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市區深處的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就像一所隱修院。在一條叫做“餘樂姆”的小街上尋到它時，躍入我們腦海的第一個詞語是“小”，小到讓它字面上看起來很闊綽的身份——“大大學”（grand école）有種滑稽的名不副實感。它如此小，幾乎從未有人耗費筆墨去鋪陳它的校園景色。實際上，它根本不能算有校園：從側門進入門崗室，接受安全檢查後，就可以直接邁入它的大門；大廳裡四面圍著玻璃、被稱為“水族館”的收發室一直未變；穿過大廳，中庭花園正中有一個叫恩斯特的水池，學生們在為數不多的池塘邊的桌子上學習；穿過花園，進入下一個中庭，就是它的圖書館和另一些圍合的小樓；環繞著建築的迴廊層疊嵌套，就如迷宮。沒有綠茵草坪或精心修剪的花園，也沒有巨柱長廊或教堂鐘樓，更不用提博物館或體育場了。它的簡樸，部分來源於它對精神純粹的崇尚，部分也受限於主要由法國政府提供的有限預算。由於它的“小”與它建立兩個多世紀以來出產的群星璀璨的思想家、文學家、數學家和科學家，以及它對法國乃至世界的影響如此不成比例，我們很容易便覓到了第二個詞語來形容它：“小而精”。
巴黎高師於1847年遷至巴黎餘樂姆街45號，這是高師最古老的建築（於楚眾 攝）
這與我們過去考察過的所有大學都有所不同：無論是劍橋、牛津，還是哈佛、耶魯、斯坦福，這些大學都在相對遠離城市的開闊之地發展出風景秀麗和不乏歷史性建築的大學校園。但巴黎高師是屬於巴黎這座都市的。兩百多年來，它已經把居於拉丁區心臟地帶視為了自己性格乃至命運最重要的一部分，任何的擴張衝動都為此得到了抑制。高師的規模與它所佔據的空間，兩百多年來都保持著相稱的比例：它的學生至今不過800人，每年招收的人數不過200人。
巴黎餘樂姆街上匆匆趕去上課的高師學生（於楚眾 攝）
與那些隱居在寧靜小鎮或世外桃源思考學問的學派不同，高師人的精神不是仰望星空的，而是俯瞰芸芸眾生的。在它的斜坡屋頂上，曾經站立過很多攀爬上來的高師人，他們極目遠眺，迎風吟詩，內心被喚起無限抱負和激情。它是一所非常具有“法國特殊性”的精英學校：雖然法國自12世紀就有了與歐洲一脈相承的大學體系，但法國大革命之後，拿破崙在“大學”（universités）之上，又建立了一層以培養共和國最優秀的專門人才為目的的精英學校，這就是“大大學”體系。這兩套體系，並行不悖。如果說，全民免費、高中畢業即可進入的“大學”是法國高等教育最大程度平等的體現，那麼“大大學”就是等級制的縮影。“大大學”，即精英學校畢業的學生，會被打上身份的烙印，身份並不一定直接意味著物質利益或權力，但象徵著地位。某種程度上，法國的等級比歐洲其他國家更甚。在這種最大程度平等與較大等級差異的永恆矛盾之間，精英如何被選拔和認定，並擁有合法性，是理解其平衡點的切口。法國獨特而選拔苛刻的預科班，雖設在高中，實際上卻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延伸，為這對矛盾提供了一些答案。
巴黎高師的中庭花園，內有著名的恩斯特池塘（於楚眾 攝）
今年決定寫巴黎高師時，我們還尚未完全清晰地意識到這種“法國特殊性”。那時，我們內心被另一種想法佔據著：每年一期、已經做了七年的大學專題報道，到第八年，似乎遇到了瓶頸，陷入了某種迷惘。那些英美大學雖然世界一流，但對我們來說，隨著對它們從教育思想、制度到學科體系相似性，以及它們所生產的“精英”的相似性發現愈來愈多，一切都在悄悄往“套路”這個可怕的方向上滑去。再多寫一所普林斯頓、加州伯克利或倫敦帝國理工，又能拓展什麼新知的邊界呢？在一個全球資源都不斷向少數幾所大學集中、學術和知識越來越集約化規模生產的時代，大學正越來越趨同。市場化的高等教育資源在全球範圍內分配，教育本質之外，購買和提供“服務”這層關係，成了一流大學探討“學分和學位貶值”的背景。我們暗自思忖，是否到了該從這個專題撤退的時候了？
巴黎高師校長馬克·梅扎爾（於楚眾 攝）
直到我們探索著進入巴黎高師所在的法國特定語境中，一成不變的老路似乎出現了一點轉機。至少，我們開始問一系列與過去不同的問題。這些問題首先是制度層面的。比如：代表法國精英教育的“大大學”和代表法國全民高等教育的“大學”之間有什麼不同？法國人如何鑑別和選拔精英？他們理想中的精英具有什麼樣的特質？“大大學”用何種方式培養精英，又以何種方式為其培養的精英提供身份的合法性？在法國，為什麼專門性的學校生產精英，而不是綜合性大學生產我們已熟知的“博雅”精英？小型教育機構會在學術研究上呈現出什麼不同於綜合性大學的特點？以國立大學為主導的法國高等教育，在教育宗旨和使命上，和以私立大學為主導的英美大學相比，有何不同？這兩種制度運作下的大學，各有什麼優勢與不足？巴黎高師為什麼會成為正在發生的法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推動者，並根據自己意願成為聯合了26所“大大學”的新大學——巴黎科學藝術人文大學（PSL）的創始成員？等等。對這些問題的追問，讓我們從“一流”這個過去難以迴避的概念陰影下解脫出來，重新將大學放入一個相對廣闊的討論空間裡，比如，城市、國家、制度的起源與變革，以及興與衰。
巴黎科學藝術人文大學正在召開討論跨學科教育的研討會（於楚眾 攝）
巴黎高師和它所浸淫其中的法國精英教育體制，投射出許多法國人的獨特品質。法國人一向認為自己是善於思考的人，對思想理念有強烈的追求，更顯著的具有道德和知性上的力量；他們鍾愛抽象理論，迷戀普遍性，追求純粹，在論證時習慣清晰和一分為二，但又時常自相矛盾或走向極端；他們的思想家常有救世主情節，替全人類思考，為人類貢獻了自由、平等、博愛、共和、公共利益等優雅而複雜的抽象政治概念；他們在啟蒙運動的洗禮下崇尚理性，但又喜愛神秘主義，熱衷激情和冒險。毫無疑問，“知識分子”是法國貢獻給世界的文化創造物，而巴黎高師則是精英知識分子成長最肥沃的土壤。其中，以哲學為代表，薩特、福柯、德里達、雷蒙·阿隆、阿爾都塞……一連串閃耀的名字，照亮了20世紀思想史的星空。法國哲學不僅以概念和抽象聞名，而且擅長打破各種邊界與其他學科結合，獨具創造力。今天，法國哲學的重心雖已開始向以索邦大學為陣地的實證主義轉移，但高師的批判傳統依舊富有力量。
薩特（左）與福柯（右）
然而，最初的巴黎高師其實是一所理科學校，教授數學、物理和天文學，數字的講壇先於詞語的講壇而存在。然後，它才發展出了對詞語和文學的熱愛，接著是哲學和思想。高師培養出來的最優秀的人，除了那些影響了人類文明和思想史的科學家和思想家，還有很多默默無聞為法國整個教育做出貢獻的人。而很多法國的知名知識分子，都曾以授銜教師的身份，在中學、高中或大學任過教。“共和國的教師”擔負著培養共和國公民的使命，他們從巴黎高師走出來，按照國家的需求，到巴黎或外省的小學、中學與大學裡，以教育之專業方法，將共和國先賢的知識傳遍整個法蘭西的各個角落。
巴黎高師數學系主任維泰博（中）、數學教授帕特里克·伯爾納德（右一）和幾位數學系學生（於楚眾 攝）
20世紀60、70年代以來，巴黎高師和它所處的法國高等教育體制，面臨著很多變化。隨著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就業問題逐漸提上日程，與此相應，帶有學徒制身影的企業實習成為法國精英學校的顯著特色。財政困境也開始露出端倪，一位高師的教授告訴我，幾十年前，法國就開始面臨經費困境，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的研究前期都需要足夠的資助，而所需經費已超出了小型高等教育機構可獲得的範圍。也恰因如此，數學和哲學，作為高師的傳統，依舊保持著高水平，因為它們是“抽象科學中僅有的、在沒有太多資助的前提下，可以做出最傑出成果的學科”。
巴黎高師音樂廳舉辦的週末音樂會。伴隨著音樂，舞者跳起踢踏舞（於楚眾 攝）
另一個充滿悖論的問題是全球化。高師畢業的PSL副主席愛德華·禹蒿告訴我，當他1988年進入高師學習時，學校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吸納國際學生。亞非拉美獨立運動後，雖然法國仍是世界上繼英美之後排名第三的留學目的地，但它並未能像英國那樣，保持著吸引世界英才的影響力。2003年，法國高等教育在“上海排名”榜單上全線潰敗，印證了警示者“法國已在國際上隱形（internationally invisible）”的預言，喚醒了法國。這個建立在共和國理念上的教育體系，在全球化時代，面臨著悖論：公民的身份限制著它從全球吸納人才和資源；它的“小而精”，既依託於法國國內的特定環境，很大程度上又是以傳統的知識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它們不依賴於大規模資本投入，而完全依賴於人的思維而存在，推動它們發展的，是人類鳳毛麟角的最出類拔萃之輩。但新的知識生產方式——人才和資本密集、大規模、跨領域、跨國界的全球化知識生產，讓“小而精”再難獨善其身。
選擇擴張，還是聯合？高師選擇了後者。在正在進行的法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中，高師是這個歷史進程的積極推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