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當代年輕人假裝熱愛工作？頭條網

2021-05-09 03:14:19 佚名

1930年，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他的文章《我們孫輩的經濟可能性》中預言，21世紀人每週工作15個小時，相當於做二休五。“這是人類自被創造以來，第一次面對他真實、永恆的困境”，凱恩斯寫道，“即如何打發休閒時光”。

這種觀點流行起來。1957年，作家埃裡克·巴兒諾（Erik Barnouw）在他的一篇《紐約時報》文章中預言，隨著工作變得越來越容易，我們的身份將由愛好或家庭生活來定義。“眾多工作與日俱增的自動化本質，加上減短的周工作時間，導致更多工人不在工作中，而在休閒中獲得滿足、意義和自我表達，”他寫道。

工作時間

這些後工作時代預言並非完全錯誤。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人比以前工作少得多。每年總體工作時間縮減200多個小時。但這些數字不代表整個故事。富裕、受大學教育的人——尤其是男性——比幾十年前工作更多。從青少年時期開始，他們被教育要將熱情發展成事業，如果沒找到使命，他們被告知不要放棄，直到找到為止。

20世紀早期的經濟學家們沒預見到的是，工作可能從一種生產物質的手段變成一種生產身份的手段。他們沒預料到，對窮人和中產階級而言，工作是必須的；但對受過大學教育的精英而言，工作變成一種宗教，一個有前途的身份，一種自我超越的手段和一個可以歸屬的社區，此為拜工作教。

工作福音

當工作成為自我實現的終極夢想

美國傳統信仰的衰落恰逢新無神論的爆發。有些人崇奉美貌，有些人崇奉政治身份，其它人崇奉他們的孩子。但每個人都崇奉點什麼。拜工作教則是其中在拉攏信徒上最具競爭力的一種新信仰。

信仰

什麼是拜工作教？它相信工作不僅對經濟產出是必要的，也是一個人身份和人生目的的重中之重；它相信任何提升人類福利的政策都必須要鼓勵人做更多工作。

這種“辛勞人”新人種對美國這片土地而言並不陌生。美國夢這個老掉牙的神話——相信辛勤勞動總會帶來階層上升——在過去一百多年裡讓美國執迷於物質成功和為了實現它所需的日夜辛勞。

世界上沒有一個跟美國效率相當的大國平均每年有更長工作時間。美國和其他國家間的差距正越來越大。1950年至2012年之間，德國和荷蘭平均一個僱員每年的工作時長降低了40%，而美國只有10%。美國人“與其他富裕社會的人相比，工作更長時間，享受的假期更短，失業、殘疾和退休福利更少，並且退休得更晚，”塞繆爾·P·亨廷頓在他2005年出版的著作《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身份的挑戰》一書中寫道。

有一個群體加深了工作時長的鴻溝：富人。

明尼阿波利斯聯儲的一項調查顯示，1980年，收入最高的男性比中產和低收入男性每週工作時間更短。然而今不如昔。2005年，最富有的10%已婚男性平均下來工作時間最長。與此同時，受過大學教育的男性比其他任何群體縮減更多他們的閒暇時間。今天，可以不誇張地說，

精英美國男性將自己變成了世界首要工作狂，比美國更貧窮的人和其他富裕國家的有錢人都做更長工時。

這項轉變有悖經濟邏輯和經濟史。一直以來，富人比窮人工作得更少，因為他們能負擔得起。當前工業時代的歐洲地主鄉紳們吃喝玩樂、跳舞八卦時，農奴們的勞作看不到頭。20世紀早期，富裕的美國人用他們充足的閒暇時間去買每週電影票和玩運動。今天富裕的美國人能負擔得起更多閒暇時間，但他們用財富買了最奇怪的獎賞：更多工作！

工作

也許超長工作時間是有錢精英群體的身份和收入軍備競賽的一部分。或許這裡的邏輯並非是為了實用性，而是為了情感，甚至靈魂。美國受教育程度最高、收入最高的人可以擁有任何他們想擁有的東西，他們選擇去辦公室的理由與虔誠基督徒每週日去教堂的原因是一樣的：在這裡他們是最本真的自己。“對今天的富人而言，沒有‘休閒’這種東西；是經典意義上的‘工作即玩樂’，”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在《華爾街日報》寫道。“打造財富對他們而言是一個創造性的過程，也是他們做的最接近玩的一件事。”

儘管拜工作教從富裕男性開始，但這股社會思潮正在往不同性別和年齡段的人中間擴散。2018年一項關於精英大學的研究發現，女性從就讀精英大學中獲得的最大好處不是更高的工資，而是在辦公室更長的工作時間。換句話說，我們的精英教育機構正在鑄造各個性別的工作狂。尤有甚者，皮尤機構最近一項關於年輕人焦慮症流行的研究表明，95%的青少年認為“找到一份喜歡的工作或事業”對他們成年後會“極其或很重要”。

這比其他任何事的優先級要更高，包括“幫助有困難的人”（81%）或結婚（47%）。在工作中找到意義戰勝了家庭或行善，成為今天年輕人的最大野心。

當美國人崇奉拜工作教時，其教會領導們在國會制定法律來維護它。大多數先進國家給新晉父母帶薪產假，在美國沒這回事。很多先進國家通過國家政策減輕家長負擔，美國的兒童看護和早期教育開支在全球幾乎墊底。拜工作教不僅是美國精英階層的異教，也是法律。

有人要問了：辛苦工作，甚至執迷於工作，有什麼不好嗎？

人類還未將自己從勞動中解放出來。機器智能還沒做好運行世界工廠或照顧病人的準備。在每一個先進經濟體中，大部分年輕力壯能工作的人都在工作；在貧窮國家，每週的平均工作時間比美國還要長。如果不工作，包括沒有收入的工作比如撫養子女，大部分人容易覺得很悲慘。一些證據表明，長時間失業比失去愛人更加痛苦，因為失去了工作這個吸引注意力的分心事，傷心人也就沒有可以投靠的慰藉。

必須工作時，工作沒什麼不好的。毫無疑問，對有意義工作的執迷會產出一大把贏家，他們中了拜工作教者的彩票：繁忙，富裕，以及感到深深地滿足。但如果一個文化將自我實現的終極夢想建立在帶薪工作這一件事上，是給自己挖了一個集體焦慮和群體疲乏的陷阱。

過去一個世紀裡，美國人對勞動的認識從工作變成事業，再變成使命——從必需品到身份到意義。在農業或早期製造業經濟中，成千上萬的人做類似的重複勞動，這時對工作沒有比種玉米或擰螺絲釘目的更高尚的幻想，這只是一份工作。

然而我們的工作桌從來就不該是我們的祭壇。當代勞工進化成服務消費者和資本家的需求，而不是滿足要在辦公室中尋找個人超越的千百萬工人的需求。收銀員是美國最常見的一份工作，一個人很難在其中得到自我價值實現。即便是最好的白領工作也涉及長時間的停滯、無聊或徒勞無功。這種期待與現實的落差是養成嚴重失望、乃至徹底悲慘情緒的溫床。2014年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人抑鬱和焦慮的比例與 90 年代相比顯著提高。

但工作是有形地，成功往往是可以被證偽地。無論是將工作還是成功放在生命中心，是將自我評價放在善變的市場手中。成為一個拜工作教者，是崇拜一個有毀滅力的神。

自我優化的機器

千禧一代正在成為拜工作教信徒

千禧一代出生於20世紀的最後20年，入世於咆哮的90年代，此時拜工作教在美國社會的血管中洶湧澎拜。在西海岸，當代科技區出現，百萬富翁們將烏托邦式夢想與做你所愛哲學融合在一起。在東海岸，克林頓總統接過羅納德·里根和老布什的新自由主義，簽署了將工作變成社會福利核心的政策。

正如安·海倫·皮特森（Anne Helen Petersen）在她發表於BuzzFeed新聞的刷屏文章“千禧一代精疲力竭”一文中所指出，這一代人在這幾十年裡被打造成自我優化的機器，這也是馬爾科姆·哈里斯（Malcolm Harris）在他《今天的孩子》一書中的主要觀點。這代人的童年在實現學業之外的成就中度過，打勾成功步驟中的每一個，最終卻發現經濟打碎了他們的夢想。

忙碌於學業

儘管不宜用同一根筆刷描繪8500萬人，還是可以說美國千禧一代集體被兩種外在創傷所定義。第一種是學生貸款，千禧一代是有史以來受教育最多的一代人，這本該讓他們富裕、有安全感。然而高教育程度也伴隨著高昂的價格。自2007年起，未支付的學生貸款多達1萬億美元，在過去12年裡幾乎翻了3倍。再加上2008年經濟崩潰，年輕畢業生的平均工資停滯不前，這都讓付清貸款更難。

千禧一代遭遇的第二種外在創傷是社交媒體帶來的干擾，它放大了打造一個成功形象的壓力，不僅是為自己，為朋友和同事，甚至為父母。但在服務和信息經濟中，確切地將事業成功視覺化是件難事。藍領工作生產有形的產品，比如煤、鋼鐵和房子。白領工作的成果是算法、顧問項目、系統性地廣告活動，這些更無形，經常是看不見的。說領子越白，產品越無形並不為過。

既然物理世界中少有成就的痕跡，今天的工人就要上社交媒體將成就展示出來。他們中的很多人花費數個小時打造一個解離的真實——沒有壓力的笑容，明信片般美景和愛迪生風格燈泡裝飾的辦公場所。“社交網絡信息流是種證據，證明了辛勤勞作的收穫，工作的回報和工作本身，”皮特森寫道。

辦公室

至少從表面上看，千禧一代工人慶祝過度工作和“社畜”狀態（儘管有人懷疑他們內心是悲慘的）。在最近的一篇《紐約時報》文章“為什麼年輕人假裝熱愛工作？”中，記者艾琳·格里夫斯（Erin Griffith）去了趟共享辦公場所 WeWork。那裡的抱枕催促你做自己熱愛的事，熒光標識懇求工人要更努力地奮鬥。年輕工人們對這些格言產生共鳴。數項研究表明，千禧一代在工作中是意義癮君子。“就像所有僱員”，一項蓋洛普研究總結，“千禧一代關心他們的收入。但對這一代人而言，工作不僅關於報酬，還關於使命。”

你的夢想工作就在那裡，所以不要停止奮鬥，這個福音的問題在於，它是導致精神和肉體雙重力竭的藍圖。漫長的工作時間不增加效率或創造力，它讓人壓力更大、更累、更辛酸。但這個過度工作的傳說得以流傳，“因為它合法化一小群科技精英們的極端財富積累，”格里夫斯寫道。

讓美國曆史上負債最多的群體深信將使命放在工資單之上，這是個狡猾地反烏托邦經濟系統。確實，如果你要設計一個《黑鏡》版的勞動力，鼓勵在不給更高報酬的情況下過度工作，你會怎麼做？或許你會讓受教育的年輕人相信收入是第二位的，沒有一項工作只是一個工作，從工作中獲得的唯一真實報酬是不可言喻的使命。這個窮兇惡極的遊戲創造了一個如此誘人卻幾乎沒人能贏的獎勵，但讓每個人覺得有義務一直玩下去。

工作不是目的

是時候追求幸福了

這是告解的最佳時機，我正是我所批評的那種人。

我獻身於工作。當我在工作中感到滿足時我感到最真實的自我，包括寫一篇關於工作的文章這種工作。我的身份與我的工作緊密相連，我的成就感和高效率感飽受文思枯竭所擾，這將導致我跌入存在主義恐慌，毀掉生命中的每一方面。我認識足夠多的作家、科技從業者、市場人員、藝術家和企業家，我知道這種痛苦很常見，尤其在特定的白領人群中。

也有一些拜工作教者感到深深地滿足。這些快樂的少數人天然就很有動力，他們不需要每天分享個人成就。但在一個社交網絡和大眾媒體熱衷於將所有成功外部化的世界裡，保持一個純粹的內部動力越來越難。這裡有福布斯這個榜那個榜，每一個推特、臉書和領英主頁醒目地將成就量化出來——有多少粉絲，多少朋友，多少閱讀量和多少轉發——在所有溝通中注入競爭特性。純粹有動力和真正開心的工人想要從這種包圍他們的工作競賽中脫身可能會越來越難。

拜工作教提供了一單險惡的交易。一方面，美國對努力工作的看重可能有助於建立它在世界歷史上的特殊地位，並享有世界的創業首都之名。一個崇奉追求極度成功的文化也將產出一些成功。但極度成功是一個可以證偽的神，它擯棄大多數信奉者。我們的工作從來就不該肩負信仰的重擔，它正在被壓垮。根據蓋洛普的一項研究，87%的僱員對自己的工作沒有興趣。這個數字每年都在上升。

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辦法是讓工作沒那麼可怕。但恐怕更好的藥方是別讓工作那麼處於生活的中心。

這可以從公共政策開始著手。現在開始產生對普適性政策的熱情——比如無條件基本收入、產假、保育補助和子女津貼——這會讓工作不那麼必須。單單這些變化並不足以減少美國人對為了工作而工作的投入，因為富人才是對工作最投入的。不過這可以將大部分的公眾從攫取今日精英的病態工作瘋狂症中解救出來，並可能發起自下而上的運動，將工作從世俗美國身份認同的中心拉開。

從更深層次上看，美國人忘了一個老式的工作目的：它是為了購買閒暇時間。哈佛經濟學院一位助理教授阿什利·惠蘭思（Ashley Whillans）的研究表明，大多數人如果花更多時間與家人、朋友和伴侶相處，他們會更開心。她總結，最開心的年輕工人是那些在畢業時選擇了一份享受辦公室之外時間的工作，這允許他們將注意力放在親密關係和個人愛好上。

這聽上去得多離奇。但這跟激勵凱恩斯在1930年預測美國人最終將有5天週末，而不是5個工作日的是一個願景。這個信念，甚至說是信仰，認為工作不是生命的產品，而是貨幣。我們選擇用它來買什麼才是生命的終極項目。

德瑞克·湯普森（DEREK THOMPSON）是《大西洋》雜誌作者，他撰寫經濟、科技和媒體相關文章。他是《 Hit Makers》一書作者，同時主持播客節目Crazy/Geni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