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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播出時間：每週一至週三晚23：16
12月13日上午10時，中央按照逢10週年規格，將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集會廣場舉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
南京大屠殺（Nanjing Massacre）指1931至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國在南京保衛戰中失利、首都南京於1937年12月13日淪陷後，侵華日軍於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長達6周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大屠殺和姦淫、放火、搶劫等血腥暴行。
2001年12月的南京，凜冬將至，天氣越來越涼，國家第二歷史檔案館研究員郭必強和往常一樣，端坐桌前，做著日常工作，這一天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一切都跟平常一樣。
突然，門開了，進來幾個人，手中還捧著一本泛黃的書本。為首的人開了口：“郭老師，這是我們整理金陵女大零散檔案時候發現的，可能是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檔案，您給看看吧”。
郭必強接下檔案，開始翻看，發現這似乎是一本日記，封面上寫著：“1937年，1937年，首都淪陷，留守金校的同人一段日記”，其中的部分文字是這樣寫的：“我心酸了，將上四個月，南京城就沒有（平靜），並且南京城只打了三天，真是悽慘，不知明天還要鬧出什麼事來呢”，“因日兵百日跑到他們家裡抄錢、強姦，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區內都是如此，外邊更不少，沒有人敢去”，“真不得了，這些（日本兵）猖狂極了，無所不為，要殺人就殺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
日記一共大約三萬多字，郭必強一口氣讀了下來，時而拍案而起，時而沉默良久，心情似乎跟著寫日記的人一起，無奈、憤怒、悲痛。
這本日記有何特別之處呢？
2001年年初，國家第二歷史檔案館開始整理金陵女子大學遺留下來的上千份零散檔案，這其中，多是一些工會、財務等等的校務資料，工作人員面對那些混裝在大口袋中雜亂無序、落滿塵埃幾十年的檔案時，誰也沒有想到其中會深藏珍寶。
當工作人員從大口袋中倒出了幾包捆紮著的檔案，陳年的灰塵漫天飄揚，散落出來的一本日記深埋其中，可這本泛黃的日記本，實在普通得很，並沒有第一眼就引起人注意。
一年過去，在細緻整理的過程中，工作人員才終於發現了它的存在，並交給了當時國家第二檔案館的研究員郭必強進行研究。
六朝古都的南京市內，一所被稱為“東方最美麗的校園”坐落其中，靜靜矗立於南京市鼓樓區的寧海路上，如今人們喚它南京師範大學隨園校區，而它曾經的名字叫做，金陵女子大學，1930年改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郭必強看到的日記就來自於此。
郭必強每每走在南京師範大學隨園校區裡時，總會感覺那段歷史離自己並不遙遠，因為這裡的環境、建築，幾乎都跟自己當年看到的那本日記中描述的一樣，只是歲月變了樣子，變得不再痛苦，但記憶還在。
根據那本日記中的記載，八十年前這裡的樣子現如今在郭必強眼中也歷歷在目，儘管他沒有親身經歷那段歷史，卻能因為一本日記感同身受。
這本日記給予郭必強的震撼不僅僅來自於它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它的意義非凡，因為這是首次發現的中國人自己寫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日記。當意識到這一點時，郭必強難掩心中的興奮之情，以他多年對於南京大屠殺檔案的研究，他深知，這本日記對民族甚至世界都會產生震動。
動盪，是1937年南京的狀態，隨時面臨著生命危險，隨時可能家破人亡。這裡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這邊的大型組合雕塑名叫“古城的災難”，它用一種近乎恐怖的方式銘刻著那一段歷史。
這是後人記錄的方式，而南京大屠殺最直觀的記錄者，還是親歷者的日記。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日記，在世界範圍內並不在少數，南京大屠殺期間，留在南京的西方國家人士從第三角度寫下的《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日本侵華老兵東史郎從加害方角度寫下的《東史郎日記》等等，諸如此類，他們以日記這種文體，以親歷者的身份，記錄下了侵華日軍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反人類、反人道的累累罪行，它們也成為了南京大屠殺有力的證據，在指證侵華日軍罪行時發揮了巨大作用。
第三方的見證日記有了，加害方的見證日記也有了，可是中國作為受害方的親歷者日記呢？
2001年以前，一片空白，從2001年郭必強見到金陵女大的日記開始，這個缺失才被補上。
在郭必強看來，這本中國人的日記能從1937年的南京得以保存至今，本身就是一個奇蹟。我們試想一下，日記的記錄者，親眼目睹親人、同胞慘遭殺害，在沒有安全環境的保護下，偷偷記錄並且將其埋藏幾十年，使日記成為證據，重見天日，出現在公眾面前，這一切讓這本日記顯得更加彌足珍貴。我們看到的那麼多外國友人記錄的日記，更多的是對於受難人民的同情和侵略者的氣憤。
而相較於這些日記，郭必強看到的中國人日記，不僅是南京大屠殺罪行的證據，更是當時中國人自己作為受害者、苦難者的情感體現，這本日記的字裡行間都滲著血和淚，它不再是旁觀者給予的同情，不再是加害者表達的懺悔，而是最深刻的遭受侵略者蹂躪的痛感和憤怒。
金陵女大的日記重見天日之後，與其他方的日記相互印證，形成了南京大屠殺完整的證據鏈條。
1937年12月16日，這一天，身處南京的美國傳教士魏特琳在日記中寫道：“中午剛過，一小股日本兵從原醫務室的邊門進來，如果我不在的話，他們將會把唐的兄弟抓走。後來他們沿路而上，要求從洗衣房的門進來，我也及時趕到了。”“日本人還搶食物、床上用品和錢。李先生被搶去55美元。我估計這座城市每一戶人家的門都被打開過，並被反覆搶劫”
那麼在這一天，金陵女大的那份日記中又是怎麼說的呢？那份日記的原件現存於國家第二歷史檔案館中，經過溝通，我們從檔案館中請出了這份檔案，一起來看一下。
這份日記在12月16日這天寫道：“下午又來（日）兵把小童的兄弟帶去，說他是兵，兩次都是華保下來的。”“這次（日）兵遇到了李先生，抄他身上，把他的五十塊錢拿去了，還打他一耳光。他不應該把這許多錢放在身上，中午吃飯的時候還對他說要小心錢。早上，七百號李司夫【師傅】，也抄去他的十塊錢。”
這本日記當中的華，指的就是魏特琳，華群是魏特琳的中文名字。1919年魏特琳應聘中國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掌管校務，籌建新校園。1937年，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絕大多數已逃離，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國人挺身而出，組織“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其中就有魏特琳。
諸如此類與《魏特琳日記》、《拉貝日記》等相互呼應的篇章，在這本日記當中不勝枚舉，這些不同方面的日記形成了一個立體的事件，存在於世界的記憶當中，這是首次發現中國人自己寫下南京大屠殺日記的價值體現。
在郭必強看來，金陵女大的日記是首次發現的中國自己寫下的南京大屠殺日記，可是，這麼多年來，在金陵女大日記被發現之前，難道就沒有發現過其他中國人自己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記載嗎？其實是有的，例如蔣公轂先生的《陷京三月回憶錄》、陶秀夫先生的《日寇禍京始末》等等都描述了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情景，這些日記都在金陵女大的日記之前就已經被發現。
面對這樣一本情感飽滿、震撼人心，同時又具有著傳奇意義的日記，郭必強對它研究的渴望，遠不止僅僅停於發現階段，他還有太多疑問，他強烈希望弄清楚日記背後的故事。
那麼這麼重要的一本日記，究竟是何人所寫呢？
南京師範大學隨園校區，金陵女大的舊址所在地，此時寒冬已至，落葉紛飛，但校園的風韻絲毫不減，不反觀歷史，誰又能想到，這般美好的地方，80年前卻是人間煉獄的見證者。
為了找到日記的作者是誰，郭必強曾多次來到這裡，漸漸地，他有了一些自己的判斷。
1937年年底的南京，滿目瘡痍，只有安全區內相對安全，南京的安全區，是由當時金陵大學的董事長杭立武倡議設立，範圍包括了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在內的大片地區，作為救濟收容難民的場所，而管理的機構則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拉貝在其中擔任主席。藉由西方人的幫助，安全區才能相較而言生命威脅小一些，可以說，在侵華日軍的鐵蹄之下，諾大的南京城，只有安全區裡相對安全，有記錄日記的環境和條件。
所以，要滿足郭必強提出的前提，日記的作者應該是生活在安全區內，與西方人關係很近的文化人。
有了初步的判斷，郭必強當時的考證從我手中這本日記的封面開始了，日記封面上寫著：“1937年，首都淪陷，留守金校的同人一段日記”，落款是“陳品芝”。那麼這個陳品芝是誰呢？這裡還有一份檔案。這是1936年的《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職員名錄》，在這裡，我們能看到，“陳品芝，福建閩侯人，本學院理學士，美國密西根大學碩士、哲學博士”，教的科目是“生物學”。
這樣看起來，這個陳品芝是非常符合郭必強的判斷的，生活在安全區，並且有文化、有創作條件，日記封面上還明確落款，看來日記的作者應該就是陳品芝了。
可郭必強仔細觀察了日記，卻發現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這本日記的內頁用的是上世紀30年代上海信箋公司印製的元書紙，但封面卻是黃色石紋硬紙，而且內頁中的字跡與封面字跡看起來也並不相像。
這本日記究竟是不是陳品芝所寫，還是另有其人？
從日記的記載來看，程瑞芳的孫子當時已經可以在金陵女大中參加服務團，帶難民到住的地方，每天上下忙碌，由此可以判斷，她的孫子當時能獨立做很多事情，應該已經超過十歲，所以三十來歲的陳品芝肯定不會是日記的作者。
陳品芝不是日記的作者，那日記的作者究竟是誰呢？這成了郭必強眼下研究的第一要務，金陵女子大學中寫的日記，當然還得從學校裡的人當中找。功夫不負有心人，郭必強從成堆的檔案中找到了一份《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職員錄》，也就是我手中這張，在這份表中，列出了6位留在南京的教職員名單。郭必強猜測，日記的作者應該就在其中。
那可能是哪一個呢？這幾個人當中惠迪穆為美國籍女性，陳斐然、李鴻年是三十多歲的男性，而鄔靜怡女士當時也只有三十來歲，只有這個程瑞芳，當時已經六十多歲，符合日記中的描述，也符合有文化並且相對安全的前提。
程瑞芳，原姓樂，後隨丈夫姓程，1875年出生，湖北武昌人。天主教聖公會成員、中華護理學會會員。1894年畢業於武昌護士學校，在美以美婦產科醫院任見習看護3年，後任該院病區主管。1910年至1916年在聖希裡達女子中學當舍監，後出任聖希裡達附設子弟小學校長，1924年應邀到南京擔任金陵女大舍監，負責管理學生宿舍和食堂。
瞭解了程瑞芳其人之後，郭必強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這個人的身上。但這一切目前還只是猜測。
要怎麼才能確定，這個程瑞芳究竟是不是日記的作者呢？
2003年的夏天，江蘇省公安廳筆跡鑑定中心迎來了郭必強一行人，他們帶著程瑞芳和陳品芝兩人親筆填寫的履歷表複印件，以及日記封面和內頁的複印件，進行正式的筆跡鑑定。最終的結果令郭必強他們興奮不已。
經過鑑定，日記內頁的筆跡確實是程瑞芳的，而封面的字跡為陳品芝所寫，也就是說，日記的作者確定是程瑞芳，而陳品芝可能是因為某些原因代為保存。
今天的南京師範大學隨園校區依舊保留著80年前金陵女大的樣子，程瑞芳在日記當中常常提到的“一百號”到“七百號”的樓房號，80年來也從未改變。
我們可以想象，窗外是震天動地的炮火，屋內是一老嫗挑燈疾書的背影，這樣的畫面透著多少無奈，一個老婦人，看到同胞被殘害，看到尊嚴被踐踏，她能怎麼辦呢？她唯一能做的，只有記錄。
1937年12月17日，這是程瑞芳筆下最黑暗的一天，“現有十二點鐘，坐此寫日記不能睡，因今晚嘗過亡國奴的味道”。
這一天，侵華日軍的“屠夫”松井石根進入南京城，侵華日軍越來越肆無忌憚，之前還不敢侵犯安全區，到這一天，他們已經無所顧忌，收容了眾多婦女兒童的金陵女大安全區反倒成了他們的目標。程瑞芳努力地守護著安全區裡的1萬多名婦孺，卻左支右絀，防不勝防。
在這一天的日記中，程瑞芳寫道：“白日來過四次，南山二次，雞子的地方一次，未想來【到】晚上會來的。”
程瑞芳未曾想到，這天的傍晚，日本兵又來了。兩個日本兵在學校的中央大樓前砸門，他們堅稱樓內有中國兵，要求把門打開。
負責金陵女大安全區的美國傳教士魏特琳稱身邊沒有鑰匙，並指著掛在院子裡的美國國旗對日本兵說，“這裡是美國學校，你們沒有權利進來”。
這一段歷史在電影《南京！南京》中有所呈現，魏特琳原以為，美國國旗能夠讓日本人明白，這裡是美國人的地方，能阻止他們行兇。沒想到的是，一個日本兵舉手就摑了魏特琳一個耳光。這一天，一向受人尊敬的魏特琳在日本兵面前沒有了尊嚴。
這件事情在程瑞芳的筆下是這樣描述的：“到一百號門口遇見他們，對他們說沒有兵，有一（日）兵打華一耳光。”
為什麼魏特琳和程瑞芳如此緊張害怕日本兵進入？
樓裡雖然沒有中國兵，但有中國姑娘，還有這些尚未藏好的為傷殘軍人縫製的棉衣。被收容在學校裡的女難民很多都住在這棟樓裡，她們利用閒暇時間，為中國軍人趕製了許多入冬用的棉衣。這些軍衣可絕不能讓日本兵看見！
見日本兵硬要闖，魏特琳只好帶他們從側門進去，去了幾個儲備物品的房間。好在搜索的並不詳細。就在魏特琳準備鬆口氣時，另兩個日本兵綁著三個金女大的工友向校門走去，魏特琳趕緊跟上前去，一直跟到了學校大門口，魏特琳這才發現，幾乎所有的金女大員工都跪在那兒。
幸虧國際委員會的人及時趕到了，日本兵這才走了。就在日本兵的離開的時候，魏特琳發現，在學校的側門，一群哭泣的女人被推搡著，帶上了日本人的車。
這一切竟然是日本兵的詭計！他們假裝搜查中國兵，把金女大所有負責人都騙到了學校門口，其餘的則潛進樓內挑選姑娘。
在這一天日記的結尾，程瑞芳寫下：“每天晚上外面四處燒，下關一帶似的人不少，中國人為何要做【遭】這種罪？”“不寫了，想起中國人民不能（不）心酸，死後真苦”。
程瑞芳日記裡描述了很多同胞被殘害的情景，有的痛失愛子，有的夫妻別離。郭必強在研究程瑞芳日記的時候，從她的筆跡中探尋到了一絲她的心境。程瑞芳日記當中的筆跡有一個特點，墨跡有深有淺，總是從深寫到快沒有墨水了，突然墨跡又深，再變淺。
程瑞芳用的是蘸水鋼筆，也就是說，她在寫日記時不是經常去蘸墨，而是寫到沒有墨時才蘸一下，這樣的筆跡想必是要抒發的情緒太多，需要釋放，難以停止。
而她的筆跡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很多篇章能看出來是分了幾次才完成的，這提供一個信息，就是當時一定是遭遇到某些動盪打亂了寫日記的思緒，不得不停筆，可見程瑞芳身處的環境之惡劣。
程瑞芳的日記止於1938年3月1日。
後來程瑞芳的日記去了哪裡，又為什麼會被陳品芝加上一個封面呢？
程瑞芳1965年才在武漢去世，按理來說，她完全可以自己保留這份日記，為什麼卻輾轉到了陳品芝的手中？
1936年和1938年金陵女大的教職員表，上面很清晰地記錄著程瑞芳的各項信息，但是從1939年之後，金陵女大的相關檔案中，卻再也找不到關於程瑞芳的記載。那麼，她會去哪了呢？日記的走向又是什麼樣的呢？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當中，有一面人名牆，上面記載著萬千在南京大屠殺當中隕落的生命，這面牆也被人稱作“哭牆”，由於無數亡魂的哭泣，也因為他們後代祭奠時的哭泣，在這些死難的同胞裡面，很多人的性命由於時代的動盪，已經無法考證了，只能留下一個某某來代替。
這面牆只是1937年南京苦難的一個縮影，上面記錄的名字只是南京大屠殺中失去生命的一小部分人，更多的人甚至不曾被認出，只留下一堆白骨。但，罪惡終有所報。
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停泊在東京灣的密蘇里號主甲板上舉行。1946年1月19日，遠東最高盟國統帥部根據同盟國授權，公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宣佈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二戰日本戰犯。
1946年4月2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接受了盟軍最高統帥部國際檢察處對松井石根、東條英機、廣田弘毅等28名被告的起訴，並於同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東京對這批日本主要戰犯進行了審判。
為了弄清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真相，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此設立了一個獨立的單元，進行法庭調查，並且成立南京大屠殺專案調查組，專程趕赴南京，調查侵華日軍的罪行，經過艱苦有序的調查，獲取了許多重要的證據，並將證人帶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出庭作證。這其中，出現了一份特殊的證詞，這是一份什麼樣的證詞呢？
1946年的遠東軍事法庭，程瑞芳雖沒能親自去，但她的證詞卻出現在了法庭之上：“我71歲，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宿舍總管。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後，校園被宣佈為一個安全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收容了1萬多婦女和兒童。”
之後的證詞中，她列舉了親眼看到的日軍在校園裡強姦、搶劫和殺人的數個證據。最後，她寫道：“我願簽名蓋章證明此事，1946年4月8日。”
為什麼程瑞芳沒有出現在法庭之上，親口指證侵華日軍的罪行呢？那時的她又在哪裡呢？
根據郭必強的判斷，1939年之後程瑞芳已經從金陵女大退休，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之前沒有在檔案館中找到1939年後有關於程瑞芳的記錄，但那時的程瑞芳任然生活在南京。直到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徵集侵華日軍的罪行證據時，71歲的程瑞芳，雖有心親自前往東京的遠東軍事法庭，但由於身體原因而無法遠行。
只能以證詞的方式，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指證侵華日軍的累累罪行。1952年，程瑞芳回到了湖北武漢的老家生活。1964年，程瑞芳90歲大壽，心中仍然惦念金陵女大，這一年，她受邀再次回到金陵女大舊址，最後一次行走在其中。1969年8月，程瑞芳在武漢去世。
程瑞芳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記錄的日記是不是一直保存在自己的身邊呢？日記的走向和程瑞芳本人的走向是不是一致的呢？她給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寫證詞時，為什麼沒有拿出這份日記呢？
郭必強想到，日記的封面上寫著陳品芝的名字，那也就是說，程瑞芳日記完成之後，並不是一直保存在她的身邊，而是輾轉到了陳品芝的手中。這其中經歷了什麼樣的過程呢？日記後來又是怎麼樣封存到二檔當中呢？
郭必強翻閱了大量關於南京安全區的記錄，以及當時金陵女大中的職員留下的回憶錄，找到了一種可能性。
1937年，金陵女子大學遷至四川成都華西壩，陳品芝等人也隨之前往成都管理學校的各種事情，那時候從南京去往成都的物品、人員等基本都是一條線路，從南京出發到上海的美國領事館，由美國領事館派出美國軍艦走長江抵到成都，這是最安全的路線。
程瑞芳日記的走向雖然目前沒有定論，但最有可能的線路想必就是這條。
郭必強判斷，當時南京城的狀況，一旦侵華日軍發現了程瑞芳的日記，一定會將其毀滅，程瑞芳的性命也會不保，出於安全考慮，程瑞芳可能是委託了國際友人將日記通過那條安全線路運到成都。
至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調查時，程瑞芳為什麼沒有拿出這份日記，郭必強猜測，很可能因為在那段顛沛流離的歲月中，通訊不暢，程瑞芳自己也已經不知道日記的下落了，所以日記並沒有在那個時候出現在人們的視野當中。
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成都的金陵女大遷回南京，這本日記想來也是那時，重新回到了南京的金陵女大當中。
1949年，新中國成立，動盪的歲月終得以平靜，金陵女大在新中國的懷抱下續寫著它的故事，3年之後，金陵女大因院系調整改為南京師範大學。而程瑞芳日記也隨著金陵女大的眾多檔案在上世紀60年代被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封存與整理。
從1938年到2001年，這本日記經過幾十年的顛沛、埋藏，程瑞芳日記終於重見天日。
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找到了歸屬。
2014年3月，國家檔案局以世界記憶工程中國國家委員會的名義，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秘書處遞交了《南京大屠殺檔案》提名錶。檔案具體由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吉林省檔案館和上海市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聯合申報。
程瑞芳日記等南京大屠殺檔案的申遺過程，郭必強全程參與其中，儘管中間遇到種種困難、種種壓力，郭必強也從沒有想過放棄，對於他而言，這不僅是他的工作，也是他打心底裡認為自己要承擔的義務，他希望這些檔案能被更多的人知道、瞭解，甚至銘記。
2015年10月4日到10月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國際諮詢會第12次會議在阿聯酋阿布扎比召開。在兩天的會議當中，14位國際諮詢委員對新一輪候選世界記憶名錄進行了討論，後將建議入選名單提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作最終審議。
9日晚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佈消息，《南京大屠殺檔案》正式列入《世界記憶名錄》。
在世界記憶遺產名錄當中，關於二戰大屠殺事件的日記，只有兩份，《安妮日記》和《程瑞芳日記》，他們與其他證據一起，形成了清算二戰罪魁禍首的強有力的文字證據鏈，給予否認歷史的無恥行徑重要一擊。
南京大屠殺如今已經過去整整80年，對於那段歷史，中國人選擇寬恕，但絕不會忘記，它已深深銘刻在每個中國人的心中。而當《程瑞芳日記》等南京大屠殺檔案被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民族記憶終成世界記憶，深深存於人類的共同記憶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