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歷程
編輯
偶然發現
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始於當地農民燕道誠於1929年淘溝時偶然發現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廣漢縣傳教的英國傳教士董篤宜聽到這個消息後，找到當地駐軍幫忙宣傳保護和調查，還將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國人開辦的華西大學博物館保管。根據董篤宜提供的線索，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和助理林名鈞於1934年春天組成考古隊，由廣漢縣縣長羅雨倉主持，在燕氏發現玉石器的附近進行了為期十天的發掘。發掘收穫豐富，根據這些材料，葛維漢整理出《漢州發掘簡報》。遺憾的是，三星堆遺址自1934年首次發掘以後，發掘就長期停滯。
深入發掘
20世紀50年代開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復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當時還沒有認識到三星堆遺址的巨大規模，所以將三星堆遺址北部的月亮灣地點和南部的三星堆地點各自當作一個遺址，分別命名為“橫樑子遺址”和“三星堆遺址”。1963年，由馮漢驥領隊，四川省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再次發掘了三星堆遺址的月亮灣等地點，展現了三星堆遺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當時，馮漢驥教授曾認識到，三星堆“一帶遺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國的一箇中心都邑”。
發掘三星堆遺址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三星堆遺址迎來了大規模連續發掘時期，前後長達20年。1980～1981年的發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時代的房址遺蹟，出土標本上萬件，還發現了具有分期意義的地層迭壓關係。這次發掘的發掘報告《廣漢三星堆遺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種在四川地區分佈較廣的、具有鮮明特徵的，有別於其它任何考古學文化的一種古文化” ，已經具備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學文化的三個條件，建議命名為“三星堆文化”。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別在三星堆地點西南和西泉坎地點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三星堆遺址最晚期的遺存。1986年出土了大量遺物和複雜的地層迭壓關係，根據這年的發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開始了三星堆遺址分期的嘗試。也正是在1986年，兩處埋藏有豐寶藏的長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來，其包含的大量金屬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對位於中國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視。在三星堆遺址大規模發掘的同時，1985～1987年對成都市區的十二橋遺址進行了發掘，該遺址最下層的文化面貌與三星堆遺址最晚期遺存相同，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問題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開始，對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從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東地區和陝南地區。由於早於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時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並且有多處龍山時代的古城遺址和若干處具有新石器時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過渡階段遺存的發現，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進行提供了更廣闊的前景。
時光軸
1929年，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始於當地農民燕道誠當年淘溝時偶然發現的一坑玉石器。
1980年至1981年，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時代的房址遺蹟，出土標本上萬件，“三星堆文化”由此得名。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別在三星堆地點西南和西泉坎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三星堆遺址最晚期的遺存。
1986年7月，三星堆兩大祭祀坑相繼出土，大量器形獨特精美的文物，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對中國西南古蜀文明的重視。
1988年，國務院單獨就三星堆遺址組織評審，當年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89年至1995年，三星堆工作站先後6次對三星堆外“土埂”進行試掘，弄清其為人工修築的城牆性質，劃定了面積達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範圍。
1992年，三星堆博物館奠基。
1993年5月，三星堆文物在瑞士洛桑奧林匹克博物館展出。雖然只有一件，但在瑞士和歐洲引起了很大反響。之後，歐洲各國頻頻邀請三星堆珍寶赴歐洲展出。
1997年，三星堆博物館建成開放，其基本陳列當年就獲得全國博物館十大精品展。
2002年，三星堆出土文物青銅神樹和玉邊璋納入國家文物局印發的《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
2012年至2015年，三星堆考古發現青關山大型房屋基址以及多段城牆重要文化遺存，三星堆古城城牆合圍。
2019年4月，四川印發《關於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實施意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聯合申遺成為亮點。
2021年3月20日，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中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已出土了500多件重要文物，其中3個坑中發現有象牙。3月21日，三星堆考古“上新”繼續進行中，4號坑一根重達100多斤的象牙被完整提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