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長安眠。
姑蘇城外一茅屋，萬樹桃花月滿天。”
這幾句詩出自聞名天下的蘇州才子唐伯虎。在外人的影響中，蘇州是一個繁花似錦的江南名城、物阜民豐的魚米之鄉。但拂去華麗的外衣，在蘇州人自豪的背後，則是鮮為外人所知的寂寞與無奈。
作為吳文化的發祥地之一，蘇州有著近2500年曆史，任憑乾坤突變、山河易主，頂著“富庶”標籤的蘇州，一直在自身命運和國家命運之間尋找微妙的平衡點。
土豪之財
自隋開通大運河以來，經唐宋之經營，至元末，以蘇州為代表的江南地區，已成為天下財富的聚集地，也愈發與國家的興衰命運綁定在一起。
打著“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口號，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完成了劉裕、陳慶之、岳飛等名將均未實現的偉業，由南向北統一中原。聲望日隆的朱明新政權，吸引了江南富商們的注意，蘇州鉅富沈萬三便是第一批向朱元璋獻媚的商人。
在朱元璋定都南京後，沈萬三出資修築了南京三分之一的城牆，並且出資犒勞軍隊。然而馬屁拍在了馬腿上。出身底層的朱元璋自幼受奸商惡霸欺凌，對商人的印象很差，得知此事後，險些要了沈萬三的性命。最終，沈氏家族被抄家流放至雲南。
沈家從蘇州鉅富到到家破人亡，只是蘇州富民與政治博弈的一個縮影，從那時開始，千千萬萬個沈萬三們，開始這個新生的國家做出犧牲。
在蒙古鐵蹄下，明初的中原民生凋敝，百廢待興。
史稱：“中原諸州，元季戰爭受禍最慘，積骸成丘，居民鮮少。”
據記載，當時的河南，人口總數不足二百萬。如何增強國力，幫助欠發達地區快速恢復生產，成為朱元璋的心病。在明政府眼中，移民成為了最有效的選擇。而說到移民，朱元璋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江南富庶之地。
轟轟烈烈的“洪武趕散”運動展開了。
經濟學規律告訴我們，人口流動的自然規律是從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而朱元璋則反其道行之，將江南富戶大批遷移到中原去“開荒”。
那麼，當地人不願意怎麼辦？
為了約束民眾，朱元璋實施了嚴厲的保甲連坐和戶籍制度，誰敢私自返回江南，格殺勿論。據史料記載，洪武十餘年間因為遷徙私回祖籍的問題幾興大獄，很多案件往往尚未查實，宗族就被誅滅，江南一帶富豪在幾年間或死或徙，幾乎無一倖存。大批蘇州人被遷徙至當時人口稀少的蘇北地區。
朱元璋的鐵腕手段，一方面均衡了全國人口分佈不均勻、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同時也有效分解了江南地方土豪對中央政權的威脅。徒富民、抑豪強、修水利、勸農桑，社會生產逐漸恢復，這便是所謂的“洪武之治”。
當然，這中間有不少是犧牲了蘇州等江南地區幾代人幸福為代價的。
但蘇州並未因“洪武趕散”而一蹶不振。幾百年過去了，經歷了小農經濟、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等時代鉅變，蘇州還是那個蘇州。
2019年最新數據顯示，蘇州的人均GDP高達2.6萬美元，高過北上廣，僅次於深圳和無錫，排名全國第三；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蘇州高達68629元，僅次於上海，超過北廣深，位列全國第二。
在一個強省會時代，富裕的蘇州背後，是無數雙勤勞的手，是佇立幾百年來的經濟底蘊。
姑蘇之商
1843，清廷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和《五口通商章程》。從此，一個不起眼的海邊縣城開始朝著遠東第一大都市前進。
它的名字叫上海。
而在上海開埠之前，蘇州是全國最大的經濟文化中心，可以說是“北上廣”的綜合體，是“超一線”的大都市。
清代鉅著《紅樓夢》，其開頭有一段對當時蘇州的描寫：“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的風流富貴之地。”
而蘇州之所以在明清之際如此繁盛，得益於龐大的工商業。自明代中葉開始，蘇州和揚州便成為京杭大運河南北商品的集散地。也由此，在蘇州雲集了全國乃至外洋貨物的商品，絲綢、棉布、糧食、金融、刻書印書、玉器漆器等商品的生產、轉運、銷售大多經過蘇州之後，再輻射到全國各地，成為當時中國經濟的發動機。據統計在晚清時期，僅蘇州一地便提供了國家年稅收的十分之一。
在小農經濟時代，繁榮發達的蘇州充當了幾百年的經濟奶牛，為中央財政輸血無數。而到了現在，不是特區也不是省會的蘇州，定位似乎依舊沒有改變。
改革開放後，蘇州一度成為中國經濟轉型的“領頭羊”，“蘇州模式”也被其他省市當作範例來學習。
招商引資成為那時候蘇州快速發展的秘訣。尤其是在吸引外資方面，在高峰期，蘇州的外貿曾佔到長江江蘇段以南5市的80%。
同樣，先富起來的江蘇依舊承擔的經濟奶牛的重擔，每年財政轉移支付數目在長三角、珠三角各城中都位列前茅。
然而，蘇州也有“生病”的時候。
“蘇州模式”憑藉廉價的人力及土地資源，以低端製造業為主體的外向型經濟，獲得了巨大成功。但隨著國際貿易環境的變化，依賴製造業和貿易出口蘇州也遭遇了嚴重考驗。在互聯網時代，蘇州不僅缺少以信息產業為核心的新科技、新產業，不少製造業外資也開始撤離蘇州。
從GDP增速也可以看出，雖然蘇州GDP依舊是江蘇老大，但是增速已出現逐年下滑態勢。
低迷的蘇州，需要援助。
但在當下普遍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時候，作為全國最強的地級市，蘇州至今沒有機場。在最新公佈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交通運輸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規劃》中，上海被提及54次，南京被提及47次，杭州被提及32次，而蘇州僅被提及13次。
在大力發展都市圈、做大做強省會城市的時代，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似乎更像長三角地區的核心，蘇州享受到的政策紅利看上去少的可憐。
富民之智
1688年，英國發動了一場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革命，結束了英國封建專制的時代。曾有無數學者研究，為什麼同一時代的中國，以蘇州為代表江南富庶地區，有著同樣發達的工商業基礎和資本，卻沒有形成推翻封建王朝的資本主義力量。
不論如何分析原因，歷史沒有如果，但有一個歷史細節，卻值得後人玩味。
元末明初，曾有一個商人以蘇州為都城，在江南最富庶的地區建立了一個“商人之國”。鹽商出身的他，深知江南地區百姓疾苦，在驅逐元朝當地統治者後，他帶領當地百姓興修水利，發展農桑，並自己鑄造貨幣，取代了當時早已通貨膨脹的元鈔，有效地穩定了江浙地區的物價和市場。
在天下大亂的元末，江南在他的統治下成為唯一一片物阜民豐、百姓安居樂業的淨土。《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都曾在他手下當官。
他的名字叫張士誠，原名張九四。
然而，張士誠的割據政權很快就被朱元璋消滅。
時至今日，他的墓碑仍在蘇州被人紀念。蘇州至今保留著一個奇怪的風俗，每年農曆七月三十晚，古城的大街小巷裡就會有星星點點的香燭插在地上，俗稱“燒久思香（九四香）”。
然而，史書對他的評價是這幾個詞：見利忘義、朝秦暮楚，似有器量、實無遠圖。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數百年來，蘇州城的繁榮不息，可以看作是古代中產群體、富裕群體在歷史夾縫中努力奮鬥、掌控自身命運的縮影。也正因過度關注自身命運的走向，他們只能成為歷史的配角，在利益重新分配時敢怒而不敢言。
如今蘇州繁華的背後，多了些無奈和落寞。現在提起蘇州，要麼因為一個人，要麼因為想到了蘇州園林。
因為一個人，否定一座城，是對蘇州人最大的傷害。
而一想起那些久負盛名的“私人別墅”，如今變成了大路朝天、人人可走的蘇州園林，便會有恍如隔世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