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體爆料劉某疑似涉及其他違規行為。圖片來自網絡。
“開始我的初衷是搞個千把萬兩千萬就行了”，“實際上我辦這個案子的初衷就是想搞點錢的”，“所以談錢是最好擺平的，當然我的胃口也不大，是吧？”……
據封面新聞報道，最近，一段由原武漢遠成集團法定代表人葉思提供的“時任慈利縣鯉魚橋派出所所長劉某”錄音成為網絡熱點。按照葉思的說法，2019年7月，慈利縣派出所民警以配合調查為名，將包括她在內的公司兩任法定代表人“跨省”抓走，隨後一再強調要錢。劉某則回覆稱，錄音裡面的“搞錢”指的是上繳違法所得的“罰金”，“我現在已經被免職了，但不是因為這個事情”。
如今，既然劉某本人並不否認錄音的真實性，那麼葉思提供的這段錄音就很有“殺傷力”。不是說，辦案人員不能訊問犯罪嫌疑人，也不能同被調查對象談話，但兩者的“交涉”，本來有章可循，不能變成私相授受，弄得“瓜田李下”。
在這段錄音中，很明顯主語都是“我”，而不是辦案機關，這種偏重“個性化”的表述，句句都不離“錢”，很容易讓人浮想聯翩——談話人或許在借辦案之機行個人敲詐之實。
而“搞點錢”“擺平”“胃口”等粗鄙用語，也散發出一股子“勒索橫行”的味道，與《人民警察法》的文明執法規定，還有公安部三令五申要求的“法言法語”格格不入。
老實說，劉某作出的回覆並不是那麼能立得住腳。追繳違法所得確實是辦案機關的法定職權，但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討價還價”“擺平”的可能。在《刑法》、《刑訴法》中，包括有關部門出臺的《關於沒收和處理違法所得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罰沒財物和追回贓款贓物管理辦法》中都規定得很清楚，只要是違法所得，就必須上繳國庫。
在這起案件中，劉某想“搞的錢”，就算是正常的追繳違法所得，從5000萬談到了800萬，“自作主張”大打折扣，也明顯超出了辦案職權。
這裡，還需要澄清的一點是，追繳違法所得並不是劉某所聲稱的“罰金”。“罰金”是一種附加刑，是人民法院判處犯罪人向國家繳納一定數額金錢的刑罰。
就這起案件來說，雖然有刑事犯罪之嫌，但遠還沒有到審判一錘定音的時候，作為公安機關也沒有定罪量刑的權力。
倘若劉某所說的不是“罰金”，而是“罰款”，那就更加不靠譜了，因為從性質上來看，這是一起刑事案件，而不是行政或民事案件。作為專門辦案人員，對專有名詞都如此“混淆”，更會削弱辯解的力度。
平心而論，這段“曝光”的錄音不是小事。司法是正義的源泉，如果辦案機關都不清白，正義更無法得到保障，其他公眾也可能成為“受害者”。公眾之所以如此關注此案，一個很大的擔憂，便是涉事辦案機關是否存在違規辦案、藉機索賄牟利等情況。
“錄音門”關係如此重大，而根據劉某的表述，免職還不是因為此事，那針對此事，當地有關職能部門有必要介入，對錄音事件展開調查，查清這起“錄音門”的真相是什麼，其中是否存在違規辦案等情況，以公正規範的處理還原事實真相，恢復辦案機關公信力。
“錄音門”不能成為羅生門。不妨好好解剖這隻“麻雀”，給當事人一個公正的結果，給法律一個響亮的回答，也給公眾一個信服的交代。
□柳宇霆（法律學者）
編輯：陳靜 校對：趙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