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為什麼能成為莫言的成名作?魅力在於敘述視角的獨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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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高粱》為什麼能成為莫言的成名作?魅力在於敘述視角的獨創性

文|阿黛

前言

什麼是敘述視角?

敘述視角是敘述語言中對故事內容進行觀察和講述的特定角度。傳統小說一般採用三種敘述視角:全知視角、內視角和外視角。

1.全知視角,即敘述者處於全知全能的地位,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和場景等都在其調度之中,這類小說一般採用第三人稱,也常常被稱為上帝視角。

正如韋勒克沃倫在《文學原理》中所說:“作者出現在他的作品的旁邊,就像一個演講者伴隨著幻燈片或紀錄片進行講解一樣。”這種“講解”可以超越一切,任何地方發生的任何事,甚至是同時發生的幾件事,他全都知曉。在這種情況下,讀者只是被動地接受故事和講述。”

2.內視角,即敘述者作為小說人物之一參與到故事發展當中,只講述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一般採用第一人稱形式進行敘述。這種內視角等於人物,它拋卻了上帝的全知視角,轉而用局部視角,適當地拉開了文本與讀者的距離,作者與讀者的距離。

內視角又可以分為主人公視角和見證人視角。舉個很簡單的例子,王小波的《黃金時代》中的“我”,就是主人公視角,是主人公王二寫自己的知青經歷。這種主人公視角,讓我們有親切感和真實感,會不自覺地與作者產生共鳴,甚至會把主人公幻想為自我。所以,這種視角,親切之餘,也容易讓我們掉入主人公的陷阱。

見證人視角,一般不擔任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通常是線索人物,起到見證、追尋的效果。比如,《紅高粱》裡的“我”,並不是主人公,而是歷史的追尋者,通過“我”對家族歷史的挖掘,讓我們看到了一段驚心動地的歷史。這種視角強化了作品的真實性,因為“我”並沒有參與其中。


《紅高粱》為什麼能成為莫言的成名作?魅力在於敘述視角的獨創性


3.外視角,即敘述者客觀地向讀者敘述人物的語言和行為,這種視角是對全知視角的反撥,一般是採用第三人稱進行敘述。也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瞭解任何一個人物的言行背後的意義和動機。

比如說,方方的代表作《風景》,就採用了外視角,用的是一個死去孩子的視角來講述發生在爸爸媽媽、哥哥姐姐身上的故事,我們通過孩子的視角看他們的行為,就像是看一齣戲,無法參與其中,只能置身事外。

談完基本的敘述視角的知識,我們來說一說,為什麼《紅高粱》能夠成為莫言的成名作呢?這與小說中獨特的敘述視角是分不開的。

就連莫言都曾不無得意地說:“如果《紅高粱》沒有這種獨特的人稱敘述視角的話,寫出來就會是一部四平八穩,毫無新意的小說”。

由此可見敘述視角對小說有著不可忽略的重要意義。

在《紅高粱》中,莫言在敘述視角上的獨創性不僅體現在創造出了“我爺爺”“我奶奶”這樣的

第一人稱全知視角,還實現了敘述視角的越界。

下面,我們從複合型人稱視角、敘述視角的越界、第一人稱敘述者的邊緣化及兒童視角四方面對《紅高粱》的敘述視角藝術進行簡單的分析。


《紅高粱》為什麼能成為莫言的成名作?魅力在於敘述視角的獨創性

一、複合型人稱視角

莫言曾說:“《紅高粱》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來轟動,其原因就在於它有那麼一點獨創性。將近二十年過去後,我對《紅高粱》仍然比較滿意的地方是小說的敘述視角,過去的小說中有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而《紅高粱》一開頭就是“我爺爺”“我奶奶”,既是第一人稱又是全知視角,這比簡單的第一人稱視角要豐富的多開闊的多”。

從這一段自我評價中, 我們可以看出讓莫言洋洋得意的“我奶奶”“我爺爺”視角,就是我們要說的複合型人稱視角,即採用了第一人稱的全知視角。

從人稱的敘事功能上看,“我爺爺”“我奶奶”這一類複合型人稱視角既有第一人稱的親切性,同時又有除去第一人稱“我”之後的“爺爺”“奶奶”的全知視角的特性。因此,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既能看到歷史的全貌,也能將自身代入到“我”當中,拉近了與“我”距離,也拉近了讀者與文本、與歷史的距離。

比如,在寫“我奶奶”臨死前的幻覺:

奶奶欣慰地微笑著,看著湛藍的、深不可測的天空,看著寬容溫暖的、慈母般的高粱。奶奶的腦海裡,出現了一條綠油油的綴滿小白花的小路,在這條小路上,奶奶騎著小毛驢,悠閒地行走,高粱深處,那個偉岸堅硬的男子,頓喉高歌,聲越高粱。奶奶循聲而去,腳踩高粱梢頭,像騰著一片綠雲……

在這裡我們不僅能看到奶奶的行為動作,還能瞭解奶奶的內心活動,更重要的是我們彷彿對奶奶臨死的場景有種身臨其境之感,好像跟我們息息相關,好像我們就在奶奶身邊似的。但其實,“我”並未參與這段歷史。

因此,這種複合型人稱視角,形成了敘述時間與故事發生時間的間離,以及歷史與現實的相互交錯。可以說,讀起來有種若即若離,又近又遠的感覺。說近,是因為與“我”有關,是“我”的爺爺奶奶;說遠,是因為與“我”無關,說的是爺爺奶奶。

所以,作者在小說中採用的兼具第一人稱“我”和第三人稱“爺爺”“奶奶”“父親”的全知視角的敘述功能,既可以拉近讀者與作品的距離,產生濃烈的親切感和抒情性,又可以借用全知視角自由出入人物內心,達到小說抒情自由、言論自由和敘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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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敘述視角的越界

什麼是越界敘述?

越界敘述是以突破原有某一敘述視角模式的習慣性、固定性使用帶來的陳舊感和侷限性為前提而形成的。由於它是兩種或兩種以上敘述視角的越界產生的新視角,它在選擇越界點與越界幅度時完全因敘述者的需要而靈活處理,因此它可以兼具幾種敘述視角的優點,從而能夠傳達出某一種單一的敘述視角所難以傳達的新體驗和新感覺,完成作者的情感訴求和敘事目的。

——李紅梅《敘述視角越界的“陌生化”創作效果》

在莫言的《紅高粱》中,作者就巧妙地運用了敘述視角的越界,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零聚焦、外聚焦和內聚焦敘事的結合。

簡單來說,零聚焦就是我們所說的上帝全知視角;內聚焦就是內視角;外聚焦就是外視角。而越界敘述,就是作者在寫小說時,多種聚焦敘述來回變換,不侷限於一種視角模式。這在《紅高粱》中體現得非常明顯。

比如,小說中的“我”,很明顯就是外聚焦視角,因為“我是”:

“為了為我的家族樹碑立傳,我曾經跑回高密東北鄉,進行大量的調查……”

因此,我不是故事主人公,我也沒有參與其中,我只是聽別人講起,我是故事之外的旁觀者。所以,我講述的我父親、我爺爺、我奶奶的故事是我聽來的,訪問來的,查閱歷史知道的。

這種身份,就讓“我”所講述的故事儘管是上帝的全知視角,但具有很大的客觀性和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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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小說中的內聚焦視角集中體現在“我父親”豆官的身上,“我父親”豆官既是故事的局部見證者,也是故事人物之一。他看到了一些事,但沒有看到全部。

隊伍擺在大路上,三十多人縮成一團,像一條凍僵了的蛇。槍支七長八短,土炮、鳥槍、老漢陽,方六方七兄弟倆抬著一門能把小秤砣打出去的大抬杆子。啞巴扛著一盤長方形的平整土地用的、周遭二十六根鐵尖齒的耙。另有三個隊員扛著一盤。父親當時還不知道打伏擊是怎麼一回事,更不知道打伏擊為什麼還要扛上四盤鐵齒耙。

在膠東公路伏擊戰這一事件中,讀者對膠東公路伏擊戰的認識和體驗都是通過“我父親”豆官的所見所聞所感而體現的,很多事情,豆官是不懂的,所以我們的情感體驗和認知也是有侷限的。這是因為作為內聚焦的父親豆官的認知和體驗是有限的。

但是正因為豆官的視野有限,認知經驗有限,才讓我們讀者有更強烈的探索欲。

最後,零聚焦視角在小說中是不勝枚舉的,比如說“我奶奶”死前的豐富的心理活動即是一種零聚焦視角的存在,顯然除了“我奶奶”之外,是沒有人能夠了解她死前心理活動的,“我”更是不可能瞭解。但作者在此次採用零聚焦視角為我們展現了“我奶奶”的心理活動,活脫脫地為讀者提供了一個鮮活的立體的富有生命野性的女人形象,這是內聚焦視角和外聚焦視角所不具備的。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敘述視角的越界能夠彌補單一敘述視角的侷限,同時,敘述視角的調整也給讀者帶來了不同的情感體驗。除此之外,有時候作者為了凸顯事物的原貌,還會採用多重視角,這些敘述視角的轉換則極大地豐富了故事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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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人稱敘事者的邊緣化及視角迴避

在莫言的《紅高粱》中,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點就是作者有意弱化第一人稱的敘事,也就是第一人稱敘事邊緣化,並且對某些視角刻意迴避,從而讓作品達到不一樣的魅力。

眾所周知,在一般傳統小說中,第一人稱小說都是講述自己的故事。但是在《紅高粱》中,這些故事跟“我”沒關係,“我”只是象徵性地參與故事——講述故事,僅此而已。“我”的邊緣化存在有利於講述故事和發表評論,因為“我不是”故事的參與者,所以“我”的講述和評論具有很大的客觀性。

更重要的是,因為“我”沒有參與,“我”就可以隨時在故事裡出離,進進出出,這就可以使讀者能夠從故事中抽離出來。

除此之外,小說中也存在著視角迴避的情況。

在《紅高粱》中,視角的承擔者有敘述者“我”、“我奶奶”“羅漢大爺”“我父親”,但始終沒有我爺爺。在作品中,“我爺爺”的形象非常豐滿,是一個頂天立地的草莽英雄。但他的人物形象的刻畫,都是依附在他者視角上的,因此作品中對“我爺爺”的心理活動隻字不提,即便是面對“我奶奶”的死去,作者也沒有將視角放在“我爺爺”身上,只是寫道:

“父親第一次發現,兩行淚水從爺爺堅硬的臉上流下來。”

以此來體現爺爺內心不擅言明的情感波瀾和內心無限悲痛。

小說採用這種視角迴避,無形中使得讀者獲得一種距離感和朦朧感,同時也符合作者對於英雄人物的塑造,既有一種英雄可畏之情,但也暗含了英雄遠去不可親近不可再現的種的退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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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兒童視角

所謂兒童視角,就是藉助兒童的眼光或口吻來講述故事,故事的呈現過程具有鮮明的兒童思維特徵,小說敘述調子、姿態、結構及心理意識因素都受制於作者所選定的兒童的敘述視角。

縱觀莫言的所有作品,他是非常喜歡用兒童視角的,比如《黑孩》。相較於成人視角來說,因為兒童幼稚、不成熟、沒有被社會同化,因此他的視角會更原汁原味,更能還原生活的質感,也更能接近本真狀態。

比如,兒童往往是注重感官體驗的,因此在描寫慘烈的膠東公路伏擊戰時,作者用了大量的色彩語言、視覺形象以及聽覺感受等等。

太陽一竿子高了,雪白的核心外還鑲著一圈淺淡的紅。河水亮晶晶的,一群野鴨子從高粱上空飛來。盤旋三個圈,大部分斜刺裡撲到河灘的草叢中,小部分落到河裡,隨著河水漂流。河水中的野鴨子身體穩住不動,只把靈活的頭頸轉來轉去。父親身上暖洋洋的。

再比如,“我父親”親眼看到了“我奶奶”的死亡,但孩子眼裡的死亡是這樣寫的:

父親眼見著我奶奶胸膛上的衣服啪啪裂開兩個洞。奶奶歡快地叫了一聲,就一頭栽倒,扁擔落地,壓在她的背上。兩笆斗拤餅,一笆斗滾到堤南,一笆斗滾到堤北。那些雪白的大餅,蔥綠的大蔥,揉碎的雞蛋,散在綠草茵茵的草坡上。

“奶奶歡快地叫了一聲”,這句話就是孩子最直觀的感受,在第一時間,並沒有摻雜成年人的痛感。這種略顯遲鈍的感覺,卻恰恰讓我們讀者感到最深切的疼痛。

這就是兒童視角的魅力。

當然,兒童視角除了能夠還原本真外,也存在著不可忽視的缺陷性,因為兒童對世界的看法停留在感官層面上,具有膚淺性,因此莫言在處理兒童視角時,又融合了成人視角的存在,對其兒童視角進行補充。

綜上,我們看出,莫言的《紅高粱》之所以具有巨大的魅力,其敘述視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豐富了小說的美學內涵,形成了新的意義作用和精神結構。


《紅高粱》為什麼能成為莫言的成名作?魅力在於敘述視角的獨創性

參考文獻

莫言《紅高粱》

李紅梅《敘述視角越界的“陌生化”創作效果》

韋勒克沃倫《文學原理》

羅鋼《敘事學導論》

胡亞敏《敘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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