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相交遍天下，既有庙堂高士、乡野村叟，亦不乏世外高僧。他们的名字，和苏轼、和他们的故事一起，流颂千古，遗芳史册。
▲《前赤壁赋》苏轼 撰
苏轼与卓契顺
卓契顺本是苏州定慧院里从事杂役的“净人”，跟随定慧院长老守钦学佛，与苏轼素昧平生。当时苏轼的长子苏迈正带着一家老小住在宜兴，全家人苦苦思念远谪南荒的苏轼，但由于山河阻隔，既得不到苏轼的任何消息，也难以寄送家书。
苏迈把他的苦恼告诉钱世雄，钱世雄又在闲聊时告诉了守钦长老。卓契顺在一旁听说此事，便自告奋勇要前往惠州送信。他对苏迈说：“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我愿为你们去送家书！”（语载《说郛》）于是卓契顺便携带苏迈的家书以及守钦送给苏轼的《拟寒山子十颂》上路了。
惠州虽不在天上，但仍有一千五百余公里的路程。即便在拥有现代交通工具的今天，仍然是一次漫长的旅途，更不要说北宋时期了。卓契顺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两个月，从苏州一直走到惠州，终于在三月初二那天把书信送到了苏轼的手中。
苏轼看到卓契顺脸色乌黑，脚生重茧，不禁对这位助人为乐的陌生人充满了钦佩与感激。卓契顺在惠州停留了半个月，取了苏轼的回信就要踏上返程。
苏轼问卓契顺可有什么要求，卓契顺回答说：“唐代有个蔡明远，是鄱阳军的一个小校，颜真卿的旧僚。当颜真卿在升州（南京）做太守的时候，百口之家，断粮断钱，蔡明远背米前去接济，颜真卿心存感激，便写了一幅字送给他，使世人至今还知道这世上曾经有过一个蔡明远（《与蔡明远帖》，著名的行书作品，深得黄庭坚等人喜爱）。我虽然没有背米来送给大人，但不知能否援引蔡明远的先例，得到大人亲笔写的几个字呢？”
苏轼听了，欣然挥毫，写了一幅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赠给他，并在题跋中详细记述了卓契顺千里送书的经过，希望他能因此而名垂青史。苏轼写的那幅字没有能留存下来，但是那篇题跋却完整地保存在苏轼的文集中，卓契顺的义举因而流传千古，永远为后人传诵（事载苏轼《书归去来辞赠契顺》）。
▲《牧马图》 苏轼 画
苏轼与佛印
说到僧人，这是苏轼朋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苏轼与他们之间的故事很多，主要是关于智慧的领悟、佛法的领悟。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佛印了。关于佛印与苏轼之间，流传着很多故事，真真假假，难以分辨。
有一次，苏轼与佛印同游寺院。大殿内有一尊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苏轼问：“观音自己就是菩萨，还向谁祷告？”佛印回答：“向自己祷告。”苏轼又问：“为什么祷告？”佛印答道：“求人不如求己！”
又一次，苏轼与佛印对坐，苏轼说：“古人有诗云‘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看来古人喜欢将‘僧’与‘鸟’相对。”佛印答曰：“没错，我与您对坐，我是僧，您是鸟啊！”（事载《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
很多人因为看了苏轼跟佛印的一些对话，便觉得苏轼学禅就是开开玩笑、耍耍贫嘴，事实并非如此。
佛教作为中国当时的一种意识形态，对北宋很多士大夫都有影响。但苏轼对待佛教的态度是很务实的，他虽然叫东坡居士，但他依然是一个坚定的儒家学者。只是在自己艰难和困难的时候，他会把佛教援引到自己的内心来，帮助自己排遣暂时的苦恼，却不会因此迷失自己的人生方向。
在《答毕仲举书》中，苏轼就清楚的表达了自己对佛禅的这种理解与认识：“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
▲《东坡寒夜赋诗图》局部。
所以，苏轼认为，对待佛教的态度应该切实，并不在于玄虚飘渺的说理，而应更加关注佛禅对于现实人生的切实作用。龙肉固然华美高贵，但遥不可及，非人间所有。正如庄子所言，有人学了屠龙术，却找不到龙来屠，终究没有用武之地。而与龙肉相比，猪肉虽然粗鄙平庸，却能实实在在地解决饥饿问题。
那么，对于苏轼而言，究竟什么是人生的实际问题、饥饿问题呢？佛教要求空静、达观，但是“静”极便有“惫懒”的倾向；“达”极也有放任疏放的危险。苏轼意识到了这个危险的倾向，所以他所要求的静、达，便是执著又不执著。
所谓执著，便是依然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民生。所谓不执著，就是在面临人生失意之际，要善于开解自己的心结，要善于转换自己的心态，要勇于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挫折磨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教自然是苏轼口中的“猪肉”了！
苏轼与道潜
在苏轼所结交的僧人中，道潜与苏轼的交往最为密切，堪称苏轼最知心的方外之友。
道潜与苏轼的密切关系引起了苏轼敌对者的注意，绍圣三年（1096年），新党头目吕惠卿的弟弟吕温卿任浙东转运使，他一到杭州，便蓄意罗织罪名打击苏轼的友人。经人告发，又查验度牒，吕温卿发现道潜原来的法号是谈修，后来改为参寥，而现在的名字“道潜”则是苏轼所改。就以此为罪名勒令道潜还俗，并给予“编管兖州”（今属山东）的处罚。
北宋有“度牒”的制度，僧尼的名额是由朝廷掌控的，俗人获得“度牒”出家为僧，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勒令还俗，算是对僧人的重罚。僧人本是方外之人，道潜竟受到通常只有官吏才能得到的“编管”的处分，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
苏轼命途多舛，他一生中牵累的人不计其数，但受他牵连而受罚的僧人则只有道潜一人。苏轼闻讯，深感歉疚，便托正在京东做官的亲戚黄寔照应道潜。后来得到曾布的帮助，道潜才得以再次落发为僧。两度出家的奇特遭遇，是道潜与苏轼交往所付出的代价，但道潜对之心甘情愿。
苏轼死后，道潜连作悼诗十一首，极表悲痛。不知他此时有没有想起当年苏轼写给他的词句：“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佛门本应弃绝人间的七情六欲，道潜却与苏轼情谊深厚，这纵观整个文学史，都是非常难得的。但，这种仁爱真诚之心，何尝又不是佛法追求的一种境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