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東西
下面接著是：
子曰：君子不器。
如照字面翻成白話就很好笑了——孔子說：“君子不是東西。”提到這個思想，我常說我們中國人實在了不起，各個懂得哲學，尤其罵人的時候更是如此。譬如說：“你是什麼東西？”拿哲學來講，我真不知道我是什麼東西，因為人的生命究竟怎麼回事，還搞不清楚嘛！所以真不知道我是什麼東西。
但孔子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因為“為政”要通才，通才就要樣樣懂。“不器”就是並不成為某一個定型的人，一個為政的人，就要上下古今中外無所不通。從表面上看，一個很好的大政治家，好像一個很好的演員，演什麼角色，就是什麼角色。當演工友的時候，就是規規矩矩掃地倒茶，當演大官的時候，溫溫和和就是作官，幹哪一行就是哪一行。“君子不器”這個學問，就是成功了真正的通才，否則只有變成專才、專家。所以君子不器放在《為政》篇，就是說明為政在這方面的道理，換句話說：“允文允武”，也便是“君子不器”的說明。
《論語》在這裡講到了君子，什麼是君子呢？下面提到：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儒家孔孟思想，經常提到君子，什麼是君子？將來我們還要討論到的，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在這裡不發揮。我們這裡只講子貢問“君子”，孔子是怎麼答覆他的？孔子說，把實際的行動擺在言論的前面，不要光吹牛而不做。先做，用不著你說，做完了，大家都會跟從你，順從你。古今中外，人類的心理都是一樣的，多半愛吹牛，很少見諸於事實；理想非常的高，要在行動上做出來就很難。所以，孔子說，真正的君子，是要少說空話，多做實在的事情。
接著下來，對於君子的涵義，又有一說：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與小人的分別是什麼呢？周是包羅萬象，就是一個圓滿的圓圈，各處都到的。他說一個君子的作人處世，對每一個人都是一樣，不是說對張三好，對李四則不好，這就不對了，這就叫比而不周了。你拿張三跟自己比較，合適一點，就對他好，不大同意李四這個人，就對他不好，就是“比”。一個大政治家是和宗教家一樣，愛人是不能分彼此的，我們對於人，好的固然好，愛他；但對不好的更要愛他，因為他不好，所以必須去愛他，使他好。這樣一個真正的大政治家，也就是宗教家，也就是教育家的態度，這就是“周而不比“，要周全，不能比附一方。“比”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字，古寫的篆文比字，是這樣寫的——，象形兩個人相同，同向一個方向；而古文北字——就是相背，各走極端的象形字，所以“比”就是說要人完全跟自己一樣，那就容易流於偏私了。因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呢？相反，是比而不周，只做到跟自己要好的人做朋友，什麼事都以“我”為中心、為標準，這樣就不能夠普遍。
講到這裡，君子的道理還沒有講完：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這是我們前面講到的，過去的歷史，對於人才，有三個基本的原則，便是才、德、學。有些人的品德是天生的——品德往往大半出於天性——但沒有才能。我們知道有品德的人，可以守成，教這種人到大後方坐鎮，好得很；教他設法打開一個局面，衝出去，那他辦不到，他沒有這個才，他只有守成之才，沒有開創之才。所以守成之才，偏重品德。而才德兩個字很難兼全的，但有一個東西可以補救，那就是學，用學問來培養那所缺的一面。有些人雖然天生有才有德，但還是須要學問來培養的。
講到學問，就須兩件事，一是要學，一是要問。多向人家請教，多向人家學習，接受前人的經驗，加以自己從經驗中得來的，便是學問。但“學而不思則罔”，有些人有學問，可是沒有智慧的思想，那麼就是迂闊疏遠，變成了不切實際的“罔”了，沒有用處。如此可以作學者，像我們一樣——教書，吹吹牛，不但學術界如此，別的圈子也是一樣，有學識，但沒有真思想，這就是不切實際的“罔”了。
相反的，有些人“思而不學則殆”。他們有思想，有天才，但沒有經過學問的踏實鍛鍊，那也是非常危險的。許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為，自己誤以為那便是創作，結果陷於自害害人。
尤其是目前的中國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擊，思想的彷徨與矛盾，情緒的鬱悶與煩躁，充分顯示出時代性的紊亂和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們的病態心理。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輩子人物，悲嘆窮廬，傷感“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窮，不可一日的憂慮；其實童稚無知，懷著一顆赤子之心，來到人間，宛如一張白紙，染之朱則赤，染之墨則黑，結果因為父母的主觀觀念——“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塗塗抹抹，使他們成了五光十色，爛汙一片，不是把他們逼成了書呆子，就是把他們逼成太保，還不是真的太保。我經常說，真太保是創造歷史的人才。所以老一輩人的思想，無論是做父母的，當教師的，或者領導人的，都應該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尤其是搞教育、領導文化思想的，更不能不清楚這個問題。
所以青少年教育的問題，首先要注意他們的幻想，因為幻想就是學問的基礎。據我的研究，無論古今中外，每一個人學問、事業的基礎，都是建立在少年時期的這一段，從少年時期的這一段，從少年的個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一個人的一生，也只是把少年時期的理想加上學問的培養而已，到了中年的事業就是少年理想的發揮，晚年就回憶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所以我說歷史文化，無論中外，永遠年輕，永遠只有三十歲，沒有五千年，為什麼呢？人的聰明智慧都在四十歲以前發揮，就是從科學方面也可以看到，四十歲以後，就難得有新的發明，每個人的成就都在十幾歲到二三十歲這個階段，人類在這一段時間的成果，累積起來，就變成文化歷史。人類的腦子長到完全成熟的時候，正在五六十歲，可是他大半像萍果一樣，就此落地了。所以人類智慧永遠在這三四十的階段作接力賽，永遠以二三十年的經驗接下去，結果上下五千年歷史，只有二三十年的經驗而已。所以人類基本問題沒有解決。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宇宙從哪裡來的？人生究竟如何？還是沒有絕對的答案。因此，有了思想，還要力學。上面所說，有了學問而沒有思想則“罔”，沒有用處；相反的，有了思想就要學問來培養，如青少年們，天才奔放，但不力學，就像美國有些青少年一樣，由吸毒而裸奔，以後還不知道玩出什麼花樣。所以思想沒有學問去培養，則“殆”，危險。
異端與偏激
接著下來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這是一個問題了。我們知道，“異”就是特別的，“端”也就是另外一頭。但在宋儒以後，“異端”兩字，就用來專指佛、道兩家，宋以前則沒有這種肯定的說法。
講到這裡，順便提到一個問題：現在世界上流行一個名詞——漢學。歐美各國講中國學問，都稱之為“漢學”，這是世界通稱，成了習慣，已經沒辦法更正了。事實上這個觀念是錯誤的。在我們中國文化中所稱的漢學，是指漢儒的作學問，注重於訓詁。所謂“訓詁”，就是對於文字的考據，研究一個字作什麼解說，為什麼這樣寫？不過漢學很討厭，他們有時候為了一個字，可以寫十多萬字的文章，所以我們研究這一方面的書，也是令人頭大的。但是古人所謂博士學位——我們現在的博士也是這樣——往往憑藉這些專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萬字的文章，這就是訓詁之學。後來發展為考據，就是對於書本上的某一句話，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這些學問，為了一個題目，或某一觀念也可寫百多萬字。總之，漢儒就是訓詁考據之學；在中國文化上叫“漢學”，意思是漢儒作的學問。漢學自漢武帝開始，就有“五經博士”，就是四書五經等書中，通了一經的就是“博士”，所以中國有博士這個尊稱，也是從漢朝開始的。所謂博士，就是專家。如《詩經》博士，就是《詩經》的專家。到了唐代以後，就慢慢注重文學了，因為幾百年訓詁考據下來，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到了宋代，當時有所謂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個人，他們提倡新的觀念，自認為孔孟以後繼承無人，儒家的學問斷了，到他們手裡才接上去。這中間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們在哪裡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傳一樣，把學說接上去了，這是宋儒很奇怪的觀念。然後他們就批評各家都不對，創了所謂理學。不過有一點要注意，我們現在的思想界中，理學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稱新理學，講儒學的學問。但很遺憾，他們還不成體系，仍舊不倫不類的。至於宋儒的理學家，專門講心性之學，他們所講的孔孟心性之學，實際上是從哪裡來的呢？一半是佛家來的，一半是拿道家的東西，換湯不換藥地轉到儒家來的。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對於宋儒的理學，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發現了這一點，就不同意他們。一個人借了張家的東西用，沒有關係，可以告訴老李，這是向張家借來的，一點不為過。可是借了張家的東西，冒為己有充面子，還轉過頭來罵張家，就沒道理了。宋儒們借了佛道兩家的學問，來解釋儒家的心性之學，一方面又批駁佛道。其結果不止如此而已，從宋儒一直下來，歷代的這一派理學，弄到後來使孔孟學說被人打倒，受人批評，宋儒真要負百分之百的責任。以後經過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學範圍中轉圈圈，是不是闡揚孔子的真義，很難下一定論。有一本《四朝學案》，是講宋、元、明、清幾百年來儒家心性之學的。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學非常盛行，所以清朝入關的時候，很多人對明儒的理學非常憤慨，認為明儒提倡理學的結果是：“平時靜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指責理學對國家天下一點都沒有用。平常講道德、講學問，正襟危坐談心性，到了國家有大難的時候——“臨危一死報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不過話說回來，能夠做到“臨危一死報君王”已經很不容易了，但對於真正儒家的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離譜了。因此，清初一般學者，對於此高談心性、無補時艱的理學相當反感。最著名的如顧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這一些人，也絕不投降滿清，而致力反清復明的工作。後來中國社會幫會中的洪幫，現在又叫洪門，就是他們當時的地下組織，是士大夫沒有辦法了，轉到地下去的，洪門首先是在臺灣由鄭成功他們組織，一直影響到陝西，都是他們的活動範圍，所謂天地會等等，都由洪門後來的分衍而來。
清初顧亭林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談，於是回過頭來作學問，再走考據的路子，叫作“樸學”，因此也有稱之為漢學的。我們身為中國人，必須要了解“漢學”這個名稱是這樣來的。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學問也稱漢學，是指中國學問。古書上所指的漢學，是偏重於考證的學問，這是順便介紹的。
我們為什麼引出了這個問題呢？就是為了孔子這句話：“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自宋朝以後，八百年來，一提到異端，一般人都認為專指佛道兩家。這句話不要搞錯了，在孔子當時，沒有佛家，也沒有道家，在當時儒道不分家的。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為中國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後的事，所以認為《論語》中異端兩個字，是專指佛道而言，則是錯誤的觀念。
現在我們迴轉來研究，什麼叫“異端”呢？這在文字上解釋非常簡單。“端”就是兩頭，尖端，兩邊的頭，或多邊的頭謂之“端”。“異端”是走極端偏向的路線，不走中道的。不但不走中道，而且還標新立異，特別從事怪異的思想。關於這一點我們如果用現代的思想問題和心理學來研究，也可以說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歡異端的，每個人都有愛好標新立異的天性。
由養士到考試大家有機會可以讀一篇文章，對於處世大有助益，這篇文章簡稱《論養士》，蘇東坡作的。這篇文章在中國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學領域中，佔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與社會的人不能不看。這篇文章很有意義，它提出了一個原則，講得非常有道理。
“養士”這個名稱，出在戰國時代，當時書籍不如現在普及，也沒有考試製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識，就依靠權貴人家求出路，到他們家裡作賓客。過去叫賓客，現在的名稱等於“隨員”；從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國藩，不少有本領的人，都在他的幕府裡——等於現在的研究室、參謀團、秘書室。現在也有稱作幕僚。“六國的養士”就是這樣的情形。
那時養士，養些什麼人呢？蘇軾指出的分類是智、辯、勇、力四種人；實際上也可說只是兩種人，一種用頭腦，一種用體力。討論這四種人，如果以現代職位分類的科學來作博士論文，起碼可以寫他兩百萬字不成問題。但是我國古代文化喜歡簡單，所以幾百字的文章就解決了。
蘇軾在這篇文章中說，社會上天生有智、辯、勇、力這四種人，他認為這一類的人好役人——坐著吃人家的——無法役於人。如果我們用社會學來研究，社會上有許多人是這樣的，用頭腦非常能幹，叫他用勞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頭腦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勞力就蠻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氣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個小時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研究社會、研究政治，要多觀察人，然後再讀有關的書，才有道理。又像許多人有智，這個智是聰明才智；有許多人有辯術，專門用手段，不走正道，走異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當方法想不出來。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個人才，就看老闆怎麼用他，這就是所謂會不會用人了。所以智與辯看起來是一樣，聰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兩面的方法不能相違。勇與力看起來似乎也是一樣，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氣，而個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為國犧牲，他怕死了不幹，這是有力沒有勇。因此蘇東坡說智、辯、勇、力四種人，往往需要人家養他，不能自立。不過依恃人家，攀龍附鳳，也可以立大功，成大業，教他一個人幹，就沒有辦法。
所以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焚書坑儒，不養士了，這些人就走向民間去，結果怎樣呢？反了！後來到了漢朝的時候，對這種士怎麼辦呢？到漢武帝時代，就是中國選舉制度的開始，那個時代的選舉，當然不像現代的由人民去投票——這是西方式的選舉。中國式古老時代的選舉，是由地方官參考輿論，把地方上公認是賢、良、方、正的人選出來，（以現代名詞而言，是人才的分類，賢是賢，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為一談，這是四個範圍。）稱為孝廉。（中國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稱孝廉。到清朝時，考取了舉人，還是用孝廉公這個名稱，那是沿用漢朝的。）漢朝實行這樣的選舉制度，就取代了戰國時養士的制度，所以漢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來，到隋朝又開創以文章取士的考試辦法。到唐太宗統一天下以後，正式以漢朝地方選舉的精神，採用了隋朝考試取士的方法，綜合起來產生了唐朝考選進士的制度。所謂進士，就是將民間有才具的知識分子，提拔出來，進為國士的意思。那時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試階級的一個名稱，秀才再考舉人，舉人再考進士，進士第一名是狀元。唐代的秀才，也便是進士的通稱，凡是學問好的、優秀的，都稱秀才。
天下英雄入彀中
唐太宗創辦了考試製度，錄取了天下才人名士以後，站在最高的臺上，接受第一次錄取者朝見之後，忍不住得意的微笑道：“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他的意思是說，你看我這一玩，天下的英雄都自動來鑽進我的掌握中，再不會去造反了。有功名給你，有官給你做，只要你有本事，儘管來嘛！這是唐太宗的得意之處。蘇軾也說，建立了考試製度以後，就等於六國時候的“養士”，所以他認為養士是很重要的事。以現在的觀點來說，就是智、辯、勇、力分子沒有安排很好的出路，沒有很好的歸宿，就是社會的大問題，也是政治的大問題。但是如何使他們得其養，又是個問題。起用也是養，退休也是養。講到養，我們要想到前面所講的，犬馬也有所養呀！不是說有飯吃就得養了，僅僅這樣是養不了的。智辯勇力之士，有時候並不一定為了吃飯。天生愛搗亂的人，如果沒有機會給他搗亂，他好像活不下去，若不要他搗亂，就得把他引入正途，這就是為政教化的道理。
解釋了半天，“異端”就是走特殊思想，不走正路的，走偏道，而偏道中還想出特別花樣。但是，異端有沒有用處？但是有用處的。舉個例子來說，漢朝平定天下，漢高祖說，我不過得到幾個人而已。他是指張良、蕭何、陳平等，尤其是陳平這個人，在歷史上也是有名的六出奇計，他只為漢高祖提過六個建議，還是秘密的建議，後世從歷史上知道內容的也只有五次，另外一次到底是什麼花樣，直到現在無法確定。
所謂奇計者，就是古怪的、特殊的。我們讀了歷史也就知道，異端不能亂用，還要以德業為基礎，異端多半走入術的路子，術就是方法、權術。權術沒有德業為基礎，就要不得。所以我們再看歷史，《史記》記載很清楚，陳平六出奇計，幫助漢高祖統一天下，但是陳平說了一個預言，他的後代不會太好。
人家問他什麼原因，他說他喜歡用陰謀，他說：“陰謀者，道家之所忌也。”為天道所忌。果然漢高祖封給他的國，到他孫子手裡就亡，他也早知難逃自取滅亡之道。
這個道理，是說明孔子所說的“異端”，並不是宋儒所指佛道兩家而言的異端，而是走偏道，喜歡走特殊路子鑽牛角尖的異端。所以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跟著下來，什麼不是異端呢？什麼是作人做事應該的道理？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由是名字，子路的名字叫仲由。“誨”字下應該有一個小標點，誨是說教育、教誨。“汝知之乎？”你知道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一個人要平實，尤其是當主管領導人要注意，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這就是最高的智慧。換句話說，不懂的事，不要硬充自己懂，否則就真是愚蠢。
關於這一點，幾十年來看得很多。這個時代，很容易犯這個毛病。很多學問，明明不懂的，硬冒充自己懂，這是很嚴重的錯誤，尤其是出去做主管的人要注意。我們看歷史上偉大的成功人物，遇事常說：“我不懂，所以要請教你，由你負責去辦，大原則告訴我就行了。”說這話的人就成功了。如果硬充懂就不行，結果一無所成。歷史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政治的道理也一樣，懂就懂，不懂的就是“對不起......我不懂。”這是最高的智慧，也是最高的禮貌。所以我常對出國的學生們說，有一個最高的原則，也是走遍天下的國際禮貌，那便是你走到任何國家說：“對不起，我是中國來的，對這件事我不懂，請問應該怎麼辦？”萬萬不要認為這樣說是丟人，這是最大的禮貌，不會吃虧，尤其做國民外交更用得著，最怕冒充懂，就會失禮。
到這裡是為政的大原則，下面文章的氣勢為之一轉，而轉到另外一個人。
千里求官只為財
子張學幹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
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
祿在其中矣！
子張是孔子的學生，他姓顓孫，名叫師，少孔子四十八歲，是位年輕學生。他到孔子這裡來是要學幹祿的。什麼叫“幹祿”呢？就是怎樣去謀生。古代俸和祿是兩回事。“俸”等於現在的月薪；“祿”有食物配給。祿位是永遠的，所以過去重在祿。“幹”就是幹進、幹求、幹祿，就是如何拿到祿位。換句話說，孔子希望弟子們學仁學義，子張這位學生來的時候，大概填志願表與眾不同，直截了當，乾脆兩個字——幹祿；要找飯吃，怎樣找公務員當。但是孔老夫子沒有氣得把他攆出去，反而傳授他一套辦法說，想做一個好乾部，做一個良好的公務員，要知識淵博，宜多聽、多看、多經驗，有懷疑不懂的地方則保留。闕就是保留，等著請教人家，講話要謹慎，不要講過分的話。本來不懂的事，不要吹上一大堆，好像自己全通，最後根本不通，這就丟人了。如不講過分的話，不吹牛，就很少過錯；多去看，多去經驗，對有疑難問題多采取保留的態度。換句話說，對於模稜兩可的事，隨時隨地都用得到古人的兩句話：“事到萬難須放膽，宜於兩可莫粗心。”第二句就是多見闕殆的意思，這個時候要特別小心處理，不要有過分的行動，這樣處世就少後悔。一個人做到講話很少過錯，處世很少後悔，當然行為上就不會有差錯的地方。這樣去謀生，隨便幹哪一行都可以，祿位的道理就在其中了。
從這一段書中，我們看到孔子的教育態度，實在了不起，這個學生是來學吃飯的本領，要如何馬上找到職業。孔子教了，教他作人的正統道理，也就是求職業的基本條件，我們為人做任何事業，基本條件很要緊，孔子說的這個基本條件已經夠了。
到這一節為止，上面都是講為政中關於作人處世的部分，
下面高峰突起，就正式講到政治問題。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
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是魯國的國君，孔子自己祖國的君侯，孔子忠君愛國之心是很強的，自己國家的領袖問他怎樣使老百姓心服。要注意這個“服”字，含義可說是服從，也可以說絕對服了，不敢反抗，這是重點。以魯國的國君，問到這樣一個問題，是一大笑話。在中國政治的道理，所謂服與不服，在德不在力，權力的使人服是霸術、霸道；道德的使人自然順服，才是王道。魯哀公拿這個問題問孔子，你說孔子怎麼辦？他很婉轉的說明這個道理，他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這個“舉”就是提拔，這是針對魯哀公當時的政治毛病而來。舉直，就是提拔直心直道而行的人，包括聖賢、忠誠、有才能的人。“錯諸枉”的錯等於措，就是把他擺下去，放下去，把狂妄的人安置下去，這樣老百姓自然就服了。相反的，“舉枉錯諸直”，把狂妄的人提拔起來，或只用自己喜歡的人，而把好人打擊下去，老百姓自然就不服了。這是誰都懂的道理，而孔子拿這人人都懂的話去告訴他，就好像說當諸侯、君王的人都不懂，未免太笨了。
但人生經驗告訴我們，一個人到了那個權位的情況，就很難講了。譬如我們平時常會說，假如我做了某一位置的事，一定公正，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天，就做不到絕對公正。人總會受人情的包圍，例如，人家送高帽子，明知是高帽子，仍然覺得蠻舒服的，這就是要命的心理了。所以一個人能夠做到公正廉明，真是一種最高的修養。像唐朝的歷史中記載，武則天問武三思，朝中誰是忠臣？武三思說，跟我好的都是忠臣。武則天說，你這是什麼話？武三思說，我不認識的，怎麼知道他好不好？同樣的道理，看戲容易作戲難，所以我們批評歷史容易，身為當局者時，就真不容易了。因此我們知道孔子答覆魯哀公的話，雖然非常平淡，但最平淡的道理是最難做到的。
下面接著是季康子的問話，我們曾經提到過，季家是魯國的權臣，後來魯國就是亡在他們手裡，季康子問什麼呢？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
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使民，就是怎樣使用群眾的意思，在為政的道德上而言，這個動機就有問題，要想使用別人就已經是問題了，他還用了一個當時蠻流行的口頭語，敬啊！忠啊！這些都是老子當時所罵的假仁假義。（其實老子並不反對仁義，只是當時社會普遍流行談的仁義，變成了虛假無實的名詞，所以老子反對。）他提到敬與忠兩個字，是大問題。敬是尊敬人，忠是忠於事，勸是教導的意思，等於現在所說的“教育”。孔子對於季康子所提這幾個大問題，沒有批評不對，認為都對。但是孔子告訴他，不要只是空洞的宣傳，口頭話沒有用，天下人的聰明相等，口頭騙得了一時，騙不了永久。所以他告訴季康子，接近老百姓，內心要有真正的莊嚴情操，百姓對你自然就恭敬了。如對人敬禮，只是表面的動作，而內心卻是不誠，則敬禮的姿勢都不對的，這樣的敬禮有什麼意義？要內心真正的莊嚴，尤其對部下、對群眾，有發自內心的莊嚴情操，部下對你自然就恭敬了。“孝慈則忠”，真正愛人，人對你自然盡忠，一個人對部下與群眾，付出愛兒女一樣的心腸，付出了真情，則沒有不收到忠的反應的。如果沒有這種慈孝，光是勸導教化是沒有用的。“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對善的獎勵提倡，不作官樣文章，誠懇的舉善。“教不能”，部下不懂的，並不討厭他，教他，因為你要作之君，作之師，等於他的長輩，既然作長輩，就是作老師，儘量教他，他自然受感化。
由這裡看到答覆國君的問話與答覆權臣的問話不同之處；都在《為政》篇中，連起來文章又轉了一個味道了，所以連貫起來看《論語》文章的編排非常妙。尤其古代文章，幾句話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說的，把它連貫起來，而仍能成為一篇曲折有致，蠻講究結構的文章，它的文學價值，也實在不簡單。
治國難！齊家更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雲“孝乎，唯孝友于兄弟。”
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這時候有人說話了。對孔子說，你吹了半天牛，說了許多為政的大道理，頭頭是道，你自己怎麼不出來為政呢？你自己來幹嘛！講到這裡，我要特別提醒諸位，以前我們說過《為政》這一篇，被大家解釋成是孔子的政治哲學思想，是不大對的，因為孔子不講政治，只講為政。拿現代政治哲學來講，是大原則，並不是政治的一種方法。所以孔子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他引用了《書經》裡的話解釋說，《書經》裡不是講過孝道嗎！一個人在家裡能夠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家人、朋友（社會關係），這也就是政治了。有朋友說自己不得志，我說你有什麼不得志？不是員，就是長，他說沒有什麼長在身，我說你至少是家長呀！這個資格還真不容易，這件事情也真不容易做好。孔子說的也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他說，何必一定要出來從事政治工作，才叫作政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