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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刻符一.莒縣陵陽河採集。二.莒縣大朱村遺址莒縣陵是齊魯地區重要的考古學現象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刻劃符號種類很多，本文討論的是被稱為有日、月、山形狀的組合式刻符。這種刻符主要刻劃在陶尊的外側，位置固定，形態規範，具有表意的傾向，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到目前為止，齊魯及其鄰近地區的十餘處大汶口文化遺址已經發現了五十餘件陶尊，這種組合式刻符的形態基本相同。關於其表示的意義，有的認為與制酒有關，有的推測與糧食加工有關，還有的認為與神器或禮器有關。
大汶口刻符
其實，這首先要從符號的本身說起。這種符號均刻在用作葬具的陶尊外側，是由圓圈、月牙和山形圖案組成。古文字學家有考證是旦字的，有推定為炅字的，也有研究指出了這種刻符與玉器的關係。過去，資料不多，人們的認識受到限制，各種認識頗似盲人摸象。其實，這種符號是由兩部分組成，上部是日、月；下部似山形圖案。所謂日月實際上是廟底溝文化彩陶圖案中正視的飛行鳥，是廟底溝文化三足鳥的省略圖形，刻符與彩陶圖案可以直接對比，只是刻符的頭部比彩陶圖案中的比例為大。
三足鳥
廟底溝文化的彩陶圖案產生於黃土高原地區，土生土長，有明確的遞嬗變化線索，自成體系；同時，廟底溝文化彩陶已經影響到山東大汶口遺址，因此，大汶口的刻符借鑑或來自廟底溝文化既有可能也不奇怪。甘肅省博物館的張朋川先生是純粹從事美術創作與研究的專家，在《中國彩圖譜》一書中對廟底溝文化彩陶圖案，特別是正面鳥紋做過詳細的分析排比，其中的圖樣與山東莒縣陵陽河採集的大汶口文化刻符別無二致，如出一爐。張先生完全是從藝術的角度分析考古學材料，藝術的靈感卻將研究推進到他自己尚未覺悟的另一個領域。那麼，符號的下部又是什麼呢？
鳥圖騰
安徽蒙城尉遲寺的資料非常清楚，其中，刻符的下部是石鉞，刃部朝下，裝柄的部位有圓孔還有其他飾物，這種形態的刻符是比較少見的，但可以表明大汶口文化其他的刻符下部表達的內容和顯示的功能當與石有相同或相近之處。基於這種認識，蒙城尉遲寺另一件陶尊上的刻符應該表示的是類似良渚文化的三叉形玉器和冠飾兩類器物的組合狀況。可是，大汶口文化目前還沒有發現過這兩種器物，相信今後的考古工作很有可能在齊魯地區發現這類器物。
三叉形玉器
石志廉先生《最大最古老的紋玉琮》，介紹了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的玉琮，這個大玉琮有十九節，高四十九點二釐米，其上端正中所刻的紋飾就是大汶口文化陶尊刻符的上部分，也就是正視的飛行鳥，這不僅可以說明這種符號與禮器的關係，更可以反映這種組合的圖形是可以分開使用的。如此，大汶口的陶器刻符可以解釋為掌控飛行的權利，不論古人還是今人都不會飛，這裡的飛行無疑是思想和觀念的馳騁，在實際生活中其意義就是祭祀的權利，它是一種祭祀符號。
大玉琮
據研究，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圖案構思，由低到高分為單相思維、組合思維和複合思維三種。單相是對客體形象進行的記錄或描繪，如魚紋、鳥紋、蛙紋、蛇紋等。組合思維是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相組合到一起；最初是分體性組合，如將蛇紋與鳥紋工繪於一器之上，半坡文化葫蘆口瓶的魚鳥，河南臨汝閻村的鶴魚斧圖，都是這個階段思維的產物。隨著思維水平的提高，又出現聯體性組合，如豬龍、人面魚紋。複合思維則反映更高的水平。組合思維階段尚能看出單相的原形，複合相則是將各圖四九河南臨汝閻村遺址的鶴魚斧圖已完全超出了單相原形的約範，成為種人造的圖像。
魚紋器
大汶口陶器刻符是一種組合圖像，是大汶口文化居民思維水平的標記。從山東到江蘇和安徽北部這麼大的地域空間範圍內，流行表意形態如此一致的符號，充分顯示出在精神生活方面、在某些祭祀儀式方面不同考古學文化的人們共同體已經走到了一起。需要指出，大汶口文化的陶尊是生活實用器，在遺址的居住址中習見；但是，刻有特殊符號的陶尊則只見於墓葬中或作為葬具使用。這說明有無符號關係到陶尊的性質，它存在的環境和自身特點是判定其實際用途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