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記憶
——在山西省戲研所工作經歷
郭士星
20世紀80年代初，我曾在山西省戲研所（當時稱山西省文化局戲劇工作研究室）工作了三年多時間。我與所裡的同志們朝夕相處，埋頭工作，建立了深厚的情誼。20年光陰，一晃而過。回憶起這段歷史，真使我永生難忘。
1964年我由山西大學畢業，先後分配在中共山西省委宣傳部、山西省文化局等單位工作。1973年被任命為山西省文化局藝術處副處長，曾親身經受過那場駭人聽聞的“《三上桃峰》事件”所帶來的災難，親眼目睹了“四人幫”一夥迫害文藝工作者的惡毒手段和醜惡嘴臉。然而，時過不久，在一次受極“左”思潮影響的政治運動中，人為地搞階級鬥爭擴大化，我同一批人竟統統被錯誤地劃為捱整對象。先住了半年限制人身自由的“學習班”，後被暫時“解脫”，“發落”到山西省圖書館，聽候處理。
我自幼喜歡戲曲，從小參加過劇團，當過演員，做過演奏員，對戲曲藝術有著特殊的愛好。在省圖書館期間，雖然心情並不愉快，但我利用看書方便的條件，埋頭閱讀了不少有關戲曲方面的書籍，讀完了《元曲選》、《六十種曲》、《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以及《桃花扇》、《長生殿》等一批優秀古典戲曲名著。為了加深記憶，還做了大量讀書筆記。一心想在戲劇方面下功夫刻苦鑽研，充實自己，以便將來能在這方面做出點成績。
大約是在1979年底或1980年初，由當時山西省文化局分管戲劇工作的副局長、著名戲劇家賈克同志舉薦，我被安排在山西省戲研所工作，並指定擔任理論組組長，重點負責戲曲史論研究。對於我這個處在逆境中的戲劇愛好者來說，能暫時安排這樣一項自己喜歡的業務工作去做，感到很滿意。我暗下決心，一定要珍惜時光，加緊學習，勤奮工作，爭取在這個領域能有所收穫和貢獻。
當時的省戲研所，集中了張萬一、魯克義、楊孟衡、石紹勳、郭恩德、王世榮、董新良、李守楨、翟鳳仙、洪麗雲、李娜、紀丁、孫遠惠、李青等一批素質較高的戲劇創作、研究人才。後來又調回了王易風、羅仁佐等幾位老將。他們有的是從革命根據地成長起來的著名劇作家，有的是在多年的藝術實踐中鍛鍊成才的戲曲導演、作曲家、評論家，還有一些是痴情於戲劇創作和研究的年富力強的後起之秀。這支老中青三結合的隊伍，對戲劇藝術感情深厚，對戲劇事業忠心耿耿，大家都想為山西戲劇藝術的繁榮和發展多做點工作。那時，隨著國家政治、經濟形勢的好轉，山西文藝界也逐漸恢復了元氣，省戲研所的業務工作也顯得很有活力。那一時期，省戲研所尚無固定的辦公場所。記得，先是在太原五一廣場省群藝館紅樓內擠了兩間辦公室，不久又搬遷至太原市精營東邊街13號裂了縫的舊樓裡。雖然辦公條件很差，但是在老劇作家張萬一和魯克義同志的領導下，全體工作人員發奮圖強，同心同德，團結合作，做了大量有意義的基礎性工作，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績。
當時，省戲研所開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是很多的，下面僅就我曾直接參與過的幾項主要工作，略敘一二。
一、深入調查，摸清“家底”，組織編寫《山西劇種概說》，開展了對山西劇種史的研究。
山西戲曲文物多，戲曲劇種多，戲曲名家多，是聞名全國的戲曲大省，素有“中國戲曲的搖籃”之美譽。然而，山西的戲曲劇種究竟有多少?它們的歷史和現狀如何？它們之間有何關係？對於這些基本情況和問題，當時沒有一個人能比較全面地回答上來，也沒有一份現成資料供人們查找。這就是說，我們對自己的“家底”並不十分清楚。這種狀況提醒我們，必須從調查研究入手，徹底弄清山西地方戲曲劇種的“家底”。研究山西戲劇，連“家底”都弄不清楚，還談什麼深入研究？
1980年前後，為適應全國廣大戲曲工作者和戲曲愛好者學習戲曲知識的需要，上海藝術研究所等單位，先後組織編纂出版了三種介紹中國戲曲知識的辭書。一種是由上海藝術研究所、上海戲劇家協會聯合編寫的《中國戲曲曲藝辭典》；一種是由上海藝術研究所和上海辭書出版社共同編寫的《中國戲曲劇種大辭典》；一種是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組織編寫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這三部辭書的編輯部，先後都給山西省戲研所來函，請我們組織作者撰寫有關山西戲曲方面的條目釋文，《中國戲曲劇種大辭典》編輯部還聘請我擔任該書編輯委員，負責組織撰寫介紹山西地方劇種的文稿。為此，我曾兩次赴上海、南京參加編委會議，同中國藝術研究院及全國各省從事戲曲研究的專家們一起，共同研討全國各主要地方劇種的歷史與現狀。山西作為戲曲大省，在這三部辭書的編寫計劃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和分量，能否全面、準確地寫好介紹山西戲曲的文稿，不僅關係到這三部辭書的質量，而且關係到山西省的聲譽，關係到山西戲曲研究的深度和水平。如此重要的任務，落在省戲研所理論組頭上。我作為理論組負責人，感到責任重，壓力大。怎麼辦?思來想去，沒有別的路可走，只能是動員全省戲曲研究人員，從普查開始，先弄清山西戲曲的“家底”，然後再作深入研究，在此基礎上寫出高質量的文稿。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決定編寫《山西劇種概說》一書。根據我們平常所掌握的情況，分別在各地、市、縣確定熟悉本地劇種的撰稿人，撰稿內容包括所記劇種的形成年代、源流沿革、流佈範圍、藝術特點、代表劇目、主要班社、主要演員、唱腔譜例等。《山西劇種概說》一書的編寫，把全省60多位熟悉和愛好山西地方戲曲並有一定寫作能力的戲曲工作者都動員起來了。他們查閱資料，找老藝人座談、訪問，用了一年多時間，各自按照統一要求，寫出了初稿。初稿寫成後，我們又於1981年4月，組織撰稿人在太原召開了全省戲曲劇種學術討論會，從中國藝術研究院請來戲曲史論專家，對全省戲曲劇種進行了初步鑑定，對劇種的發展規律進行了初步探討，對各篇文章進行了集體討論。大家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發表了許多寶貴意見。這次學術會議有兩個最重要的收穫，一是經過認真論證，初步認定我省有地方戲曲劇種52個；二是對一些小劇種進行了比較科學的定名。比如，流佈在晉北的戲曲道情，有神池道情、右玉道情、代縣道情、應縣道情等不同名稱。經道情專家武藝民同志從音樂體制、唱腔曲調等方面認真分析研究，認為這幾種道情實際是一個劇種的不同流派。這幾種道情，流佈在山西晉北地區，因此統一取名叫“晉北道情”。又如，流佈在武鄉、襄垣一帶的秧歌，當地群眾習慣稱襄垣秧歌和武鄉秧歌。其實，這兩種秧歌的音樂結構和唱腔曲調完全相同，是同一個劇種，這個劇種是在武鄉和襄垣交界地區形成的，武鄉人認為應稱武鄉秧歌，襄垣人認為應稱襄垣秧歌，兩家各不相讓。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大家商定命名為“襄武秧歌”。
這是我省歷史上召開的第一次戲曲劇種學術討論會。這次會議為在我省開展劇種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這次會後，我們組織專人對《山西劇種概說》所要收編的文章又逐篇進行了認真修改。多數文章，在結構和文字上都做了較大調整和加工，這樣又經過半年多的辛勤勞動，這本書才算最後定稿，到1984年初，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山西劇種概說》一書，收入了介紹我省地方戲曲劇種概貌的文章50篇，共約50多萬字，這本書的編寫出版，填補了我省劇種史研究的空白。為後來編纂《中國戲曲志·山西卷》創造了條件。著名學者吳曉鈴先生曾親自撰文，對這本書的出版給予很高的評價。此書的編寫過程，就是我們對山西戲曲史調查研究和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也是團結、培養、鍛鍊全省戲曲研究隊伍的過程。《中國戲曲劇種大辭典》、《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中國戲曲曲藝辭典》以及《中國戲曲劇種手冊》中有關山西戲曲方面的條目釋文，大都是《山西劇種概說》一書的作者們撰寫的。這些作者是我省戲曲研究隊伍中的中堅力量，他們為山西戲曲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北路梆子的作者武承仁、二人臺的作者王濱、左權小花戲的作者尚華、孝義碗碗腔和孝義皮腔的作者張思聰、浮山樂樂腔的作者邢作梅，已先後謝世，永遠離開了我們，但他們的功績將永載山西戲曲史冊。
二、召開規模宏大的全國梆子聲腔劇種學術討論會，擴大了山西與外地的交往，推動了梆子聲腔劇種的深入研究。
1982年10月20日至11月8日，山西省戲研所與中國藝術研究院戲研所在太原聯合召開了全國梆子聲腔劇種學術討論會。這次會議歷20天，參加會議的有來自北京、上海、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廣東、遼寧、甘肅、陝西、山東、河北、內蒙、河南、湖北、湖南等18個省、市、自治區的戲曲專家、學者共120餘人。這次會議的目的是探討梆子聲腔劇種的發展衍變規律，研究梆子戲的藝術改革，促進戲曲藝術研究工作的開展。大會有兩個主要議題：一是對梆子聲腔劇種歷史的研究，包括對早期梆子腔（“西秦腔”、“秦腔”、“亂彈”腔等)面貌的探討，對各梆子聲腔劇種的形成、發展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的研究；二是對梆子戲藝術革新的研究，即梆子戲如何適應時代，改革創新；在梆子戲創作與演出實踐中有哪些經驗和體會。討論會共收到學術論文41篇。與會者遵循“百家爭鳴”的方針，進行了論文宣讀、小組討論和大會發言。大家都拿出了自己多年從事梆子聲腔劇種研究的成果，互相交流，各抒己見，會議開得熱烈而愉快。會議期間，結合討論，觀看了各地梆子戲的錄像，觀摩了山西省晉劇院、太原市實驗晉劇團、臨汾蒲劇院、運城蒲劇團的演出。
討論會在太原晉祠賓館開了13天，11月2日結束了討論，乘四輛大轎車，開赴晉南，用了7天時間，先後實地參觀了洪洞廣勝寺明應王殿元代戲曲壁畫、洪洞大槐樹移民遺址、臨汾魏村元代舞臺、襄汾丁村人遺址和清代戲曲木雕、侯馬金代董墓戲俑、稷山馬村金代段家墓戲曲磚雕、萬榮縣飛雲樓、河津縣汾河灣、解州關帝廟、芮城永樂宮。在運城地區參觀期間，恰遇秋雨霏霏，天氣驟涼，然而大家遊興不減。人們以極大的興致，飽覽了山西晉南豐富的戲曲文物，對山西珍貴的文物資源讚歎不已。
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我國著名戲劇理論家張庚、郭漢城先生專程從北京趕來參加了這次會議。張庚先生除致開幕辭外，在會議期間還做了兩次學術報告。張先生指出，大家從全國各地來到太原，齊集一堂，本著“百家爭鳴”的方針，交流在梆子聲腔劇種方面的學術成果，探討梆子腔的歷史及其衍變規律，研究各種梆子戲的推陳出新問題，這樣的學術活動，是梆子聲腔劇種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他說：“戲曲研究由少數專家研究、各省區自己研究，到這次會議打破省區界限的研究，給戲曲研究劃了個新時代，或是里程碑。”張先生在報告中還就從事戲劇研究和中國文化研究的方法問題，提出了具有指導意義的意見。他說，研究戲曲，研究中國文化，除了應當追根溯源，搞清它的歷史發展而外，還應當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這兩種方法，一是歷史的方法，一是比較的方法，雙管齊下，一個是縱的方法，搞清楚它的來龍去脈，搞清楚它的變化發展；另一個是橫的方法，研究它們間的異同”，“我們研究的對象是藝術，人們欣賞藝術離不開主觀的愛好，這是無法避免也不必避免的。但我們從事的研究工作本身卻是一門科學，是研究藝術的科學，而科學研究必須實事求是，不能憑主觀，更不能憑感情上的偏愛來作結論。我們提出歷史的方法和比較研究的方法，是為了使我們的結論具有科學的可靠性”。張先生還講到，研究聲腔流變，要著重唱腔的分析。“把各種不同劇種的唱腔曲調、板式進行比較，研究它們的調式、調性、旋律走向、節奏，研究它們使用的樂器，以及唱詞與唱腔如何結合等等，看看這個劇種和那個劇種之間的關係到底是親密，還是疏遠，這樣的做法是比較可靠的。”他希望搞聲腔研究的同志，首先要學會普通樂理和簡譜、工尺譜，“學會了這些，我們搞聲腔研究就像多了一根柺棍，會幫助我們攀越崎嶇的道路，化險為夷。”張庚先生的第二次學術報告是講戲曲現代戲問題的。聽講者，除參加梆子聲腔劇種學術會議的代表外，還擴大到省城的戲劇工作者。張先生一再強調戲曲工作者深入生活的重要性。他對戲曲唱腔問題、戲曲語言問題、戲曲現代戲人物塑造問題以及舞臺時間、空間的運用等問題，發表了精闢的見解。他的報告，內容豐富，說理透闢，受到與會者一致好評。
這次會議，規模大，時間長，給省戲研所乃至全省戲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極好的學習機會。我省不少戲曲工作者積極撰寫論文，踴躍參加會議。省戲研所的工作人員，接待工作安排細緻，服務態度熱情周到，受到與會者一致讚揚。通過這次會議，我們與全國各省區戲曲研究工作者建立了感情，擴大了交往，增進了友誼，同時也大大提高了省戲研所的聲譽。這次會議在梆子聲腔劇種研究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同時在山西省戲研所的歷史上也留下了光輝的一頁。我作為大會工作人員，除了熱情接待省外客人外，還認真參加了大小各種會議的討論，恭聽了各位專家學者的發言，增長了知識，受到了教育，至今回憶起來，還感到無比榮幸。
三、緊密結合藝術實踐，積極參加各種藝術活動。
藝術理論是藝術實踐活動的經驗總結，藝術理論研究必須與藝術實踐結合。藝術研究人員只有積極參加各種藝術實踐活動，才能使研究工作聯繫實際，充滿活力。基於這種認識，當時省文化局在組織各種藝術活動中，經常有意識地吸收省戲研所的研究人員參加，省戲研所的研究人員也經常積極主動地參加由省文化局組織的各種藝術活動。我在省戲研所工作期間，就曾參加過以下一些重要的全省性的藝術活動。
1、1980年12月至1981年1月，參加了在太原舉行的全省戲曲優秀青年演員評比演出評委工作。這次評比演出，有全省23個藝術表演團體的600多人參加，演出了9個劇種的16臺戲，40多個劇目。在晉劇《杜十娘》中扮演杜十孃的宋轉轉（24歲）、在蒲劇《拾玉鐲》中扮演孫玉姣的任跟心（17歲）、在上黨梆子《砍壇》、《寄刀》中扮演林黑孃的吳國華（22歲）、在晉劇《打神告廟》中扮演敫桂英的崔建華（18歲）、在蒲劇《出棠邑》中扮演伍員的張巨（21歲）、在北路梆子《走邊》中扮演伍子胥的楊仲義（19歲）、在豫劇《審子辨奸》中扮演王文煥的張仙玲（18歲）、在上黨落子《靈堂計》中扮演包夫人的郭明娥（23歲）、在晉劇《扈家莊》中扮演扈三孃的張向英（19歲）、在蒲劇《販馬》中扮演艾千的郭澤民（20歲）、在蒲劇《殺狗》中扮演焦氏的劉曉玉（21歲）、在京劇《金山寺》中扮演白素貞的張桂琴（17歲）、在蒲劇《掛畫》中扮演含嫣的吉有芳（16歲）、在北路梆子《訪白袍》中扮演尉遲恭的張萬榮（21歲）、在晉劇《水斗》、《斷橋》中扮演白素貞的史佳花（17歲）等15名青年演員榮獲表演一等獎。參加這次活動，使我對全省優秀青年演員的演出水平和全省戲曲劇團的陣容有了比較全面的瞭解。
2、1982年11月至1983年2月，參加了省文化局舉辦的全省優秀中青年演員評比演出評委工作。這次評比演出，分九片在各地市舉行，有全省84個劇團的351位演員參賽，演出戲曲劇目206個。有320名演員獲獎。崔建華、史佳花、李天喜、郭明娥、吳國華、吉有芳、張廣愛、武俊英、劉曉玉、任跟心、杜愛香、郭澤民、崔彩彩、雷俊生、許愛英、宋轉轉、孫大軍、項小娟、張彩萍、李仲秋、楊仲義、楊愛蓮、吳愛卿、張桂琴等24名青年演員獲最佳青年演員獎。這是我省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評比演出，時間長達兩個多月。記得，評委們在從長治趕往運城的路途中，行至沁水東吳嶺，天降大雪，冰雪封山，交通被阻，經當地群眾連夜奮力幫助，才緩慢地越過崎嶇的山道，十分艱難地到達目的地。參加這次評比演出的評委中，有牛桂英、賈桂林、程玉英、花豔君、武承仁、郭沫林、陳雲超等幾位德高望重的藝術家，同他們一起活動，使我學到了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戲曲知識，真是受益無窮。
3、1981年8月，赴臨猗縣，參加了對晉南鑼鼓雜戲的考察和錄像活動。晉南鑼鼓雜戲、晉北賽戲、上黨隊戲，是我省三個很古老的劇種，屬儺戲系統，具有很重要的研究價值。為了搶救和研究這一藝術形式，省文化局與省戲研所於1981年夏末，派胡國安等同志到臨猗縣，組織臨猗新莊雜戲班老藝人演出並錄製了《銅雀臺》、《三請諸葛》兩個劇目。我十分高興地參加了這一活動，並就鑼鼓雜戲的歷史、藝術特點等內容，走訪了參加演出的老藝人，從而獲得不少珍貴的資料。通過這次活動，使我擴大了眼界，加深了對鑼鼓雜戲這一古老戲曲藝術形式的認識，同時對山西戲曲的豐厚“家底”也有了更加深刻具體的感受。
4、1982年2月，赴忻州參加了著名北路梆子表演藝術家賈桂林、董福、安秉琪舞臺生活55、60、50週年紀念大會。觀看了這三位名家的精彩演出。
同年夏初，赴運城參加了王秀蘭流派藝術展演的籌備工作。運城地區對這次展演十分重視。展演前，王秀蘭同志請老導演秦學敏、劇作家行樂賢等同志對她幾十年來演出過的《殺狗》、《烤火》、《送女》、《藏舟》等優秀代表劇目從劇本到音樂、表演，都進行了認真的加工排練。為了深入學習、研究和宣傳王秀蘭的表演藝術，省戲研所組織專人到運城，深入排練場，觀看王秀蘭排戲，前後歷時一個多月。我有幸參加了這次活動，親眼目睹了王秀蘭這位著名蒲劇表演藝術家在排練場一次又一次地反覆排練的全過程，親身體驗了王秀蘭對藝術一絲不苟、精益求精的品格和修養。當年秋季，省戲研所還邀請王秀蘭同志到太原精營東邊街13號，為省戲研所以及省城40多位戲曲工作者作了關於蒲劇旦角表演藝術的學術報告。王秀蘭同志以她的代表劇目為例，生動而深刻地講述了她對戲曲表演程式的理解和運用。參加王秀蘭同志的藝術活動，使我對王秀蘭同志的表演藝術成就有了新的感受，於是我寫了一篇學習王秀蘭表演藝術的論文，題目是《裝龍知龍性，裝虎知虎性——王秀蘭表演藝術雜談》，發表在1982年第2期《戲友》雜誌上。這篇文章，是我學習王秀蘭流派藝術的切身體會，也是我參加王秀蘭表演藝術活動的學習成果。
我在省戲研所工作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它留給我的記憶卻十分深刻。省戲研所是人才彙集之地，在我落難之時，這裡的同志們都曾在生活、工作和學習上給我以許多熱誠的鼓勵和幫助，使我永記在心。後來省委落實政策，糾正錯誤，我的問題也隨之得到徹底解決。1983年6月，我和魯克義同志一起，被任命為山西省文化廳副廳長。回到省文化廳後，我一直分管藝術科研和藝術教育工作，與省戲研所仍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省戲研所的同志們對我的工作仍繼續給予誠摯的幫助和支持。特別是在編纂《中國戲曲志·山西卷》的工作中，省戲研所全力以赴，積極支持，楊孟衡、羅仁佐、張萬一、王易風、董新良等許多同志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慶祝省戲研所建所50週年之際，我對省戲研所50年來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熱烈祝賀，對省戲研所同志們給予我的幫助和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謝，同時也衷心祝願省戲研所在新的時代能為山西戲曲藝術事業的繁榮與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