看到我的介绍信之后,脸色马上就发白了,他就问我,你怎么会追到这里来,这里不适合于谈话。这样你明天到我家里来,这个人就叫秦保志。包括王洪文的国棉十七厂,就王洪文被捕之后,当时的这个厂里的他的这些死党,帮他整理的一个大事纪放在铁管里,两头焊死,永久保存。我在他们厂里找到了这本东西,坐在那里抄,当时还不允许我用照相机拍,这份东西极其珍贵。还有就是说我坚持录音,我所有的采访几乎全部都录音,在当年,录音带一盘应该是五块钱人民币吧,你想想看,我录了

1300多盘这个录音带,我都是用一次,不像别的记者就洗了也再用,所以我的录音带质量相当好,就是敢于花这个钱,我认为这是值得做的。因为我觉得我是历史的记录者,我所记录的这些历史不是属于我的,所以我全部捐给上海图书馆。我去世之后,我的墓碑上我想我应该刻一个:请到上海图书馆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