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腦極體
在科學家們日以繼夜的努力下，大眾看到了一個“不明覺厲”的發明。那就是麻省理工學院夢境實驗室，最新研發的可穿戴氣味擴散器 BioEssence。
戴上之後，設備就會監測心率和腦電波，跟蹤你所處的睡眠階段。一旦到達跟記憶區相關的N3 階段，就會釋放出預設好的氣味。
而因為嗅覺與記憶和情感部分的腦區（杏仁核和海馬體）相連，就可以實現“夢境改造”。做了噩夢，給你來點芳香鎮定；聞到初戀的髮香，瞬間夢迴青春校園……
當然，和所有的“科技鬼故事”一樣，這一設備同樣是“理想豐滿，現實骨感”，面前還有著技術成熟度、有效性、生產製造、社會倫理等重重考驗要過。
所以我們不過多探討這一“夢境入侵”硬件本身的意義。倒是科學家們為什麼如此執著地對“夢境”感興趣，及其真實的科學進展，反而能對我們當下的生活帶來不小的影響。
為了控制夢境，你知道科學家們有多努力嗎？
人類酷愛做夢，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像學者們一樣造夢、解夢、改夢。
古往今來，有多少研究者為虛無縹緲的“夢境”窮經皓首，很難一一窮盡。不過，顯然大家都對控制夢境充滿了興趣。
有的試圖用催眠療法來入侵夢境。
在《盜夢空間》等影視作品中，入夢的“鑰匙”就是藉助一些暗示性物體或語言，通過催眠讓病人處於類似睡眠的狀態。
而在催眠狀態下，人的大腦皮層高度抑制，對新刺激的鑑別判斷力大大降低。因此，醫生可以介入患者的“夢境”，用正面而又肯定的語言向他明確指出有關症狀定將消失，或進行精神分析，找出其致病的心理根源。
事實上，從1775年奧地利醫生麥斯默(Mesmer，E·A)使用催眠術並運用於醫療到，催眠療法已有200多年的歷史。弗洛伊德、榮格、巴甫洛夫等學者，也都對催眠現象進行了大量研究。
有的則利用社會科學方法“教人做夢”。
比如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博士、西方現代清醒夢之父斯蒂芬·拉伯格（Stephen LaBerge），就試圖說服大腦細胞讓自己重返夢境。
1913年，荷蘭醫生Frederick Van Eeden創造了“清醒夢”一詞，在這種狀態下，做夢者擁有清醒時候的思考和記憶能力，但卻知道自己身處夢中。
但如何控制自己做一個“清醒夢”呢？20世紀70年代末，斯蒂芬·拉伯格將這作為自己的博士課題。他第一次用科學研究的方法揭示了清醒夢和快速眼動睡眠（REM）之間的關係。
在LaBerge供職的“清醒夢研究所”的網站上，就傳授了很多提高清醒夢幾率的方法。比如記錄追夢日記，利用夢中的人物或建築物作為線索，採取分段睡眠等等。
此外，他還開發了一種叫做NovaDreamer的產品，能在人們進入快速眼動睡眠時發出閃爍的紅光，促使人進入清醒夢。
近年來，伴隨著腦神經科學的發展，一些可控制夢境的硬件也開始被釋放到消費市場。
一家名為Bitbanger Labs的公司，就曾在集資網站Kickstarter上募集資金，以發明能夠通過夢境入侵人類大腦的睡眠面罩。
在網站說明中，這種面罩內部有6盞紅色LED燈，它非常昏暗以至於不會弄醒睡眠者，但又足以讓大腦識別它們的存在。用戶可以自動設置LED燈以產生特定的序列。
等到使用者進入REM沉睡階段（一般是4到5個小時後），該設備紅燈亮起來。當用戶在夢裡打著高爾夫，遠處能夠看到紅燈閃爍的模式，提醒你自己正在做夢。
斯坦福的夢境實驗室，早期也曾推出過一款可以“控制夢境”的可穿戴設備 Dormio。
它會包裹住用戶的手腕和手指，利用內置傳感器跟蹤肌肉、心率、皮膚等狀態，一旦判斷進入活躍的“催眠狀態”，就會播放用戶事先錄製好的音頻，來決定在夢境中會出現什麼。
研究團隊曾為50個實驗人員播放“tiger”一次，然後他們真的就夢見了老虎。
可以說，科學家們為了研究夢的真諦，並試圖改變它，真的可以算是不惜一切代價，有的研究甚至長達幾十年。但遺憾的是，直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明確的證據證明，人真的能控制夢境。是不是還挺喪的？
盜夢空間？真的想太多
別說“盜夢空間”那種程度的影響，就連解釋、復現夢境，當前的技術手段都難以做到“指哪兒打哪兒”。為什麼這麼說呢？
首先，目前人類對夢境的瞭解還很粗淺，甚至沒有找到夢境內容與外界刺激的直接且必然的聯繫，更何談精準控制。
比如社會哲學派（弗羅姆在成為心理治療家之前就具有社會學背景），將夢境看做是表達人類不合理需求、重塑社會關係的一種體現。舉個例子，乞丐夢見自己吃上了滿漢全席，或是小女孩在夢中看到了溫暖的火苗與火雞，這些更強調夢中象徵性的意義，注重對夢境的辯證解釋，而非科學證明。中國古代也認為“心臥則夢”、“憂樂存心”，南宋學者朱熹也說，“夢者 ，寐中之心動也”，也就是在各種因素刺激下的心神活動。
直到19世紀末，弗洛伊德提出了精神分析，開始對夢境做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大大推進了人類對夢的認識，也讓對夢的解釋開始進入科學領域。其中就有許多分支，在反覆證偽、對抗、求真。比如弗洛伊德認為夢體現的是人被壓抑的慾望和情感，是潛意識的表達。而他的學生榮格，則認為夢的功能是補償，人類在夢中體驗自己無法體驗的生活，以維持心理平衡。另一個學生阿德勒，則認為夢是解決問題的欺騙性方法，如果一個人勇敢面對生活中的問題，就很少需要做夢。
腦神經學科的進步，尤其是核磁共振及神經影像技術，為更好地描述人類睡眠階段的大腦激活區域提供了新的證據，讓人們對夢的理解更上一層樓。福爾克斯Foulkes就基於縱向的實驗室研究，提出做夢的認知發展理論，認為夢就是人類培養認知和視覺空間能力的一種產物，一旦人們達到某個發展階段（8-9歲），夢就自然產生了。
哈佛大學教授艾倫·霍布森也認為，夢沒有任何意義，僅僅是腦在夜間運轉產生的副產品，是大腦在處理感覺輸入的隨機脈衝時所產生的一種幻象。
本狐也是在小學時期開始頻繁夢到奔跑和跳高臺，還被家長騙是因為在長個子，讀者們有沒有類似的經歷呢？
當然，基於腦神經科學的夢境理論還有很多。比如科瑞克的“反向學習理論”(reverse learning theory)，就認為夢是記憶的定期清理系統，為了把大腦皮層細胞網絡中一些不重要、不受歡迎的神經連接去除掉，把空間留給更重要的記憶。這一理論還影響到了教育學科，發展出了“臨時記憶”和“長期記憶”，而睡眠（做夢）也就成了指導學生背書（將臨時知識搬運到長期存儲區域）的有效方法。
人工智能自然也不能缺席。2018年，加州大學Gallant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就讓AI化身“解夢師”，通過算法處理大腦活動，形成可識別圖像，讓參與者觀看電影預告片，並積極思考正在觀看的內容，進而重現出預告片的模糊圖像。他們認為，如果同樣的技術應用於夢境，可以看到與夢境相關的視覺效果。
顯而易見，無論哪一種科學門類，對於改造夢境的可行性都無法提供可靠的支持。哲學派過於唯心，夢的功能性解釋幾乎是推測而來，很難得到有效的驗證。
而精神分析派也經不起實驗的考驗，神經科學家伊斯梅特·卡拉坎就曾在1970年要求一群年輕男性停止“搞黃色”，來了解他們不可描述的夢境會不會增多，結果是完全沒有。事實上，催眠治療也不是每次都能達到很好的療效。
即使是腦科學實驗的參與，比如斯坦福夢境實驗室還做過一個增強潛意識的夢境機器，但證明並不能有效地操控夢境。而按照常識，以高分辨率視頻的形式重建一個人的思維，這種足以獲得“圖靈獎”和諾貝爾獎的發現，顯然不會輕易被人類摘得碩果。
除了研究本身的侷限性之外，實驗倫理的影響，也導致很多夢境研究舉步維艱。
因為在一些夢境實驗中，一些研究需要對神經遞質產生影響，需要在癲癇患者做外科手術前進行，往往很難得到患者本人或家屬的同意。因此，研究對象大多是動物，或精神疾病/帕金森症患者，或腦損傷患者。這就導致基於健康人員的實驗數據無法被獲得與分析。
另外，不同社會文化、人種之間是否存在做夢時的大腦活動差異，需要開展跨界研究，在操作上也存在不小的難度。這就使得夢的功能性研究理論上難以獲得普適性的證據。
至少目前看來，上述因素還沒有鬆動的跡象，所以夢境之於人類，在很長一段時間依然是鏡中月水中花。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研究人員對夢境的執著到底從何而來？
目前看來，主要有三種考量，推動著科學入夢的腳步：
一是協助處理心理問題。儘管夢的機制、原理尚未完全清晰，但夢境對於人類學心理狀態的影響卻已經有數據證實。通過催眠與暗示，來緩解人們在現實工作生活中的緊張情緒，比如焦慮、抑鬱、不安等，在過去十數年間屢試不爽。實驗證明，在夢境中賦予積極的信號，能夠使受試者提高對應激因素的認知，重新適應社會。比如夢境實驗室的研發團隊就表示，BioEssence 的目的是治癒，比如修復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相關的症狀。
這一原理也很容易理解，畢竟誰做了一個好夢，醒來不會狀態滿滿呢？
二是獲得某些啟發的功利性目的。也有研究者是真心認為，人能從夢中有所斬獲，來指導現實生活。實際上也確實存在不少流傳甚廣的故事，比如愛因斯坦和費曼都曾在清醒夢中得到過靈感；詩人陸游對夢境念念不忘，還寫下了“夢中了了知是夢，卻恐燕語來驚眠”；還有導演諾蘭是在清醒夢裡受到了啟發，才造出了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盜夢空間》。甚至還有人覺得做夢可以提供靈感，讓自己更好地發明創造。儘管這些說法難辨真偽，但不影響人們都幻想自己可以在這1/3的生命中，可以改善自己，收穫現實幸福。
三是真金白銀的商業性價值。人們對夢境的好奇與嚮往，也讓“造夢”成了一門不錯的好生意。無論是玄學的薰香、語音，還是賽博朋克的造夢機器、睡眠眼罩，都能創造不少收益。比如前面提到的Remee眼罩，售價就達到95美元，還能提供私人定製哦。
站在今時今日的我們，很難篤定地說，人類想要操控夢境的願望，到底是不是一場“莊生迷夢”。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可以藉助可穿戴設備來監控打鼾、磨牙、輾轉反側等情況，讓自己睡得更好。但還沒有任何一個設備，可以讓大家從科技中品嚐到“夢”的甘甜。
人類研究夢，或許永遠都不能抵達那個更遠的世界，只是為了更加了解人性本身吧。親愛的你，又想做一個怎樣的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