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尼亚志》:流传两千年的“最危险”书籍

1943年的秋天,意大利安科纳城的宁静被一群不速之客打破。受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指使,纳粹聚集于当地一幢别墅前。在迫不及待地破门而入后,纳粹党卫军对房间作了地毯式的搜查,不放过任何角落。然而,他们却没有寻到想要的东西。

党卫军要寻找的是一部作品现存最早的手稿,此即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该著作在二战后赫然列入“一百部最危险的书”,而且荣登榜首。虽然此刻这本书逃脱了纳粹的魔爪,但也无关紧要,因为塔西佗的作品已经产生了危害。

这本创作时间距今约2000年的薄薄小册子,何以成为最危险的书?作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第二号权势人物,希姆莱为何如此上心于这本不足30页的小书?要解答这样的问题,请先让时间的指针倒退到罗马帝国。

▲ 党卫军寻找的、希姆莱梦寐以求的《日耳曼尼亚志》珍贵手稿

一、塔西佗与《日耳曼尼亚志》

公元96年,弗拉维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图密善被谋杀,罗马的贵族终于可以从解脱中长舒一口气。这位暴君曾以令人恐怖的统治肆虐罗马,尤其是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间,草菅人命、告密盛行,人们只得以顺从和沉默来换取生存。在图密善统治结束后,那些幸存者也感到自身好像是“命数应尽而侥幸延年”,其中就有那位杰出的罗马元老贵族、一部危险著作的作者——塔西佗。

塔西佗就是这样生活在罗马帝国盛极而衰的时期中。在塔西佗生活的年代中,帝国内部力量因为阶级斗争的复杂化和尖锐化而日益薄弱;对外的声威也与日俱下——莱茵、多瑙河外的“蛮族”日耳曼人逐渐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终至颠覆了它。

▲ 罗马历史思想荒原上的两大纪念碑之一:塔西佗

《日耳曼尼亚志》是塔西佗在大约公元98年写成的。这篇全名为《论日耳曼人的起源、定居地和风俗》的作品,主要描述日耳曼的自然地理、人种、社会制度、道德标准等情况。

其中,塔西佗展现了日耳曼人在私人和公共领域的生活细节,并详细叙述了他特别关注的人性价值:自由、坚毅、正直、淳朴,这是为了拿来和罗马社会中的堕落、腐化、淫荡、不自由、虚伪等形成对比。

塔西佗不会想到,他所列举的那些的日耳曼美德会有助于未来的德意志人以忠诚、英勇、正直等来定义他们的民族品性。

因为,在许多方面,日耳曼人类似于低等文化发展之早期特质的典型代表;他们质朴的生活方式使自己欠缺文艺的教养,往往堕落为极端的荒蛮;与他们征战才能相对应的是农业方面的落后。

不论后来的读者们是强调日耳曼之野蛮品性,以此来谴责蛮族,还是将他们称颂为品行优良的战士,这两种读法都不全面,因为塔西佗的画布上包含有诸多的色调。

现有的考证表明,塔西佗没有到过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他所关切的乃是一种道德的和政治的价值观念,而在这本小书流传的上千年时间中,它被尊奉为对真实的德意志民族的准确描述。

然而事实上,这部著作是一个身在罗马的罗马人写给罗马人看的。只是在后来,这一特殊文化时期的速写才被转变为德意志民族自身的肖像。

二《日耳曼尼亚志》的启发:从民族主义到纯正血统

“我个人同意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世界上一种未曾和异族通婚因而保持自己纯净的血统的种族,视为一种特殊的、纯粹的、除了自己而外和其他人种毫无相似之处的人。因此,虽然他们人数极多,而体格则完全一样:他们都有着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自19世纪初以来,在众多德意志学者、作家、民族主义者的作品、演说中,这句话不仅被用来证实德意志风俗和语言的纯正性,而且还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证明德意志祖先的种族构成的纯洁性。如果我们要深究其原因,就必须将目光投于这些言论发出的历史背景中。

1806年,在耶拿战役之后,普鲁士在拿破仑面前屈膝投降。随着莱茵诸邦被迫依附于法兰西,神圣罗马帝国也从此在地图上消失,而普鲁士则沦为一个附庸王国。这时的德意志民族像是处在政治真空的状态中,而且这种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法军对德意志的领土占领,不仅带来政治上的危害,还使得“德意志民族性”受到了异邦文化的威胁。

著名的哲学家、民族主义者费希特,于此时认为德意志民族性已经所剩无几,但他仍然看到德意志文化的本源传承根植于塔西佗式的过去。费希特渴望从塔西佗式的教义中重新拾起民族品性,即一种“诚挚的灵魂”,将自身展现为“忠诚、正直、光荣以及淳朴”。

正是依靠这些品性,德意志人从罗马那里夺回了自由,一千多年后,凭借同样的品性,德意志人在宗教改革者的带领下从教会手中夺回了自由。如今,德意志人必须与法兰西人搏斗,再一次为自由而战。

这次自由之战终于以德意志人的胜利告终。1871年,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带领下,迟来的自由和统一终于实现。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固然使人欢欣鼓舞,但也存在着遗憾:这个国家让人感觉远远没有囊括整个民族,有太多说德语的人生活在帝国领土之外。

为了那个亦真亦幻的民族目标,种族主义者们鼓噪起来,并积极地运动。在他们传播的小册子、书籍中,种族主义者们希望“通过保持德意志种族的纯洁,依靠对青年监管、教育体制、语言、文字的法律的影响”,加强德意志的民族本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成为德意志人意味着要再一次成为日耳曼人。

种族主义者幻想着:雅利安面貌的德意志人——据说是被塔西佗描述为“血统完全纯洁”的那个民族的后裔,可以在解剖学上证实优越性。尽管这样的成果付之阙如,但种族的纯洁性仍然成为种族主义运动的重大议题。无数德意志人痴迷于《日耳曼尼亚志》中所描述的“高贵而纯正的血统”,直到它同样唤起一个登上国际机器最高层的人、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

三、《日耳曼尼亚志》——种族主义者的合法外衣

1924年秋,当希姆莱读到《日耳曼尼亚志》时,这本书在他的灵魂中叩响了一种少有的心弦。希姆莱在日记中吐露心扉:“由此”,像我们日耳曼的祖先一样,“我们将重现辉煌”。

1929年1月6日,希姆莱被希特勒任命为党卫军领袖。在他的领导下,这个组织迅速从270个松散的流氓团体发展为一个精悍的恐怖机器,到1933年其规模已达5万多人。

希姆莱喜欢将自己说成是一个“日耳曼人”,并将党卫军设想为日耳曼帝国先锋队。希姆莱在选拔党卫军时,把选育一个血统纯洁的北欧种族作为“不可动摇的最终目标”,由于塔西佗描述的“高大体格”是北欧人的一种特征,因此党卫军就必须身高在五尺九寸以上;党卫军除了种族纯洁之外,还要誓言忠诚、友谊、荣誉、自由,这些品性曾为塔西佗所赞颂,被广泛地认为是德意志先辈所有。

▲ 党卫军首领希姆莱

而希特勒本人,一想到自己是继承了古老而优良的德意志种族的纯种德国人,就感到特别满意。他曾考虑在《我的奋斗》中将“日耳曼革命”作为其中一章的标题,虽然这种考虑并未真正实现,但在现有的文本中我们仍能读出种族主义者的狂热:

“雅利安民族与劣等民族的混合,其结果就是维持文化的种族之消灭,这种事在历史上数见不鲜……假如我们区分人种为三个范畴——文化的建设者,文化的维持者,文化的破坏者——可以说雅利安人种唯一可以代表第一个范畴。”

——希特勒:《我的奋斗》

希特勒强调,血统与种族的斗争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线,鼓吹雅利安-北欧日耳曼人是文明的创造者和维护者。由此,在当权者的利用之下,日耳曼民族由落后的蛮族上升成为世界上最高贵的种族。在这种论调下,极端种族主义和扩张思想披上合法的外衣,成为纳粹政权的核心文化理念。

在极端种族主义的煽动下,希特勒首先将犹太人置于靶心。在《我的奋斗》中,他直言:“假如我们过细考察德国崩溃的原因,最末而无可置疑的一个,就是未看清种族的问题,尤其是未看清犹太人的威胁。”

于是,纳粹有计划、有步骤地毁灭整个犹太民族,600万欧洲犹太人和其他的人,将在集中营里被“最后解决”,这就是大屠杀。

不仅是犹太人,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卷入了由纳粹开动的战争机器。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冲突。军事统计数字无情地显示:一战时,死亡人数是1000万,而这一次光是死在沙场的军人就有约1500万;而且,丧命的平民数目是一战的两倍还不止。这些数字都不能说是接近于真实情况,没有谁能够准确估计这次大战中的死亡人数,有的统计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内,总数竟达到6000万。

正如《一本最危险的书》作者克里布斯所说,“观念就像病毒:他们以心智为宿主,它们在内容或形式上进行繁衍和变异,并聚合起来形成意识形态体系。”塔西佗撰写《日耳曼尼亚志》的最终目的并不是颂扬纯正血统,但却间接导致二战的灾难,阐释历史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