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赞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其方法最为科学，实经学界一大创作”。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历史学家钱穆编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书中作者对凌廷堪的礼学思想和史学思想都有比较细致的分析，认为凌廷堪以“‘六经’无理字”来驳宋儒，又试图用“礼节好恶”上接孔荀传统，不但说服力不够，也显示出其自身理论单薄的弊病，在这方面凌廷堪没有超出戴震。1992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茂等撰写的《清代哲学》中，凌廷堪仅被列在《乾嘉学术与哲学思想》的附章中，对其的评价是“在反对虚理的名义下，实际上是取消哲学”，这表明了凌廷堪的礼学思想还不能与乾嘉之际的阮元和焦循等人相媲美。台湾学者张寿安在1994年出版的《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则力排众说，将凌廷堪的礼学思想推到了清代学术史的前列，全书以凌廷堪为中心，层层展开对清代中叶儒学思想变化的分析，认为凌廷堪的礼学思想为当时儒学思想的转变几乎提供了全部的养料，而阮元、焦循等人只有推导之功。这一评价为我们重新审视凌廷堪的礼学研究展示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张寿安女士的书中，我们还得知香港学者孙海波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撰成一篇《凌次仲学记》，他认为凌廷堪的学说“不惟不足以压倒宋儒，但就礼之一面论之，未能尽力发挥，以成一自圆其说之系统，故其语多竭泽无华，尚难与戴（震）程（瑶田）二氏并论者也”。但是，《凌次仲学记》仍将凌廷堪定位为这场礼学思潮的“中坚人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学精博”，而且拥有考证之家多不能的“诗与华藻之文”，使其学说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欲尚论乾嘉以后之学术，于廷堪不能漠视者焉”。另外，中国人民大学的黄爱平教授也以“凌廷堪学术述论”为题撰写文章（刊载于《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3期），认为凌廷堪是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学者中比较有成就和影响的人物，他的“复礼弃理”主张的提出，表明了这一时代学者普遍唾弃宋明理学的趋向，也反映了他们在思想上的探索和彷徨。
从上述种种的评价来看，学人对凌廷堪的礼学研究各持一说，有其一定的理由。然而凌廷堪作为清代中期学术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的礼学研究在乾嘉之际曾发生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就哲学思想而言，礼作为外在的一种制度，具有协调社会生活、规范人际关系的功能。而作为人的内在性的东西呈现时，它往往又具有节制人的情感和欲望的功能。礼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要求。关于礼与人性的关系，孟子与荀子有不同的理解，孟子认为礼出于人的“辞让之心”，即所谓“辞让之心，礼之端也”。礼是人性的具体体现，而人性本来就是善的，所以学礼也就意味能尽其性善。荀子则相反，他认为礼是由圣人制定出来矫正人性的，人的本性是恶的，如任其发展，势必破坏社会统一和谐的格局而出现社会群体之间的争乱。所以他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孟子与荀子由于人性论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他们对礼的不同认识。荀子之所以推崇《礼》，是因为《礼》不仅代表先王之道，而且是直探仁义之本的“经纬蹊径”。但孟子则认为“礼”是人本身固有的，是内省的结果。然而乾嘉学者认定礼是教化人的必然途径，而且是社会群体结构中所不可缺少的秩序，这意味着他们之所以崇尚礼学，也就是将礼所具有的法的性格贯彻于道德原则，这就促使他们摒弃了宋明以来的思想传统，即由共同尊奉孟子转而尊奉荀子，颂扬荀学，这反映出乾嘉时期学术取向的新变动。然而凌廷堪希望“起而变之”的是复兴“三代”之礼，所以也就超越了两汉而直接先秦诸子，这不仅与当时诸子学复兴的时代要求相契合，而且也开启了晚清诸子学研究的复兴。
第二，就社会思想而言，凌廷堪研究礼学所关注的毋宁说是学术的异同问题，还不如说是通过以礼代理来论证如何在现实社会关系之上寻找人生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基于礼的道德实践，凌廷堪所关注的是人对自己生存的一种独特感受。他并不依赖逻辑推论出一个最高的善，以判断人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而是一开始便将人的最高生活品质置于统一和谐的习俗之中，因此人类价值的最初来源与最终归依也就等同于繁文缛节的礼了。这种见解，实际上具有唯礼至上的倾向。这说明凌廷堪研究礼学是有鉴于当时整个社会伦理所呈现出的病态和价值心态的失衡。阮元、焦循、凌廷堪等人极度关注礼学的践履意义，这一方面是他们复“三代”之礼的直接动因，另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对道德与精神信仰的强调，从而为当时社会提供一种值得效法的新的人生观。
第三，就学术思想而言，凌廷堪的研究弥补了汉学家重学轻德、思想与言行分离的弊端，无视朴学所自持的训诂考据方法的特有价值坐标，走上了一条调和汉宋的坦途。乾嘉之际，学术主流虽然是汉学，但宋学仍不乏活力。一些被汉学家忽视的理学经典与理论被再度重新论证。如阮元的《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性命古训》《论语一贯说》《大学格物说》，焦循的《论语通释》《性善解》《格物解》，凌廷堪的《复礼论》《好恶说》《慎独格说》等，对宋学中关于人的自然欲望与社会道德责任的命题进行了新的讨论。同时，礼学研究也趋于汉宋兼采。学者们对理学经典的重视与礼学研究，已越出纯汉学的藩篱，客观上是对乾嘉时期汉学采取的一种自我调适。然而凌廷堪以原始儒学与汉代经学立论，其目的是重新确立“经世”的学术方向，因此也就超越了重铸汉学的意义，最终成为汉宋学术融合的纽带。嘉庆以后，无论汉学或宋学，经学研究的重心纷纷转向汉宋兼采，晚清则再度出现了经学经世的社会思潮，无一不深受乾嘉时期礼学思想的启迪。他的礼学思想预示了乾嘉时期“凡古皆真，凡汉皆好”的纯汉学研究的终结，而且也为经典诠释提供了新的解释形态。
摘自“大家精要”之《凌廷堪》
《凌廷堪》讲述了中国古代著名礼学家、经学家、音韵学家凌廷堪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表现了他在写史方面的耿直不阿，在古代“燕乐”上的探索，对科学历算的精通，尤其是他在礼学方面的探索、具体观念以及贡献，分析其在中国礼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礼经释例》，详略得当，充分表现出了凌廷堪的多才多艺及多方面的贡献。
刘舫，1981年生，上海人。于200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中国哲学专业硕士学位，后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与中国古代礼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