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宋朝的評價，網上是爭論最為激烈的，有人認為宋朝重文輕武是中國喪失尚武精神的源頭，從此之後中國才不斷被異族入侵、統治。也有如高曉松等人，就認為宋朝是中國文化最發達、政治最民主、生活最舒適的朝代，要穿越就要回宋朝；最誇張的是有人認為宋朝GDP佔了當時全世界的60%，有人還計算出宋朝人均GDP高達2280美元，這甚至比我們改革開放前的人均GDP要高不少。
而在學術界，自民國以來，對於宋朝的評價也是截然相反的，尤其以中國史學界和外國史學界的評價差別最大。以錢穆為代表的中國學者對宋朝的基本評價是“積弱積貧”；而日本和歐美漢學界對宋朝評價很高，認為它是當時經濟、科技和文化等多方面最發達的國家，全面領先西歐。
南宋時期形勢圖
不仔細看，你會以為他們說的根本不是同一個朝代。要搞清楚宋朝真實的財政、國內生產總值（GDP）和軍事狀況，需要仔細的研究和計算，我將在後面的文章中討論，本篇先談一下宋朝”積貧積弱”說的由來與得失。
中國學者的宋朝“積弱積貧”說是如何出爐的？
無論贊同還是反對宋朝“積弱積貧”說的，一般都認為錢穆是宋朝“積貧積弱說”的始作俑者，的確，他在《國史大綱》中說：“在不堪言狀的分裂與墮落之後，中國又重新建立起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來。這一個中央，卻以他特殊的姿態出現於歷史。與秦、漢、隋、唐的統一相隨並來的，是中國之富強，而這一個統一卻始破擺脫不掉貧弱的命運。”
這以後，翦伯贊在《中國史綱要》中明確用“積弱積貧”這個詞來給宋朝貼了標籤。由於翦伯讚的觀點被寫進了大陸的歷史教科書，而錢穆則在海外很有影響力，所以宋朝“積弱積貧”這一觀點也就深深進入了海內外華人學生的腦海中，以為宋代真的貧窮軟弱到極點。
也有反對宋朝“積弱積貧”說的人，認為“積弱積貧”說是從錢穆才開始的，在錢穆之前，宋朝的本朝人包括范仲淹、王安石等推動改革的人，他們都沒說過宋朝 “積貧”的話；明清時期也無這樣的觀點。
如果真考察一下，就知道宋朝才是“積貧”說的源頭——早在王安石的萬言書中就有：“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當今天下的財力一天比一天睏乏，風俗一天比一天敗壞，毛病在於不知法度，不效法先王的政令。”
而在王安石之前的范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也提到“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其實已有類似的意思，但說得不明顯而已。“民困於外”就是說民間很貧困，這個“困”的意思與“困擾”那個“困”的意思是不同的。
宋代其他朝臣如宋祁和蘇轍等都有關於“三冗”（ 冗兵、冗官、冗費）的議論，蘇軾在元佑七年《論積欠六事並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也說：“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
宋代財政的困窘在宋仁宗以後就非常明顯（宋仁宗留下不少節儉的事例，其實也反映了當時中央財政缺錢的狀況），舊黨在王安石之後多次面臨財政困難，宋徽宗上臺以後揮霍無度，宋朝的財政更瀕臨破產，只是他被蔡京矇蔽了。所以，無論從事實還是言論，宋朝“積貧”說實在是在北宋就有了。
而把這個問題說得比較清楚的是呂景初，他曾向仁宗進言說：“今百姓困窮，國用虛竭，利源已盡，惟有減用度爾。用度之廣，無如養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揀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敵，竭民膏血以啖之，猶為不可，況羸疾老怯者，又常過半，徒費粟帛，戰則先奔，致勇者亦相牽以敗。當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才百餘州，民力未完，耕植未廣，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徵皆克。自數十年來，用數倍之兵，所向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眾也。議者屢以為言，陛下不即更者，由大臣偷安避怨，論事之臣，又復緘默，則此弊何時而息。望詔中書、樞密院，議罷招補，而汰冗濫。”
此人名聲不大，但其實已經指出了“積弱積貧”問題的本質：兵源太爛，耗費錢糧的同時還導致軍隊戰鬥力下降。
宋朝太祖時禁軍加廂軍只有30幾萬，後來最高膨脹到140多萬。宋朝是募兵制，1名禁軍一年需要工資70貫，1名廂軍需要37貫；取其平均值，1名軍士需要53貫，按120萬軍人計算，則每年軍費中僅工資支出就至少需要6360貫，所以宋朝一年的財政收入一般七八成都拿去養兵了，其他方面自然就捉襟見肘。
王小波、李順起義
而為了養兵，宋朝在收稅方面也是無所不用其極，《朱子語類》指出：“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宋朝的農民起義持續不斷，前後有200多次，王小波、李順起義的原因就是由於賦稅沉重，這次起義前後持續了2年多，隊伍達到幾十萬人，幾乎佔領了整個四川。
北宋常備軍人數變化表
至於 “積弱”之說，北宋確實說的人不多，南宋端平元年（1234）和二年，則有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先後提到過國勢“積弱”。之後葉適也說：“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為國，無甚於本朝者……及元昊始叛，……形勢大麴，而天下皆悟其為弱證矣。”陳亮《上孝宗書》曰：“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
宋人確庵、耐庵編的《靖康稗史箋證-靖康稗史序（其二）》則以為宋朝的靖康之恥是前所未有的恥辱 ：“ 中土禍患，至宋徽、欽而極，子息蕃衍，恥辱亦大，前史未有也”。《靖康稗史箋證-附錄諸跋（其九）》：“自古亡國之恥辱，未有如趙宋者 ”。
明朝的財政收入比宋朝低是肯定的，但明朝的人並不認為本朝比宋朝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低（當然那時候還沒有GDP的概念，這裡是借用），明人丘浚曾指出：“竊惟我朝疆宇比宋為廣，而百年以來無甚鉅費，凡宋所謂郊賚歲幣祠祿皆無之，其最費者宗祿養兵蔭子耳，然蔭子止於武職，文臣無幾焉。臣考諸司職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墾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稅糧二千九百四十四萬石，戶口之數較之宋雖略相當，而今日墾田則過之遠矣，所入既多，而所費比之又少，是宜國家儲積數倍於宋焉，……況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足國用議》，載《明經世文編》卷72）”。
明末思想家顧炎武在他的《日知錄》裡，雖然對趙匡胤“不殺大臣言官” 的誓言評價很高，認為是“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至三百餘年”。但在《日知錄》中曾引錄葉適和陳亮的話，說明他也是認可對宋朝積弱的評價的。
王夫之在《宋論》中認為：“仁宗之過於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這其實也是在說“積弱”，也相當於是一錘定音了。
清朝學者趙翼指出宋朝“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此宋制之不可為法者也。”“民之生於是時者，不知何以為生也。”
認為宋朝“積貧積弱”不僅是傳統的主流看法，也是1949年以來大陸史學界的官方看法。20世紀50年代末漆俠在《王安石變法》中說：“積貧積弱不僅是宋封建國家的外部標記，而且透過積貧、積弱的現象，還可以看到宋整個政治經濟當中的複雜關係。”這是明確將“積貧積弱”連用來概括宋神宗實施變法的主要社會原因。1962年鄧廣銘又將這一概括引入《中國史綱要》宋代歷史部分的書寫，之後1980年《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與當時積弱積貧和農業生產的關係》還是認為宋朝“積弱積貧”（後來他的觀點有所改變）。2006年，項懷誠主編的《中國財政通史——五代兩宋卷》中“‘積貧積弱’與財政分配”一節指出：“對整個宋代經濟的評價，史學界歷來使用‘積貧積弱’一詞。”
民國以前的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和胡適等對宋朝評價很高，但他們主要是從文化、思想等方面去評價，並不改變民國以來認為宋朝在財政和軍事上“積貧積弱”的主流看法。
海外漢學界確實是推崇宋朝的
海外漢學界則普遍認為宋朝是中國經濟、科學、文化等最發達的朝代。日本史學大家內藤湖南在國際上是“唐宋變革論”的提出者，他認為"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對宋朝的評價是比較高的。
受內藤影響的日本學者攄藪內清在《中國-科學-文明》中說：“北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儒學方面興起了後來被稱作宋學或朱子學的新儒學；文化方面，在古文復興的同時，口語文學也興盛起來；印刷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而且發行的書籍不僅僅是儒教經典，還有歷史書、詩文集等。在這裡值得特別一提的是科學書籍的出版發行。可以說，自古以來沒有像北宋皇帝那樣重視醫學的。……總之，在這個文化發達的歷史潮流中，有許多驚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認為，北宋時代可以和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以至近代相比。”
李約瑟則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者歐洲的水平。"
德國經濟史學家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說：“宋代中國在重要技術、生產、商業發展方面和總的經濟發展方面尤為突出。麥克尼爾認為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紀和12世紀的宋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在工業化、商業化、貨幣化和城市化方面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方。”
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在《南宋社會生活史》一書中說：“13世紀的中國……在社會生活、藝術、娛樂、制度、工藝技術諸領域，中國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作蠻夷之邦。”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東亞研究及歷史學教授漢學家伊佩霞在《劍橋插圖中國史》一書中說：“11、12、13世紀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國家。”
從以上可以看出，海外漢學界的主流看法，至少是不認同宋朝是“積貧”的，對於宋朝是否“積弱”，他們是沒有怎麼關注的。
為什麼中外學界對宋朝的歷史地位有如此截然相反的看法？
中國史學界認定宋朝積貧積弱，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自宋代以來，中原王朝就飽受異族欺凌，在對外戰爭中不斷打敗仗，甚至賠款割地，而這就是從宋朝開始的，宋朝不但不能像漢唐一樣統一傳統上的中原王朝國土，還是割地賠款之始作俑者（明朝是例外），飽受刺激的史學家們自然不會給宋朝太高的評價。
二是中國的史學評價體系與西方不同，中國史學界一直以來都是以政治評價為中心，儒家就有史以載道的傳統，對於歷史一向講究“春秋大義”，同時也受近代屈辱史影響，過於看重政權正統問題、傳統天下秩序、對外戰爭表現、人物道德評價和政權角力等。而西方學者則自歷史年鑑學派以來，就更注重長時段和大區域的整體史，習慣從社會史、經濟史、科技史和文化史等方面來評價。他們對於宋朝的變革意義和現代特徵相對比較欣賞，評價也就比較高。客觀地說，梁啟超早就希望中國史學擺脫以政治史為中心的傳統理念，但大陸學術界真正完成這一轉變還是到2000年後。
三是對唐宋變革的意義認識不足。1910年內藤湖南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在國際上率先提出“唐宋變革論”，之後日本學者關注這個課題已超一個世紀。內藤認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質上有顯著差異”，政治上則是“貴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獨裁的出現”。之後宮崎市定等多有贊同，並形成了以傳統方法研究中國歷史的“京都學派”。陳寅恪先生也有類似的說法，他說“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
儘管對唐宋之差別，我國古代學者如鄭樵、陳邦瞻等早有論述，我國亦代有學者論及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革，但不可否認的是，自改革開放特別是198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相關成果的傳入，極大地推動了唐宋變革期的研究。
鄭樵《通志》
鄭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稱:“自隋唐而上, 官有簿狀, 家有譜系, 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 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 “自五季以來, 取士不問家世, 婚姻不問閥閱。” 這段名言言簡意賅, 不是枝枝節節的史料, 而是高屋建瓴的史論。它準確無誤地表明鄭樵是個相當標準的“唐宋變革” 論者。
顧炎武對“唐宋變革” 的揭示也是非常深刻的, 但在時間上遠遠晚於鄭樵。
近代夏曾佑則是在內藤湖南之前，已率先提出“唐宋變革” 論。內藤《中國近世史》一書和《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刊行於20世紀初期，而夏氏《中國古代史》一書是其上世紀初年的講稿。他認為:“自傳說時代至週末, 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 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 為近古之世。”夏氏與內藤在時代上並無古代與近代之分，夏氏的“近古” 說與內藤的“近世” 論都應當屬於近代史學體系規制下的學說。
中國大陸史學界是早就知道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的，但他們不知道鄭樵早已論述過這個問題，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沒人回應這個問題，也就沒人能夠從“唐宋變革”的角度去看待宋朝。如果以近代國家的觀念來看宋朝，則我們確實很容易發現宋朝的優勢。
如前，海外漢學界看待宋朝，他們更注重長時段、經濟史和科技史等，尤其是他們看待宋朝，是將其與同時期的西歐進行比較，這就凸顯了宋朝的優點。至於宋朝敗於蒙古人之手，在他們看來就更沒什麼了，宋朝能抵抗幾十年已經比歐洲優秀多了。
真實的宋朝：人均GDP不低，但也確實“積貧積弱”
要確定宋朝是不是真的“積貧積弱”，最好還是我們自己考察一下宋朝實際的經濟水平和軍事能力。
當然，這裡需要澄清一下，宋朝的人均GDP是絕對達不到2280美元這個水平，網上那篇文章的計算是問題很多的（本文後面列出的參考文獻是一篇收入了知網的文章，其原始出處是不是這一篇，我還不能肯定），不過我會放在後面的文章來講。
宋朝真正的人均GDP，我認為還是參照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書中給出的600美元較為合適。以現代經濟學的觀點考察，宋朝相對於唐，人均GDP確實提高了1/3左右，但這種提高是比較緩慢的，在1820年工業革命之前，全世界的人均GDP也都處在這樣一個較低水平，不可能出現人均GDP達到2280元美元這種情況。麥迪森給元明清的人均GDP定的都是600美元，雖然這肯定不是一個很準確的數字，但用來做粗略計算其實還是夠的。
歷朝人口、耕地表
從這個數據可以看出，北宋的國內生產總值為600億美元，不過要注意的是，這個是以2003年的美元價值來計算的。如以美元與黃金的比價來計算，今天美元已經貶值了3倍左右，也就是說宋朝的GDP應為1800億美元左右，人均GDP為1800美元。當然，實際上美元20年來貶值了1.5倍左右，所以宋朝人均GDP應為900美元，GDP為900億美元。
正因為宋朝的人均GDP和後來的元明清一樣，我們也就能夠確定宋朝的GDP相對後來的幾個朝代是不高的，其實際數字我就不計算了。大家參照各個朝代的人口和土地數字，就會有一個大體的認識。準確的計算是很難做到的。
至於宋朝的財政收入高，這也是事實，但這卻是是用盡了聚斂手段的結果，不能說明宋朝富裕，只能說，在西歐人均GDP快速提升之前，我們確實領先他們，但後面的停滯不前，卻讓我們慢慢落後。
結語：
中外學術界對宋朝的評價確實是截然不同的，但這種不同不是因為偏見或所依據的材料不同造成的，而主要是由於大家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中國學者主要從財政角度得出了宋朝“積貧”的觀點；而外國學者則是與西歐比較後的宋朝：人均GDP高於西歐，人口又幾乎是西歐的兩倍，城市快速發展，紡織、鋼鐵等有工業化的跡象，加之政府管理現代化程度比較高，人文氣息濃厚，因而對宋朝有較高評價。
至於“積弱”的問題，宋朝軍隊的對外戰鬥力確實不強，但這主要是宋朝崇文抑武的結果，宋朝軍隊在太祖、太宗時期並不弱，檀淵之盟其實也是打平的；而南宋初期在朝廷控制不到的時候，岳飛和韓世忠的軍隊戰鬥力都比較強。所以我們不能說宋朝軍隊就一定是“積弱”的，其在裝備和組織上其實也是有很多創新的，也代表了戰爭進入熱兵器時代的開始，但大多數時候由於士氣不高、組織不力和訓練不足等，宋朝軍隊對外的表現確實是弱的。
總體來說，對宋朝的評價，中外學術界並不存在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大家看到的內容不同，有點類似盲人摸象，大家都只看到了自己能看到和想看到的那一部分。
參考文獻：
《宋史》，脫脫等
《兩宋財政史》，汪聖鐸
《宋史十二講》，張全明、李文濤
《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麥迪森
《宋代“積貧積弱”說商榷》，李裕民
《北宋人均GDP達2280 美元》，《文史博覽》2007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