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罪犯要罪大惡極到什麼樣的程度，才會被律師“拒絕辯護”？
“N號房”的嫌犯，網名“博士”的趙周斌就是如此。實際上，為趙周斌辯護的律師及所屬律所信息25日被韓國媒體公開後，該律所接到無數個抗議電話，公司官網也被攻擊癱瘓。韓國法律界人士紛紛表示，趙周斌的犯罪行為實在太殘忍，估計沒有一個律師會願意為他辯護。
而原計劃為趙周斌辯護的律師也在25日當天提交辭呈，該律師表示“趙周斌家人委託案件時，僅告知是一起簡單的性犯罪案。但後來瞭解的詳情與他們當初的描述完全不同，因此決定終止辯護合同。”
其實，“N號房”的罪惡，遠遠不止是“性犯罪案”。
“厭女症”
在報道“N號房”事件的報道中，“性剝削”和“厭女症”是出現頻率非常高的兩個詞，而韓國乃至於全世界的性別不平等所引發的犯罪問題，也再次因為這一醜惡的事件被外界關注。
我無意再此複述那些令人脊背發涼的罪行，但卻必須指出這其中最讓人毛骨悚然的一個數字：26萬。
據調查，“N號房”的累計參與者達到了26萬人，收費會員達1萬多人。而韓國男性數量，總共也不過2500多萬人，也就是說每100個韓國男性中，就有1個進入過“N號房”。類比一下，韓國共有26萬臺出租車，你在韓國街頭碰到出租車的概率，就是你周圍出現“N號房”會員的概率。
這個龐大的加害者群體背後，是一個在現代社會本不應該存在的詞彙：“厭女症”。雖然性別平等的口號已經喊了多年，但是真正能夠做到男女平等的社會並不多，甚至在尋求平等的過程中，針對女性的歧視和侵害反而在一些地方變本加厲。
你或許難以想象，在韓國繁華的街頭，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一幕。
一名年輕漂亮的20多歲女性毫無提防地走在江南站附近的商街上，或許她剛剛逛了幾家店，有幾件喜歡的衣服準備過幾天購買。然而一個陌生的男性，僅僅因為“她是女人”，便將她殺害，並拋屍在附近的衛生間裡。
即使已經相隔幾年，再次閱讀那個男性殺人的理由是“她是女人”時，依然讓我憤怒，又讓我無話可說。
憤怒的是這個理由無比的荒誕。
無話可說的是這個理由描述了一種無法反駁的事實，她的的確確是個女人，而這個事實成為了她被殺的理由，是多麼扭曲的心態。
這是2016年的韓國江南站殺人案。一個無辜的女孩，因為一個無辜的原因，被殘忍殺害。
而這樣的情緒，如今仍然有其市場，在“N號房”這件事情發生過後，依然有四分之一的韓國男性認為，“這是女孩子的錯。”
內心深處物化女性的歪曲觀念，固化之深，不言而喻。
從1到N的惡
從嬰兒成長為成人，有些人學會了評判善惡，有些人卻做出了惡的行為，那些人是怎麼學會惡的呢？換而言之，如果惡有第1次和第N次，那麼第1次是如何發生的呢？
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嘗試去理解那些作惡者的心理。我其實不太喜歡代入罪犯的主觀思維裡，那種思維過程讓我的潛意識反感，讓我不舒服。最終在比較了幾種心理後，我大概能知道一個核心並且通用的結論：所有的施惡者，都不知道惡意味著什麼。
在《名偵探柯南》中，有這樣的一個罪犯，他為了出名而故意縱火，然後抓拍人們掙扎逃命的瞬間，以此謀取名利。
在他看來，他人的生命只是自己謀取名與利的工具，而不是珍貴而神聖的事物。
而對於韓國“N號房”的參與者來說，又有那麼幾種類型，一是最核心的虐待女孩並將視頻上傳的“兇手”，他們認為女孩不過是手中可以賺錢和發洩的玩物；二是“常客”，他們向“兇手”支付費用，通過觀看視頻，滿足自己歪曲的慾望；三是“旁觀者”，他們或許抱著好奇心和偶然慾望點擊進入，看似最無辜，卻最助長了“兇手”的變本加厲。
而某種意義上，惡並無大小之分，所有的越界行為，都應該達到充分的批判。今天的“旁觀者”，有可能會成為明天的“兇手”。而唯一防止惡的做法，就是讓每一個人都清楚地明白什麼是惡。
如果把“N號房”比作一個容器，那麼這個容器裡面可以盛裝的不僅僅是對於韓國未成年女性的性剝削這一種惡，還有可能是對於其他任何人類權利的侵害，而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受害者。
讀者可以思考一下，“N號房”裡的內容，假如換成“虐殺貓狗”，“虐待成功男性”是否就無人觀看了呢？或者是看似“惡性更低”的“在別人的飯中吐口水”，“做超市捏捏黨真爽”，“一起侮辱某明星”，會怎麼樣？
有些事情，並非沒有發生過，只是還沒有發展到“N號房”的規模。
網絡是一個無限又狹小的空間，如果把網絡比作一個實體，那麼與之最相似的結構便是蜂巢。善的聲音固然是主流並且佔據了這個空間的大部分，但是也有一些惡的聲音躲到網絡的眾多小房間中不斷共振充盈。惡也就完成了從1到N的增長過程。
曾經有研究發現，互聯網並不使得人們越來越能包容多元，而是使得人們的視野越來越單一。你喜歡看什麼信息，就給你看什麼信息，這是科技加持下的信息篩選。而不喜歡跟不同觀念的人交談，就能不跟不同觀念的人交談。這是科技加持下的群體聚集，這些信息未必只能包括那些正常的興趣愛好，看法觀點，還能包括那些變態而扭曲的價值觀。
“投名狀”
韓國“N號房”事件則在上述篩選和聚集效應上更進了一步，它採用了一種“投名狀”式的聚集模式。何為“投名狀”？在古代，土匪如何證明新入夥的人的忠心而非臥底，需叫人提交“投名狀”。這個“投名狀”，並非只是簡單寫幾句“保證我以後會好好做土匪”，而是需要先殺一個人，帶著人頭作為證明。
這樣的證明方式有兩個作用：
一是保證入夥者的絕對忠誠。殺人過後，再無它路，也就能死心塌地作為土匪了。
二是當作惡成為了觀賞惡的門票，惡就會鏈式反應地無休止地擴張下去。
每一個想要觀看偷拍影像的人，都在尋找另一個同樣想要觀看偷拍影像的人，他們越聚集，偷拍便越氾濫。對於其他種種的惡，這一相關性同樣適用。在這種“惡的鏈式傳播”中，惡會被加速習慣和正常化，加速完成其“從1到N”的過程。
而在“N號房”事件中，“投名狀”的規則化和“從1到N”的利益化，給了惡的傳播一個更為危險的土壤，舉個例子：在“N號房”事件曝光之後，伴隨著一片譴責聲的，是各種“求視頻”的發帖，這帖子的背後，恐怕就是一個又一個曾經可能成為“N號房會員”的人，而現在，“N號房”對於罪惡的傳播是否就此停止，我們並不能夠確定。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正如在群體中需要有一定比例的人具有免疫力就有可能阻止病毒的傳播，大部分人具有良知具有是非評判能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惡的傳播。這是“N號房”事件警告我們的。美好的世界並非會自行到來，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完備的監管，並且需要依靠每一個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