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這位梁武帝，有位義烏著名大居士與這位皇帝有多次往來，他便是齊梁之際著名大居士傅翕，又稱“善慧大士”，也是當時佛教中的著名人士，千佛中的一佛，維摩禪的祖師。據說當時達摩東渡也是為了尋這位傅大士，當時傅大士還是一“愚人”，後來被達摩點化。後梁武帝曾迎請志公和尚、傅大士入宮，向他們請教佛法，因此傅大士曾前後三次到京師，結交了梁武帝，並在京弘法，所度道俗不可勝計。
梁武帝蕭衍（464年－549年），字叔達，小字練兒。南梁政權的建立者，廟號高祖。蕭衍是蘭陵蕭氏的世家子弟，出生在秣陵（今南京），為漢朝相國蕭何的二十五世孫。父親蕭順之是齊高帝的族弟、丹陽尹知事。南齊中興二年（公元502年），齊和帝被迫“禪位”於蕭衍，南梁建立。蕭衍在位時間達48年，在南朝的皇帝中列第一位。頗有政績，在位晚年爆發“侯景之亂”，餓死於臺城，享年86歲。
傳世書跡有《異趣帖》近於章草：“愛業愈深，一念修怨，永墮異趣，君不......”此帖清時入於內府。對其作者，向有蕭衍和王獻之兩說，以傾向前者為多，明董其昌斷為蕭衍作品。
乾隆書法題識
梁武帝博學多通，文武兼備。長於文學,善音律,工書法。《梁書劉孝綽傳》稱其“雅好蟲篆”。唐代張懷瓘《書斷》稱：“帝好草書，狀貌亦古，乏於筋力，既無奇姿異態，有減於齊高矣。”蕭衍惟重鍾繇、王獻之，對鍾繇、王羲之書法藝術成就頗有精到之見。
王肯堂（1549-1638）題子敬（王獻之）書
梁武帝是中國歷史上一位非常特殊的皇帝。做皇帝初期，勤於政務，不分冬夏春秋，總是五更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冬天都把手都凍裂了。他注重節儉，不講究吃穿。史書上說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還稱他：“草隸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他從小就受到正統的儒家教育，“少時習周孔，弱冠窮六經”。即位之後，“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午夜”。詩寫得也很好。“勞燕雙飛”一詞就是來自梁武帝一首七言詩《東飛伯勞歌》：“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現存詩歌有80多首，大多數詩作都是描摹女子對愛情的殷盼，為離別相思所苦的情態，感情纏綿，風格綺麗，語言平易，具有濃郁的江南民歌風味。如“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君志固有在，妾驅乃無依”；“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在梁武帝的影響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業的發展達到了東晉以來最繁榮的階段。
梁武帝書法草書《數朝帖》
梁武帝擅長書法，特別是他評王羲之“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成為後人評價王羲之的重要依據。他在全國 各地廣泛蒐集王羲之及“二王”書法作品， 達一萬五千紙以上。對前朝流傳下來的王羲之書法進行整理辨別真偽。因為早在東晉穆帝（345- 361年）時，就有人模仿王羲之的字。據《二王等書錄》記載，有個叫張翼的人及僧人惠式模仿王羲之的字，“時人不能辨”。《論書表》也記載：王羲之常自書表與穆帝。穆帝使張翼仿效王羲之的字，“一毫不異”。王羲之開始沒有發覺，等他再仔細端詳才看出是有人在模仿他的字跡，他感嘆地說“小人幾欲亂真!”模仿的風氣到了南朝，先是帝王鳩集王書，又使人模拓、複製。此風一開，劣跡偽跡接踵而至。劉宋開國皇帝劉裕的兒子、新渝惠侯劉義宗對王羲之的字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懸金招買”王書，概始於他。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真偽相糅，莫之能別。”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梁武帝通過整理,辨別真偽，將定為真跡的王羲之墨寶鉤摹出許多副本，提供給王室子弟作為學書的範本。為了使王室子弟更好學習王羲之書法，梁大同（535年-546年）年間，梁武帝令殷鐵石在王羲之書法作品中拓一千個字不重複的字，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梁武帝召周興嗣，對他說， “卿有才思，為我韻之。”《尚書故實》稱：“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這就是四言韻語《千字文》的來歷。《千字文》每四字一句，共二百五十句，其中僅重複一個“潔”字。全篇行文流暢，內容豐富，條理分明，通順可誦，涉獵自然社會、天文地理、倫理歷史，琅琅上口，便於記憶，是我國早期的蒙學課本。
梁武帝還與陶弘景書疏往返，討論王羲之書法及其真偽。陶弘景（456年-536年），字通明，中國南朝齊、梁時期的思想家、醫藥家。梁武帝早年便與陶弘景認識，稱帝之後，陶弘景雖不為官，但梁武帝與他書信不斷，常以朝廷大事與他商討，人稱“山中宰相”。《與梁武帝論書啟》系陶弘景與梁武帝討論當代著名書家鍾繇、王羲之等書法之優劣得失的來往啟答，張彥遠《法書要錄》載此文。陶弘景和梁武帝一樣，都非常看重鍾繇、王羲之的書法。陶弘景在給梁武帝論書啟中說：“鍾（鍾繇）王（王羲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已”。他批評當時“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鍾繇），於逸少（王羲之）亦然。”認為由於崇尚王獻之的書法，海內都不知道鍾繇和王羲之，這太不應該了。他對在江東看不到鍾繇的書法墨跡，“常以嘆息”。
他還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王羲之的書法精品是“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這種認為王羲之的書法“暮年方妙”的觀點， 為一、二百年以後《晉書王羲之本傳》的作者和孫過庭《書譜》所接受，社會所公認。在與陶弘景書疏往返中，梁武帝提出，王獻之書法不如王羲之質樸，也不如鍾繇。他說，學王獻之的字，“如畫虎也，學元常（鍾繇）如畫龍也。”他還提出“古肥今瘦” 重要評判標準。這句話源自梁武帝的《觀繇書法十二意》。他說，“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最早將“肥”、“瘦”引入書法美學，是南朝宋人羊欣。羊欣（370-442年），字敬元。官至中散大夫，書法成就頗高。書法美學史上，“肥”與“瘦”作為對立的美學範疇， 一般指字體或筆畫的肥瘦。肥者多肉，瘦者多骨。其來源與魏晉的筋、骨、肉有關，其後以肥、瘦論書則較常見。梁武帝蕭衍反對其時論書“古肥今瘦、崇瘦貶肥”的說法，認為歷朝歷代的書法大家們，都有其獨到之處，肥瘦說明不了古今之異。“肥”、“瘦”是書法美學中相對立的審美範疇，哪一種更美，與時代的審美趨向有關，都不過之，則各得其美。梁武帝還把“殆同機神”作為書學批評標準,為品評書法確立了一項重神韻的審美法則,從而也確立了他自己在書法史上的地位。梁武帝把當時的書法排位由“王獻之——王羲之——鍾繇”轉變為“鍾繇——王羲之——王獻之”，這是極大的轉變。王羲之後一百餘年的梁武帝，是歷史上最早重視王羲之書法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