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中、日、韓三國在地緣距離和文化傳承上極其相近，然而在心理認知上卻又極其疏遠。網上有這樣一種說法：“中日友好靠韓國，中韓友好靠日本，日韓友好靠中國”。這句戲言卻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了東亞三國紛繁複雜的國家關係。對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是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應當牢記的：歷史可以過去，但不能忘卻，因為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事實上日、韓兩國之間也有著複雜的恩怨情仇。
歷史上朝鮮半島曾長期作為大陸文明流入日本列島的橋樑和中轉地在日本歷史發展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考古學界最主流的觀點一般傾向於認為：日本民族的祖先是由來自中國淮河下游及長江下游地區的漢族移民與來自西伯利亞及中國東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島的馬來人、中南半島的印支人、古代朝鮮人等多個族群融合形成的。公元5世紀左右日本列島與朝鮮半島及中原王朝間的交往日益頻繁。
在大陸文明的指引下日本逐漸擺脫矇昧狀態。當時的日本稱從中國和朝鮮半島遷徙來的人為渡來人，這些人給日本帶來了語言文化傳統。日本“大和政權”也在相互交流的過程中由部落首領制逐漸轉向律令制國家。公元815年日本朝廷編寫了整個日本統治階層的姓氏：在1182個統治階級姓氏宗族裡有205個來自中國（包括高句麗姓氏41個），154個來自朝鮮半島（百濟104、新羅9）。
日本上任天皇明仁就曾公開承認自己的祖先桓武天皇的母親是朝鮮半島古國百濟武寧王的後裔。日本是位於亞歐板塊和太平洋板塊交界處的島國，土地貧瘠、資源匱乏、多火山地震，在這種惡劣的生存環境下日本人很早就形成了大陸情結——取代中國成為東亞世界的領導者就是日本在漫長的古代歷史上的野心。不過一開始日本的實力根本不足以挑戰中國，因此當時日本將自己的目標鎖定在朝鮮半島。
根據日本史書的記載：早在公元4世紀六十年代尚未完全統一日本列島的大和王朝就出兵朝鮮半島併成功征服了所謂“弁韓之地”，此後日本在此設置任那府進行統治。在我國南北朝的劉宋時期當時倭國王曾遣使要求劉宋朝廷冊封自己為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如果劉宋朝廷滿足了日本的冊封請求就意味著中國朝廷承認位於朝鮮半島的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等地為日本的屬地。
不過劉宋朝廷最終只冊封倭國王為“安東將軍、倭國王”，也就是說劉宋朝廷並沒認可倭國對朝鮮半島的支配權，倭國與百濟、新羅等國一樣是中國朝廷的藩屬國，彼此之間屬於平等關係。公元660年日本在朝鮮半島的盟國百濟在唐朝和新羅聯軍的打擊下滅亡，百濟遺民向高句麗和日本求援以圖復國，公元663年支援百濟富國的日軍在白江口海戰中被唐軍擊敗，從此日本勢力退出了朝鮮半島。
日本在吸收唐朝文化的過程中同樣接納了中國的“華夷觀念”，從而形成了自己的“小中華”意識。白江口一戰並未改變日本視朝鮮半島政權為其附屬國的認知，反而在“華夷觀念”的作用下進一步加深了對朝鮮半島的蔑視態度。8世紀初日本在致新羅的國書中稱“天皇敬問新羅王”以彰顯高人一等。公元753年在唐朝含元殿朝賀禮上日本與新羅的使者爭搶席位時日本使者稱：“自古而今新羅之朝貢日本國久矣”。
公元918年高麗政權統一朝鮮半島後日本在雙方的交往過程中自稱“上邦”，而將高麗貶稱為“遐陬”的邊境國家，稱高麗王為“蕃王”。由此可見對朝鮮的蔑視和輕視始終隱藏在日本國家的精神深處。不過朝鮮半島在古代也並非一直被日本欺負：在如今的漢語和韓語文獻中有“倭寇”一詞，然而殊不知日語中也有“韓寇”一詞。事實上第一次韓寇侵襲日本時中華大地還在大唐王朝統治之下。
當時朝鮮半島上的政權是新羅——《日本紀略》如此記載道：弘仁四年（西元813年）二月二十九日一百一十名新羅人駕五艘船登上小近島，與當地人作戰，殺九人，擄一百人。作為事後的對策：日本在對馬設置新羅語翻譯，以便審查每年大量渡至日本的商人、漂流者、移民、難民等新羅人集團。弘仁十一年（820年）二月二十六日居住於遠江、駿河的七百餘歸化人（定居日本的新羅人）發動暴亂。
公元869年五月二十二日夜新羅海盜乘船二艘來至博多港，搶奪豐前年貢絹綿後立即逃竄。雖發兵追擊但最終未能捕獲。對此政府加強沿海諸郡的防備，還逮捕並放逐了作內應的新羅商人潤清等三十人，賞賜了勇射海盜的百姓五六人。之後在新羅被捕的對馬獵人卜部乙屎麻呂通報了當地的嚴重情況，最終大宰府決定將治下所有的新羅人遷至陸奧，給予口分田使其定居。
公元893年五月十一日大宰府發現新羅海盜。“新羅海盜於肥後國飽田郡殺人焚屋，由肥前國松浦郡遁去”。次年四月接到對馬島的受襲報告。九月五日對馬守文屋善友率數百郡兵以弩迎擊四十五艘船的海盜，據說射死二百餘人，捕獲一人。從俘虜口中得知新羅發生饑荒，都城亦不例外，故來搶奪谷絹。總共有船一百艘，約二千五百人。公元935年高麗滅新羅，並於翌年統一朝鮮半島南部。
高麗為謀求恢復朝日國交在公元937年至公元1051年的百餘年間曾多次遣使，終未能達到目的，但高麗私商一如從前頻繁到九州貿易，日商去高麗的也絡繹不絕：僅公元1073年至公元1093年的20年間日商去高麗的就有28次。9世紀下半期北九州沿海一帶開始遭到來自新羅的小股海盜騷擾。公元977年10月來自高麗方向的海盜入侵， 筑前、筑後、薩摩等沿海地帶皆受其害，奄美島受害尤重。
當韓寇光顧日本列島時早期倭寇對朝鮮半島南部沿海的侵擾也已開始：由日本對馬、隱岐、肥前等地的漁民和農民組成的倭寇在糧食歉收時就武裝起來乘船到朝鮮半島劫掠米糧。公元1223年高麗南部的金州發生了倭寇大肆劫掠的轟動事件，這種不間斷的騷擾行為一直持續到公元1263年。公元1227年高麗方面向日本遣使要求查禁倭寇，然而事後倭寇的侵擾反而愈演愈烈。
一時間慶尚道、全羅道、楊廣道、西海道等沿海地區頻頻受到倭寇襲擾。早期倭寇的活動在1263年後逐漸平息，然而等到後期倭寇騷擾中國明朝沿海時朝鮮半島也受到日本倭寇的頻繁光顧。公元1419年李氏朝鮮王朝主動出兵進攻盤踞在對馬島的倭寇。朝鮮軍隊在對馬島燒燬70餘戶房屋，焚燬船隻15艘，殺死倭寇9人，救出被俘虜的15名中國人和8名朝鮮人。
公元1443年朝鮮與日本締結了《癸亥條約》：開放釜山浦、薺浦、鹽浦三個通商口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設置倭館。這三個港口合稱“三浦”，所以在三地設置的倭館稱為“三浦倭館”。1510年居住在三浦地區的倭人在對馬島的援助下發動叛亂，李氏朝鮮王朝隨即驅逐了朝鮮境內的倭人，日本與朝鮮的國交也由此中斷。叛亂髮生一年後日本室町幕府遣使要求重開朝鮮與對馬島之間的通好。
1512年朝鮮與日本締結了《壬申條約》：朝鮮重新開放與日本的貿易，但禁止日本人繼續在三浦地區居住，同時對日本船隻來朝鮮貿易的數量進行了限制，進入漢城的日本人也被禁止攜帶武器。1587年朝鮮迎來了一個比之前的小股倭寇更強大的敵人：在此之前侵擾朝鮮半島的倭寇都說小股分散的海盜，然而在這一年統一了日本的豐臣秀吉政權向朝鮮提出了借道伐明的要求。
朝鮮作為明朝的藩屬國在接到日本方面的要求後明確予以拒絕。1592年豐臣秀吉以朝鮮不肯借道為由發動了侵朝戰爭。戰爭爆發後日本僅用一個月時間就攻陷朝鮮三都八道，朝鮮國王李昖北逃到靠近明朝邊境的義州避難，朝鮮半島大部分土地都淪陷於日軍的鐵蹄之下。儘管後來朝鮮在明朝的援助下歷時七年擊敗了日本，但這場戰爭使李氏朝鮮王朝元氣大傷。
戰後漢城的戶數從戰前的8-9萬戶減到戰末3-4萬戶。戰後全國戶籍人口只有戰前的六分之一，數十萬人口被日本掠奪。戰後百業蕭條，農業產量更大減，使得朝鮮社會處於崩潰邊緣。戰後的朝鮮斷絕了與日本的邦交，在日本方面取代了豐臣政權的德川幕府多次主動同朝鮮接觸。1609年日本對馬藩與朝鮮王朝簽訂《己酉條約》，從而恢復了因戰爭而中斷的貿易往來。
此後直到1811年日本德川幕府先後派出過12次朝鮮通信使。朝鮮通信使並非單純只是政治意義上的外交使節：通信使一般約有300~500人隨行 ，在進行政治訪問的同時也與朝鮮的文人墨客進行文化上的交流。從名義上朝鮮是與日本具有通信關係的“對等”國家，然而德川幕府卻一直將通信使視為朝貢使節團。這在1610年德川家康命令林羅山起草致明皇帝的信函中可以看出。
在這封信函中林羅山寫道：“其化之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長囚帥各無不上書輸寶。”在“日本型華夷秩序觀”下朝鮮與琉球、安南、暹羅等地一樣處於附屬國之列。由於朝鮮儒學尤其是朱子學等文化的發達使部分日本儒學者、大名對朝鮮學者所擁有的學識相當崇信。通信使所到之處都有通曉漢詩文的學者專程前來拜訪。
然而此種對先進文化的尊敬和崇拜進而在文化層面上產生的連帶、共鳴的情感似乎僅限於個人領域的敬慕。在日本的對朝外交態度及主要認知層面對朝鮮的優越感乃至蔑視感才是主流情感。在政治、情感上蔑視朝鮮的同時熱衷於朝鮮文化的矛盾心態是江戶時期日本對朝鮮認知的顯著特徵。另一方面朝鮮在明清鼎革之際自認為繼承了明朝儒學正統衣缽，形成了以朝鮮為中心的“小中華意識”。
朝鮮在這種意識支配下視滿清為夷狄，視日本為文化低劣的國家，朝鮮文人在儒學文化教養層面擁有優越感。互相蔑視的態度就這樣貫穿著江戶幕府時期日朝雙方的人文交流和政治往來。這樣的交往局面一直持續到日本和朝鮮相繼被西方列強強行打開國門。1855年當日本自己還在異國黑船的威脅下戰戰兢兢之時吉田松陰就明確指出日本應當通過對亞洲鄰國的侵略來彌補因西方列強入侵而損失的利益。
吉田松陰在《幽囚錄》中提及：“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可開拓蝦夷，曉喻琉球，使之會同朝覲，責難朝鮮，使之納幣進貢，割南滿之地，收臺灣、呂宋，佔領整個中國，君臨印度。”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侵略亞洲鄰國的大陸計劃，在這一計劃中我國東北地區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整個日本的侵略計劃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東亞，欲征服東亞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
朝鮮則被視為是橫渡滿洲的橋樑。1875年日本軍艦雲楊號闖入朝鮮海領域，在武力優勢下逼迫朝鮮簽訂《日朝修好條規》，從而以暴力手段強迫朝鮮開放門戶。1882年日本強迫朝鮮簽署《濟物浦條約》：日本不僅由此取得了在朝鮮的駐軍權，還以鉅額賠款牽制朝鮮的經濟命脈。在日本的煽動下朝鮮國內一度湧現出主張依靠日本的力量脫離宗藩關係的開化黨，由於其明顯的親日態度甚至被有些史料直接稱為“日本黨”。
1884年12月4日開化黨甚至在日本駐朝公使的支持下發動甲申政變，結果被時任清政府駐朝鮮總督的袁世凱鎮壓。由於《馬關條約》終結了中國與朝鮮半島之間持續上千年的宗藩朝貢關係，於是李氏朝鮮王朝第26代國王朝鮮高宗李熙於1897年10月12日自稱皇帝並改國號為“大韓帝國”。這件事被現代的韓國史學界稱為“脫清獨立”，視為是民族獨立精神的象徵，實際上這次稱帝之舉倒更像是一出鬧劇。
朝鮮在當時根本不具備稱帝的實力，這完全是中、日兩個大國博弈所導致的偶然性事件，用不了多久這個新生的“帝國”就將失去其獨立性。新生的“大韓帝國”試圖利用當時沙俄與日本的矛盾在外交上左右逢源，然而1905年沙俄在日俄戰爭失利後與日本簽訂了《朴茨茅斯和約》，俄國勢力至此退出朝鮮半島。事實上當時的朝鮮根本無力守護自己的獨立地位，完全是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中求生存。
隨著中國和俄國的勢力相繼退出半島之後日本吞併朝鮮半島的時機已然成熟。在這樣的背景下大韓帝國總理李完用與日本帝國代表寺內正毅於1910年8月22日簽訂了《日韓合併條約》，以此為標誌日本正式在朝鮮半島建立起長達36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在殖民朝鮮半島期間推行一種所謂“內鮮一體”的政策——“內”指日本本土內地，“鮮”指朝鮮半島，說得通俗直白一些就是對朝鮮半島推行同化政策。
在這時的朝鮮半島日語被確定為國語，學校以“日韓同祖”的名義只教授日本神話傳說中的神武天皇開國，而絕口不提朝鮮民族的起源歷史。日本還與朝鮮王室和兩班貴族精英階層通婚聯姻，試圖從人種血統上進行同化：1907年11月19日朝鮮純宗李坧下詔將太子李垠送到日本留學，拜伊藤博文為太子太師。日韓合併後李垠被授予日本皇族待遇並迎娶日本皇族女子梨本宮方子為妻。
二戰期間李垠甚至以日本陸軍中將的身份作為日本宣傳“內鮮一體”政策的典範。與之類似的還有曾任韓國總統的朴正熙——他曾以“高木正雄”之名被授予日本陸軍少尉軍銜，直到戰爭即將結束的1945年1月他還因“清剿”抗日武裝力量而晉升中尉。事實上朴正熙的例子絕非孤例：當時日本在朝鮮半島推行所謂“創氏改姓”政策，一時間李、金、樸等朝鮮民族的傳統大姓消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宮本、高木、北島......
當1945年日本投降時據美國軍隊記者的回憶記錄稱：在1945年的韓國街上痛哭和自殺是隨處可見，因為這些人已將自己視為日本人了。日本對朝鮮半島的奴化教育取得了相當的成果，當然也不能否認一個基本事實——在日本殖民朝鮮半島的36年間各種抗日鬥爭也是層出不窮的：1909年10月26日安重根在中國哈爾濱的火車站開槍刺殺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1915年申採浩、李東輝等人在俄國海參崴倡議成立的“光復會”是日本統治初期最有影響力的抗日團體，這個組織最初致力於在中國東北和俄國遠東建立武官學校以培養軍事人才，後來以秘密結社的形式深入朝鮮內部。1917年金亨稷在平壤組織了地下反日組織朝鮮國民會，後來金亨稷為躲避日本軍警的搜查帶著家人轉移到中國東北，他的兒子金成柱成為了一名抗聯戰士，金成柱就是朝鮮光復後的第一代領導人金日成。
1919年3月1日上午10時獨立派人士以悼念已故的朝鮮高宗李熙為契機在京城（今韓國首爾）塔洞公園舉行民眾集會並當眾宣讀了《己未獨立宣言》。三一運動迅速席捲整個朝鮮半島，但在日本殖民當局的鎮壓下到1919年6月失敗。三一運動失敗後獨立派人士不得不遠走異國他鄉，試圖為他們的復國之路尋求外部援助。1919年流亡在中國的韓國獨立運動領導人們齊聚上海法租界。
在這裡他們達成一致意見：在實現民族獨立後應當建立一個主權在民的國家。因此他們宣佈廢除君主制，建立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並選舉出了歷史上第一任總統、第一任總理和第一任所有部長級長官。1932年1月8日出席完陸軍閱兵式的日本天皇裕仁在返回皇宮的路上遭遇一男子投擲手榴彈，儘管天皇本人未被炸傷，但這一發生在日本本土的直接針對天皇的刺殺事件仍引起了日本方面的高度重視。
日本軍警很快了解到刺殺者是來自朝鮮半島的李奉昌，而派遣他執行這次刺殺天皇任務的正是金九。一·二八淞滬抗戰結束後日本外相重光葵來到上海並決定於“天長節”（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園舉行“中日淞滬戰爭勝利慶祝大會”。這種侵犯中國領土、殺戮中國人民後又在中國的土地上舉行慶祝大會的做法激起了舉國人民的同仇敵愾。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兼京滬衛戍總司令陳銘樞為此專程秘密來到上海。
陳銘樞同蔡廷鍇、蔣光鼐等十九路軍將領以及當時上海灘的斧頭幫幫主王亞樵等人商議對策，最終確定了搗毀此次慶祝大會一雪國恥的方案。日本方面為確保慶祝大會的安保禁止中國人入內，但日方對已被日本佔領的朝鮮、臺灣等地之人的防備相對鬆弛，同時日本方面為顯示自己同這些地區人民的親善允許他們入內參加慶祝活動。王亞樵敏銳覺察到日方安保方面的漏洞。
於是他讓自己的弟弟王述樵同金九於靜安寺路滄州飯店秘密會面。經過洽談後金九同意配合王亞樵的暗殺行動併為王亞樵引薦了致力於朝鮮半島獨立運動的尹奉吉。4月29日被日方視為日本人的尹奉吉順利潛入會場投擲炸彈，成功將日本關東軍上海派遣軍總司令白川義則、日租界商會會長崗村洋勇等人當場炸死，日本外相重光葵則被炸斷了一條腿。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美、蘇兩國以北緯38度線為界分別佔領朝鮮半島南部和北部。1948年8月15日以李承晚為總統的大韓民國在美國的扶植下得以在朝鮮半島南部成立，同年9月9日朝鮮半島北部成立了以金日成為內閣首相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美、蘇冷戰的格局下日、韓兩國都被美國納入到遏制自己在亞洲的戰略對手的同盟體系之中。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韓國軍隊在戰爭中一觸即潰，戰爭打響僅僅三天漢城（今首爾）就被朝鮮人民軍佔領，韓軍一路撤到半島最南端的釜山地區。在這種形勢下美軍介入了戰爭並全面接管了韓國軍隊的指揮權，這使韓國對美國的依賴程度進一步加深，迄今為止韓國政府仍沒能從駐韓美軍手中收回本國軍隊的戰時指揮權。對美國高度依賴的韓國在外交路線當然要受美國相當程度的影響。
美國出於自己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自然不希望看到作為自己亞太盟友體系中兩個重要成員的日本和韓國大打出手，但其實美國也並不希望看到日韓之間出現親密無間的現象。這其實和古代帝王的馭人之術是一個道理：大臣們公然對立弄得朝廷雞飛狗跳自然不是皇帝樂意見到的，可臣子們過於親密以致於暗中結黨也不是皇帝所願看到的。美國對日、韓態度正是如此。
美國既不願讓日、韓處於全面對峙狀態，也不能讓其團結猶如一體，只有日韓之間保持適度的矛盾才更需要美國居中調停，從而使美國的利益最大化。然而韓國獨立之後民族意識被重新喚起，歷史問題成為橫亙在日韓之間的矛盾根源。然而除了歷史問題之外韓國政府也必須考慮現實層面的國家發展問題：上世紀五十年代韓國的經濟水平與黑非洲的加納大約處於同一水平，被視為是全世界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
也許我們今天已很難想象的一個基本事實是當時北朝鮮的經濟水平是領先於韓國的，直到1960年韓國的人均GDP只有北朝鮮的1/3左右，要到1970年韓國的人均GDP才勉強與北朝鮮持平。面積比我國浙江省還略小的韓國受制於資源稟賦、勞動力、國內市場等方面的先天缺陷，因此對美日市場高度依賴。1965年6月22日在經歷長達14年的談判過程後韓國與日本建立了外交關係，兩國關係開始解凍。
韓國的漢江奇蹟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依靠財閥締造的經濟奇蹟，而作為韓國財閥典型代表的三星恰恰是在日本殖民時期成立的具有親日背景的財閥勢力，作為韓國五大財閥之一的樂天同樣有深厚的日本背景。事實上韓國經濟對日本市場的依賴程度是極深的，同時鑑於日、韓背後的美國因素，兩國關係不可能走向全面對峙狀態。儘管如此日韓關係也絕對談不上融洽。
韓國和日本的緊張關係首先當然是源自於歷史問題，不過除此之外現實層面的獨島問題也是造成兩國緊張關係的原因之一。獨島是位於北緯37°14′12″，東經131°51′51″的2個島嶼和礁岩群，鬱陵島東偏南94公里處，面積0.186平方公里。據韓國文獻記載：在大致相當於我國唐代的新羅王朝時期這裡被當成是鬱陵島的附屬島嶼，這被視為獨島歸屬韓國的最早歷史文獻記載。
在日本古籍中稱該島為松島，舊時為隱岐國番地，德川幕府時期為伯耆國番地。綜合雙方的文獻證據來看：日、韓兩國都曾一度控制過該島。1905年1月28日日本內閣會議正式決定將過去的“松島”改稱為“竹島”，在行政上隸屬於島根縣管轄。1906年當時的大韓帝國議政府參政大臣樸齊純在得知該島被劃為日本領土後於1906年5月20日指出“獨島劃為日本領土純屬詭妄，此事狀況及發展如何尚須調查”。
根據二戰後期盟國《開羅宣言》的規定：日本的主權範圍被限定在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四大島，至於其它離島則由盟國認定是否歸屬日本。獨島根據這一精神在戰後被移送給了駐韓美軍政府管轄。然而在1951年美國撇開中、蘇等國擅自以盟國代表的名義與日本私下籤訂了《舊金山和約》，正是這一和約在東亞地區埋下了釣魚島和獨島兩處領土爭端的伏筆——因為在和約中美國刻意迴避了這兩島的主權歸屬問題。
事實上這是美國人的一貫的兩面派手法，我們可以設想如果美國明確獨島是韓國領土，那麼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壓根就不敢提這事，然而美國沒這麼做就證明了我在上文所說的美國有意在日韓之間保持適度矛盾的說法。1952年1月18日韓國首任總統李承晚發表“關於毗連海域主權的總統聲明”，該聲明劃定了韓國領海的範圍，這其中也將獨島包括在韓國海域內。這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抗議。
1953年5月日本趁朝鮮戰爭仍在酣戰之際曾派兵一度佔領了該島。得知這一消息的鬱陵島居民自發組成“獨島義勇守備隊”並在前韓國海軍士兵洪淳七的領導下於1953年7月12日登陸獨島，驅逐了島上的日軍守備隊。至此獨島處於韓國的實際控制之下——韓國將其歸為慶尚北道鬱陵郡鬱陵邑獨島裡1-37番地管轄。當然日本方面自然不甘心這樣的結果，於是不斷派兵前來爭奪獨島。
1956年李承晚政府派出海上警察守備隊接替“獨島義勇守備隊”這一民間組織駐守獨島，此時洪淳七已帶領“獨島義勇守備隊”獨自守衛獨島長達3年8個月之久。自1957年開始韓國在獨島修建永久性建築物，如今獨島東島上韓方設有1無人燈塔、2個瞭望哨所、3間房子以及各種天線和石碑等設施。1981年底韓國海軍人員還在島上修建了守島工事。與此同時日本方面也從沒放棄過對該島主權的聲明。
1983年1月中曾根在訪美前夕對韓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日本首相首次對韓國進行國事訪問。1984年9月全斗煥對日本進行回訪，這也是韓國總統對日本的首次訪問。90年代日韓雙方領導人互訪頻繁。這一時期日韓雙邊關係時進時退，但總體上仍是朝著較好的勢頭髮展。儘管韓國政府在這一時期與日本的外交互動越來越頻繁，但韓國民間的排日情緒依然強烈。
直到亞洲金融危機時期韓國媒體和民眾出於改善本國經濟環境的考量提出希望進一步改善日韓關係。金大中執政時期日韓在政治、經濟、外交、安全保障、文化等五個領域的交流合作都有了實質性的進展。2002年雙方聯合舉辦了世界盃足球賽，雙邊關係得到較大改善。進入21世紀後兩國因領土爭端、日本歷史教科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殖民統治期間受害者賠償等問題導致關係急劇惡化。
韓國當年的抗日獨立運動是由金九領導的流亡在中國重慶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所領導的，戰後李承晚所組建的大韓民國政府完全就是美國佔領當局一手扶植起來的，不僅沒什麼民意基礎，甚至還吸納了不少日偽人員。李承晚上臺後在美國佔領當局的支持下排擠有臨時政府背景的真正的抗日人士，所以韓國從建國之初就一直存在親美日的政治勢力和代表底層民眾的政治勢力兩股力量。
2005年12月29日韓國頒佈了《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歸屬特別法》的公佈。這部法律的頒佈歸根結底是韓國國內親日派政治勢力和反日派政治勢力博弈的產物：時任韓國總統的盧武鉉作為一位強調民眾權益和民族獨立的總統自然是站在反日派一邊。盧武鉉推出《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歸屬特別法》就是要打擊韓國國內的親日派勢力。盧武鉉還呼籲國民要不惜經濟代價準備同日本打一場“持久戰”。
事實上在歷史問題上沒任何一屆韓國政府是敢公開親日的，但韓國國內的財閥等既得利益集團與美、日的特殊關係又使韓日關係極為曖昧。李明博政府上臺後大幅調整了盧武鉉政府的對日外交方針：儘管雙方依然圍繞歷史、領土問題進行著激烈的較量，但都採取“凍而不僵”、“鬥而不破”的現實主義外交策略。這一時期天安艦事件、延坪島事件導致朝鮮半島局勢持續緊張。
在這種形勢下美日、美韓之間頻頻舉行各種形式的軍演，日韓之間的軍事交流合作也以此為契機日益密切起來。朴槿惠執政前期以日本戰敗70週年、日韓邦交正常化50週年為契機於2015年12月與日本就持續半個世紀的“慰安婦”問題達成協議。朴槿惠執政後期薩德部署問題導致中韓關係出現波折，與此同時日韓關係則隨之升溫，這也驗證了所謂“日韓友好靠中國”的說法。
韓國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使韓國政治生活充滿了複雜的政治鬥爭：作為韓國總統本來該代表韓國的國家利益，然而作為韓國的太上皇的美國以及韓國國內的軍方、財閥等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卻並不一定與韓國的國家利益一致。如果韓國總統屈從於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意志，那麼就會使自己失去底層百姓的擁護，屆時老百姓就會用自己手中的選票把總統趕下臺。
可如果某個總統要張揚民權而同既得利益集團對抗，那麼就會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打擊。在韓國現在的政治生態中韓國總統往往是被置於基層選民和既得利益集團之間裡外不是人的角色。當初盧武鉉就因為對美、日在韓利益以及美日勢力在韓國的利益代言人財閥勢力打擊過甚而在卸任後遭到政治報復，之後的李明博、朴槿惠兩屆政府在外交上所奉行的都是親美單邊路線。
2017年5月10日文在寅當選並就任韓國總統。作為民族主義者的現任韓國總統文在寅是和國內的財閥集團及其背後的美國主子存在利益衝突的。1953年1月24日出生於慶尚南道巨濟郡（現巨濟市）一個貧寒人家的文在寅是家中的長子。也許是貧寒的出身使他更能體會底層民眾的疾苦，所以從大學時代起他就積極投身反抗獨裁政權的政治運動。1975年8月文在寅入伍參軍。
文在寅在服役期間曾獲得韓國陸軍特戰部隊“最優秀特戰軍人”表彰。1979年文在寅參加了反對朴正熙獨裁統治的示威活動，1980年又參與了“首爾之春”民主化運動。這直接導致他被捕入獄，在監獄中他聽到自己通過司法考試第二輪的消息。韓國司法考試的通過率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很低，而在文在寅參考的時代每年全國只有大約60人能通過司法考試。1982年文在寅加入了盧武鉉的律師事務所。
文在寅從此成為盧武鉉的左膀右臂。兩個人在一起通過為底層民眾進行免費辯護擴大了社會知名度。2003年盧武鉉當選韓國總統後文在寅作為盧武鉉的幕僚就在當時的政界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以致於被譽為”盧武鉉之影“，事實上盧武鉉政府的很多政策背後都有文在寅的身影。盧武鉉的死對文在寅觸動頗大。文在寅的施政理念幾乎與當年的盧武鉉如出一轍，以致於甚至有人稱文在寅為現實版的梅長蘇。
2017年12月13日文在寅訪問中國時正值南京大屠殺80週年國家公祭日。這天原計劃赴機場迎接文在寅的韓國駐華大使盧英敏得到文在寅的指示：前往南京參加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同一天文在寅在北京多個場合提及歷史問題時表示韓國人民對中國人民遭受的苦難感同身受。他還表示：中、韓曾長期共同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對歷史問題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必須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戰爭責任問題。
文在寅上臺後拋出了慰安婦和二戰勞工等多個問題，更為強硬的是韓國軍隊居然對日本艦船進行火控雷達照射。2019年7月日本開始限制對韓國出口用於製造電視機以及智能手機的三種半導體原材料，此後韓國方面也宣佈對日本進行相應的經濟制裁。然而在經歷了一年的“互相傷害”之後日韓均付出了代價。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日本本田公司在韓國的分公司的營業利潤同比減少九成。
日產汽車基於銷量驟減的現狀已決定今年年底正式撤出韓國市場。與此同時包括優衣庫在內的很多日本企業紛紛關閉了在韓國本土的門店，赴韓日本遊客數量驟降也導致韓國經濟受損。一年來日韓不僅在經濟領域的紛爭並未得到解決，矛盾還有延伸至其他領域的苗頭。據《朝日新聞》2020年6月30日報道：日本方面就美國總統特朗普邀請韓國參加G7峰會一事已向美國發出通知表明不希望韓國參會。
事實上美國對日韓關係的走低並不太在意。韓國和日本的關係儘管一直頗為糾結，然而始終沒發展到撕破臉的地步。只要日韓紛爭沒突破軍事安保的底線，沒危及美國的綜合戰略部署和利益，那麼美國就樂得作壁上觀。其實美國並不願看到日韓關係過於接近：中日韓自貿協定的談判已歷經多年，日韓之間的分歧是影響東亞一體化進程的原因之一，所以日韓之間過於接近其實並非美國所樂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