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捐下半个故宫,病危时想住高干病房,却被告知:级别不够!


“黄金易得,国宝无二。” 他是直隶总督之子,是袁世凯表侄,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共称“民国四公子”, 他家财万贯,却散尽家财,只为收藏珍奇古画, 他把毕生所藏全部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却在建国后被扣上“反革命”,最后在医院落魄离世。 他就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收藏家——张伯驹 。


- 锦衣玉食的前半生 - 1898年,张伯驹出生于河南项城,7岁那年,被过继给袁世凯的内弟张锦芳。张锦芳位高权重,为张伯驹提供了相当奢华的生活。 张伯驹自小就显露出超人的聪慧,张锦芳对他期望极高,但张伯驹生性淡泊恬然,看不惯官场的污浊之气,也不愿沾染一身铜臭,每日呆在家中,写诗作画,清净逍遥。
家境虽然殷实,张伯驹从不狂妄自大,正如他的自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但对看中的文物字画,张伯驹却是一掷千金,很多字画商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因为人家开出的价,他从来不还。 为此,母亲整日在家哀叹:“让你做官不去,让你开银行不好好开,就知道花钱买字画!”

张伯驹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其实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素。
潘素长得美艳不可方物,被人称作“潘妃”,本是苏州名门千金,但架不住父亲挥霍成性,家道迅速中落,在潘素十三岁时,母亲病逝,她被继母王氏卖到上海妓院。因琴棋书画无一不通,很快成了上海滩的大红人。 如果不是遇上张伯驹,潘素活色生香的名妓生涯未必结束那么早。
潘素在台上袅袅弹曲,张伯驹在台下一见倾心,当场挥笔写了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那是1935年,潘素二十岁,张伯驹三十七岁。
两位佳人郎才女貌,迅速坠入爱河,但当时的潘素已经和一名很有权势的国民党中将有了婚约,得知张伯驹有意潘素之后,命人将潘素软禁了起来。 张伯驹买通了卫兵,连夜带潘素离开。不久,在潘素的故乡苏州举行婚礼。
婚后,张伯驹发现了潘素灵巧异常的绘画天分,为她请来名师学习花鸟画,两人琴瑟和鸣,一伴就是一生。
- 为救国宝,倾家荡产在所不惜 - 张伯驹收字画不是为了玩票。为了收藏李白、杜牧、黄庭坚等珍品,他几乎变卖了所有房产。 不单出于喜欢,而是不愿这些国宝流入洋人手中,再也回不到祖国的怀抱。被他救过的字画数不胜数,其中最著名的要属从溥儒手中买下的《平复帖》。
《平复帖》 溥儒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曾将国宝级的《照夜白图》倒卖给英国人。而《平复帖》是陆机真迹,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手迹,素有“中华第一帖”之誉,价值不可估量。 张伯驹知道溥儒有意将《平复帖》卖给洋人后又急又气,找到溥儒,岂料溥儒一开口就是20万的天价,张伯驹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放弃。 后来溥儒母亲病危,张伯驹听闻立即解囊相助,借出1万大洋,溥儒自叹不如。
最后经人周旋,4万大洋将《平复帖》卖给了张伯驹,为中国留下了这一重量级国宝。张伯驹手上有多幅奇珍古画的事儿一经传开,难免惹来歹人惦记。一天早上,张伯驹刚出门就被三个大汉绑走,歹徒向潘素勒索200万,否则就撕票,潘素那里去找这么多钱,就想到变卖家中字画赎回张伯驹。 后来经人调解,潘素得以见张伯驹一面,而张伯驹见到潘素的第一句话竟是:“宁死魔窟,也不得变卖!”

他早已料到潘素会卖画凑钱,所以一开口就表明立场,毋宁死,不能卖画!最后潘素四处借债才将张伯驹赎回。1946年,张伯驹又变卖了弓弦胡同的宅子,220两黄金从古董商人马霁川手中买下有“天下第一画卷”之称的珍品《游春图》。
这是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院,马未都曾感叹说:“这宅子搁在今天,光拆迁,就得一个多亿。” 1956年,张伯驹把这些誓死捍卫的国宝尽数捐给了国家,其中包括:《平复帖》、《游春图》、《杜牧手卷》、《范仲淹手卷》等8幅一级珍品。 “张伯驹先生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电视纪录片《故宫》的策划之一、紫禁城出版社社长章宏伟由衷地感慨。
时至今日,这些珍品还都是故宫的镇馆之宝。
- 颠沛流离的后半生 - 1957年,张伯驹因为排演戏曲《马思远》,被打成了“右派”。面对诋毁流言,张伯驹淡然处之:“戴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一个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要说我反动,实在是有些冤枉。”
陈毅听闻很是赞叹,为张伯驹赋诗一首: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在陈毅的安排下,张伯驹夫妇到长春做文物鉴定工作,夫妇俩不仅将毕生所学倾囊相受,还把最后的30多件藏品悉数赠予吉林博物馆,包括张伯驹极为喜爱的珍品《百花图》。

《百花图》 本以为就此安贫乐道的度过余生,谁料文革来了。 张伯驹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在北京的宅院也变成了十几户人家的大宅院。已到古稀之年的张伯驹,带着潘素住进一间不足10平的房间,靠救济度日。 当年风流倜傥的少爷生活恍如隔世,如今张伯驹坐看风起云涌,泰然处之,每日与潘素温书作诗,平静如昨。
红学大家周汝昌这样评价他:“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1972年,陈毅去世,张伯驹悲痛之余写下一副挽联送到悼念会场,这副挽联被穿着睡衣,临时赶来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捕捉到了,他连声说写得好,询问陈毅夫人张茜,撰联者为何人,张茜趁机将张伯驹的近况告诉了毛泽东。 于是,张伯驹进入了文史馆,潘素则进入了中国画院。
1982年,84岁的张伯驹因为感冒住院,被安排进了一间8人病房,非常简陋。因为级别不够,被医院拒绝调入更好的病房。 病房中接二连三的有人去世对张伯驹造成了很大的打击,病情急转直下,成了肺炎。张大千的孙子来看望他时,张伯驹只是和他握了握手,默默垂泪。 就在上级领导的批文下达的前一天,1982年的2月26日,张伯驹停止了呼吸。
追悼会上, 挽联如雪。 经济学家千家驹感叹道:“真正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他有“采菊东篱下”的淡泊悠然,也有“赤胆为国”的肝胆相照。前半生荣华富贵,后半生颠沛流离,他不怒不怨,坦然接受。 他的身上有真正的民国气象,是数一数二的如兰君子。在历史的轰轰前进中,他从未被人忘记,如今再谈起他,只叹斯人已长逝,今者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