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又是祭祖時。和往年不同，今年的祭祖節變成了全國哀悼日。這是人類的災難，而且，類似災難從人類文明有了記載後，不曾停止。
不同的是，人類如何面對災難和變故。
《論語》中，孔子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面臨窘迫以至於更大的窘迫——災難，普通人往往容易傾向於為了生存不顧一切原則和底線；君子可以在窘迫中，毫無妥協、毫不猶豫地保持“人道”的原則。
和道家追求“天道”不同，和佛家追求“佛道”不同，孔子提倡的“人道”追求，提出普通人在生活的當下如何追求“德”和“行”的圓滿。“德”是“道”落實於人的具體呈現，“行”，則是人如何在實踐上達到“德”與自身的融合。
至於，“道”和“德”是什麼。《論語》和《中庸》中有比較完備的陳述。“德”與“行”如何在個體上實現融合，《大學》裡有相對詳細的描述。
通俗來講，孔子“人道”的理念，更在乎人生活的當下，如何實現自我的完善。但這並非意味著，孔子僅僅只重視生活本身，或者為了活著本身而生活。
《論語》“述而篇”中說，“子之所慎：齊，戰，疾。 ”
齊，就是齋；戰，是戰爭；疾，是疾病。
孔子的弟子們總結，孔子最重視、最謹慎對待的幾個大事情是：齋戒祭祀、戰爭和疾病。
這都不完全是針對個人的事情，而是基於群體的。
按照現在流行的話說，屬於社會倫理學，思考的是群體的道德。
孔子認為，群體也是有“道德”的，雖然這種道德基於個體對於“人道”德行的追求。或者用另外一個詞語來說，是對“君子”標準的追求。
這裡不想去探討，“道德”、“德行”或者“善”和“君子”等詞語的區別，或者先去界定他們的範圍和邊界。不，不用。這些詞語正如《論語》、《周易》（易傳）等經典中，孔子所表達的那樣，並不需要去界定範圍。它更多地需要你去自己尋找和體會。
當然，“道德”和世俗的“道德”觀念並不完全相同，它肯定也不是世俗“善良”的標準。
這裡，強調的是，和2000多年後西方哲學家認為的群體無道德不同，孔子一直對群體道德抱有極強的希望。《論語》中他弟子們記錄的隻言片語，都從各方面證明，孔子對群體道德的企圖。
2300多年後的，1895年，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創作的社會心理學著作《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則全面否定群體道德。書中甚至認為，群體完全和道德無關，甚至和聰明、理智無關。儘管群體的力量強大，但更多地是被利用的下場。而且，還給出了多種如何利用群體缺乏“道德”立場的方案，達到各種政治或經濟目的。當然，你可以認為他有反諷的目的，但不可否認，他提出的方法還是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很多人認為《烏合之眾》不夠專業，分析片面。可是不要忘記了，125年後的2020年，這本書還是暢銷書。你就知道它獲得了多少的認同。
孔子時代的2400年後，1932年，美國基督教神學家，雷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1892—1971）出版了《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會》。作為美國的現實主義神學家，尼布爾關注時政，並且提出了很多批評時政的文章。
作為有責任感的神學家，尼布爾更多的是提出多種解決社會衝突以及國與國衝突的方案。但，這一切的基礎是，他認為，個體有道德、有理性可言，群體很容易喪失理性和道德。因此，解決衝突不要寄希望於改變群體變得有道德，而是基於群體無道德的現實基礎上，提供多種疊加解決方案。
顯然，這種放棄群體治療的理念，肯定不被孔子認可。至少不會被公元前500年前後的春秋時期的孔子認可。
孔子所重視的三件大事“齊、戰、疾”是他認為能夠落實群體道德的重要方向。
齋戒祭祀更多地是說大到國家、小到村落公開舉行的沐浴齋戒進而祭祀祖先的活動。
戰爭意味著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群體的廝殺，意味著眾多生命被人為殺害。
疾病更多是指群體性的嚴重的疾病，也可以認為是具有一定傳染性的疫情。
這些都超越了人正常的生活本身，也超越了普通人可以控制的生活範疇。
孔子關於戰爭和疾病的態度本文暫不探討。主要說說孔子所認為的祭祀。
孔子所認為的祭祀，不只是向祖先求保佑。更多的是向祖先彙報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群體所做的有利於群體的貢獻和公德，至少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所以才：“敢昭告於皇皇后帝”。
孔子認為，祭祀是一件很認真的事情。他不僅僅是代表與祖先的溝通，更是對當下自己和群體的總結。
所以，《論語》中說：“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認為，祭祀活動必須形式恭敬，內心真誠。如同真正面對祖先一樣。如果只是應付了事，還不如不去祭祀。
這種“誠意”一方面似乎與祖先有了一種緊密的聯繫，另外則是最真誠地面對自己，檢討自己。如果說，祖先有一種精神的傳承，那肯定是代表諸如“勇氣“、“愛”、“自我的完善”等等精神。孔子把這種精神總結為：“仁”。由個體自我的提升，而推導到群體，這是孔子的群體道德解決方案。
顯然，孔子所認為的祭祀之中，並沒有多少向祖先和各路神仙求保佑的事情。孔子甚至反對向鬼神求助，認為那是一種精神層次較低的諂媚。更何況那種見神就拜的行為，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人類自身的生活本身，更多地是需要自己努力。
《論語》中有：“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真誠地面對活著的生命，比去諂媚鬼神更有成功的可能。不能真誠面對生，不敬畏生命，妄想通過諂媚各種鬼神，不勞而獲，或者渴求死後進入天堂，淨土或神界。恐怕並不能如願。
祭祀之外，孔子甚至認為應該遠離鬼神。
論語中有：“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又說：“子不語怪、力、亂、神。”
真正的智慧是在祭祀的時候恭敬、真誠，平時卻不去想著靠鬼神的力量改變自己。孔子從來不去講靠神仙的“神通”、“顯靈”等等來吹噓自己如何偉大。或者如同後代那些皇帝的傳記中說，出生時總是電閃雷鳴，龍形附身。孔子當然也不會去教育弟子靠神奇的、神秘的未知能量瞬間成就自身的事業。
孔子的弟子曾生曾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這句話並不是說，重視喪禮或者緬懷祖先這種行為本身，就能夠讓民眾的德行逐漸提升起來，變得厚道淳樸。
曾子是說，尊重生命本身，真誠對待自己和他人的生活，謹慎對待每一件事情，甚至考慮到是否能夠理直氣壯地向祖先彙報，是否能夠讓子孫後代有能夠傳承的精神美德。意思是，不能只看到眼前。
引申出去，對於群體的頭領，國家的領導人而言，每項決策和重大決定，不能僅僅為了維持眼前的利益，要考慮得長遠，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如果能做到這些，就不需要用“防川”這種比喻來勸誡不要“防民之口”。“民德”自然就厚了起來。
所以，祭祀地本質是面對自己，並敢於面對祖先和後代。
《論語》“泰伯篇”中，曾子有兩句話說得好：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如果說，祭祀的另一面是不忘祖先的傳承，那傳承的肯定不是如何升官發財，而是祖先們代代追求的“君子”精神。
2020.4.5日，4.8日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