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濮陽 濮陽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 徐教科 題寫
孫健初（1897—1952），字子乾，濮陽縣白堽鄉後孫密城村人。他騎著駱駝，歷盡千辛萬苦，翻越戈壁荒漠，探明並組織開發了中國第一個石油工業基地——玉門油田，被譽為中國石油之父。在他身上閃爍著愛國主義、艱苦奮鬥、科學興國精神的光芒！
孫健初先生
孫健初先生逝世已近70年，隨著時光的流逝，他的事蹟逐漸被人淡忘。作為濮陽人，有責任、有義務搶救孫先生的史料，挖掘被塵封的歷史，讓更多人瞭解他的事蹟，弘揚他的精神，增強作為濮陽人的自豪感，濮陽市國土資源局副局長穆偉帶領袁冰潔、蘇斌、馬朋宇、孫明學歷時6年，行程2萬多公里，先後赴8個省份16個城市和6個油田，遍訪孫先生的學生和後人，多渠道蒐集有關孫健初的資料和事蹟，撰寫的《中國石油之父孫健初》一書，於2018年7月由地質出版社正式出版，本書被國家教育部批准為全國中小學圖書館（室）推薦書目。
《中國石油之父孫健初》
經作者穆偉同意，微信欄目《厚重濮陽》連載《中國石油之父孫健初》一書的全部內容，以此向孫健初先生致敬！
毛主席向孫健初頒發的任命通知書
周總理向孫健初頒發的任命通知書
孫健初在讀書
孫健初先生全家在甘肅酒泉合影
孫健初在酒泉北進行石油地質調查
孫健初在美國實習期間操作重力儀
孫健初在美國實習期間得到維勒博士的熱情幫助
孫健初在南京地質調查所門前留影
孫健初先生紀念碑
中國石油之父孫健初連載之五
第一章 報國之志
五、科學救國
孫健初為什麼要選擇山西大學採礦系？這裡面有經濟的原因，更是志向使然。
有著悠久歷史的山西大學，創建於1902年，是我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創辦最早的新式大學之一，也是一所中西結合的大學。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山西境內有幾名西方傳教士在太原被殺。1901年初，新任山西巡撫的岑春煊立即電請曾在山西傳教多年的英國上海總教士李提摩太到山西並“議結教案”。3月，李提摩太提出，用山西賠款在太原設立一所中西大學堂的意見，得到了全國議和全權大臣李鴻章的同意。6月，耶穌教各教會推出了教士敦崇禮、史密斯等8人來太原商討創辦中西大學堂事宜。次年正月，岑春煊上奏《設立晉省大學堂謹擬暫行試辦章程》，提出“每年籌經費5萬兩，建學舍、選生徒、定課程、議選舉、習禮法”，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902年5月8日，山西大學堂接受了令德堂和晉陽書院的教師和學生，以太原市文瀛湖南的鄉試貢院為臨時校址正式開學。5月10日，李提摩太偕聘請的教習抵太原準備開辦中西大學堂。不久，當他看到已有山西大學堂成立時，便向山西當局提出將兩校合併辦理的意見。經過近一個月的協商，於6月7日擬定了《關於中西大學堂併入山西大學堂改為西學專齋的合同23條》，6月10日得到清政府批准，6月26日，西學專齋舉行開學典禮，山西大學堂原來部分改設為中學專齋，山西大學由此創立，中西文化共融的教育模式也由此獨創。
山西大學當時的師資力量、辦學質量、學校規模，從該校瑞典籍教授新常福②的一段描述中可以窺見一角：“山西大學誠不愧為大學之名焉，其構造不為不善矣，其佈置不為不工矣，其經濟不為不多矣，其人才不為不眾矣。總之，大學一堂，建設完全，已無遺憾；人才薈萃，大有可觀……”③
孫健初是幸運的，他在無意中選擇的這樣一所中西合璧的大學，為他今後從事地質事業創造了較好的條件。
孫健初從河南濮陽出發，一路跋山涉水，馬不停蹄，當他風塵僕僕地趕到太原時，已經是八月中旬了。張泮早就在校園裡等著他的到來。張泮首先帶著孫健初去校園裡查看山西大學的招生簡章，上面不僅有報名日期，而且還附帶了招生的專業。孫健初認真地將每個專業都記錄了下來，以便回去後好好研究該報考哪個專業。他和張泮查看招生簡章的時候，一位20來歲、長相俊秀的青年也來到招生簡章旁，一邊查看招生簡章一邊和孫健初他們搭話。經交流得知，青年叫王曰倫④，是專程從山東泰安為報考山西大學而來的。雖然此前素未謀面，但王曰倫和孫健初、張泮兩人一見如故，很快就成了朋友。
當天晚上，張泮找了個飯館，為孫健初接風洗塵。兩位中學時代的好朋友久未謀面，再次相見後有著說不出的親切，不覺之間已暢聊至深夜。當晚，兩人就聊起了接下來的專業選擇問題，該報什麼樣的專業才能更好地實現自己的志向呢？“大丈夫當為國捐軀”，這在張泮和孫健初這裡，早在中學時代就已經達成共識，他們希望利用自己所學的知識，來為祖國的富強儘自己的匹夫之責。但是，如何報國，用什麼方式報國，學什麼專業才能更好地報國，孫健初卻有些迷茫。已經在山西大學法律系預科班就讀的張泮，建議孫健初學習法律。在張泮看來，中國社會的惡俗，人民的苦難，國家的貧困，說到底還是因為社會制度的不公，法律的不公。他希望通過學習西方的先進法律，用法律的武器來改變社會上的一切醜惡現象。為此，他建議孫健初也像自己一樣，選擇法律專業，將來參加社會政治活動，推動國家的政治體制變革，進而促進祖國的富強。
孫健初說不出張泮的理論有什麼不對，也說不出有什麼對。張泮所說的法律，對孫健初這樣一個農村青年來說，顯得有些遙不可及。在農村時，很多事情都是靠家族威望、傳統習俗甚至拳頭來解決，誰會想到法律呢？就算是孫健初，雖然感覺農村解決問題的方式，有時過於粗暴並且不公平，但遇到事情時，自己也從沒想過要拿起法律武器來解決。孫健初感覺張泮說得太高深，自己對法律不太感興趣。那自己應該報考什麼呢？他一時也拿不定主意。
那天晚上，兩人就專業選擇問題聊了很久也沒聊出什麼頭緒，只好各自上床睡覺。躺在床上，孫健初久久不能入睡。學校的招生簡章他看了好幾遍，有好幾個專業可供他選擇，但具體到哪個專業最適合自己，哪個專業能夠更好地讓自己實現人生理想，孫健初心裡還真沒數。他不斷地思考著，想起了這個多災多難而又極端貧弱的國家。他也想起了家鄉，想起了後孫密城村的人們，想起了黃河，想起了年年氾濫的黃河水給家鄉人民造成的苦難，想起了家鄉人對土地的珍視，這一切難道不都是大自然的造化嗎？而中國目前面臨的所有問題，歸根到底不就是因為貧困嗎？如果能夠永遠和大自然打交道，用科學的精神，為祖國把埋藏在地下的寶藏發掘出來，不是能夠讓我們的國家、人民更富裕嗎？學術救國，科學救國，他在黑夜中突然眼前一亮，心中的糾結豁然開朗，好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當然，孫健初也想到了自己日益衰敗的家庭，想到已無力為自己承擔學費的父親，如果報考工科採礦系，還不收學費，這無疑可以極大地減輕自己和家裡的經濟負擔。“我要報考工科，報考採礦地質系，和大自然打交道，多為國家找礦產資源，用科學來報國。”想到這裡，孫健初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心裡的石頭也算是落了地。
第二天早晨，他將這個決定告訴好朋友張泮時，神情非常堅定。看到好朋友已經確定了未來的專業方向，張泮也很高興，他不再勸說孫健初報考法律系，而是鼓勵孫健初勇敢地去報考採礦系，並親自陪同孫健初去報名，然後一直將他送入考場。對於張泮來說，能夠和中學時代有著共同報國夢想的朋友一起在山西大學讀書，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了，他願意儘自己的所有力量幫助孫健初順利進入山西大學。
9月份，經過考試，如孫健初所願，他順利地被山西大學採礦地質系預科班錄取。剛開學，孫健初就在班上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那就是他剛到山西大學、在查看招生簡章時遇到的那個名叫王曰倫的青年，王曰倫竟然和自己一樣報考了採礦系。原來，出生於普通農家的王曰倫，自幼天資聰慧，1920年初中畢業後，因家庭再沒有能力供他上學，被迫中斷學業。由於王曰倫聰明好學名傳鄉里，有幾家較富裕的鄉賢決定資助王曰倫繼續求學，王曰倫才有了此次來山西大學報考的機會。他報考山西大學採礦系，看重的正是不繳學費的優惠條件。在此後的6年同窗學習中，王曰倫和孫健初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不僅如此，他也和孫健初一樣樹立了“科學救國”的理想。以後的人生中，兩人成了一生的事業好夥伴，此是後話。
當時，山西大學下設文學院、工學院和法學院，孫健初所就讀的採礦地質系預科班，實際上就是工學院採礦地質系的附屬高級中學，學制為兩年，還算不上真正的大學。只有在預科班順利結業，才有進一步讀大學的可能。孫健初明白，自己必須要付出艱苦的努力，才會成為最終被大學錄取的幸運兒，報國理想才有進一步實現的可能。他在心裡暗暗下定決心，無論如何都要好好學習，力爭兩年後順利考取採礦地質系正科。
在預科班的學習，除了課程艱苦外，孫健初還要面對經濟問題。學校雖然不收學費，但其他各種費用加起來，依然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這讓孫健初感到壓力很大。為了儘量不給家裡增加負擔，孫健初將目光瞄向了“公費資助”這個項目上。“公費資助”的前提是必須要成為學業上的優等生。當時，像孫健初、王曰倫一樣經濟困難的學生並不少，大家也都將目光盯在這個項目上，這使得競爭非常激烈。為了在競爭中取勝，只能是比別人更加努力。為此，孫健初通宵達旦，不分白天黑夜地學習，張泮多次來找他參加一些學生活動，都被孫健初謝絕了。功夫不負有心人，孫健初的學習成績始終保持在班級前列，順利獲得了“公費資助”。
除了學習拼命外，孫健初在生活上也很簡樸，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從不亂花錢，幾乎不和別人上街去玩，這讓他顯得相當另類。有一次，班上組織春遊活動，同學們紛紛參加。但孫健初聽說車費還得自己掏，就主動放棄了。班上好幾位同學勸他參加，他都以還需要學習為由拒絕了，其實，他就是想省下一點點車費。正是有了這樣的“另類”，孫健初才能在學業上比別人優秀。兩年後的1923年秋天，孫健初從預科班結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被山西大學工學院採礦地質系正科錄取，編入第7班，成為一名真正的大學生。
正式進入了大學，標誌著孫健初的人生邁進了一個新的階段。至少對於後孫密城村來說，他是村裡的第一名大學生。
儘管在採礦地質系預科班學習了兩年，但和所有從農村來的學生一樣，面對全新的大學課程，孫健初還是感到有些吃力。畢竟，大學裡老師的授課方式、學生的學習方式，與中學相比都有了很大改變。更為嚴峻的是，由於是一所“中西合璧”的大學，山西大學當時的教學內容，也是中西相互滲透，中外教師交叉代課。山西大學裡有許多大學老師都是外國人，很多教授甚至在國際上都享有盛譽，要聽懂他們的課，學生必須要懂英語。比如，孫健初所在的採礦地質系，就有瑞典地質化學博士新常福、英國地質學者巴博爾、瑞典地質學者諾林等。雖然學校裡也有一些中國老師，但受大環境的影響，他們使用的也基本上都是英語。
孫健初進入山西大學採礦地質系，猶如來到了外國。他知道，要想聽懂老師的課，並與師生們更好地交流，必須儘快學習英語。這對英語底子幾乎等於空白的孫健初來說，是件相當困難的事情，但他偏偏又是個不輕易認輸的人。他開始惡補起英語來，一開始，一張口就感到很彆扭，讀英語單詞也不標準，回答問題時，老師同學常常聽不懂，有時候蹩腳的英語還惹得同學們發笑。孫健初一度以為自己天資差，不太適合學英語。但越是學不好，他越是要努力學，有意識地主動找人聊天，聊天時用英語。此外，他還經常主動接近新常福、諾林等外國老師，與他們進行英語對話。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他的英語水平慢慢趕了上來。
在山西大學練就的過硬的英文水平，為他以後走向更廣闊的事業舞臺打下了基礎。
採礦地質系所開設的課程較多，如礦物學、岩石學、數學、地質學、植物學、地質化學等，孫健初每一門功課都學習得特別認真，他尤其喜歡地質學和岩石學，對這兩門課程很感興趣。可以說，正是在大學裡打下的堅實專業基礎，為孫健初以後走向成功提供了條件。
就在孫健初被山西大學採礦地質系錄取的1923年，中國又發生了一件著名的歷史事件，那就是“二·七”慘案，也即北洋政府直係軍閥吳佩孚鎮壓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流血事件。當時，中國社會正處於軍閥混戰時期，在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全國工人運動高潮，罷工運動很快遍佈全國各大中城市。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讓封建軍閥們相當緊張。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各站工會代表在鄭州召開總工會成立大會，吳佩孚丟棄“保護勞工”的假面具，命令軍警用武力加以阻撓和鎮壓，並封閉總工會會所。2月7日，曹錕、吳佩孚等派大批軍警分別在長辛店、鄭州和武漢江岸等處對工人進行血腥鎮壓。
在這樣的背景下，山西大學的學生們也紛紛投入到政治運動中，學生們以集會、罷課、遊行等方式，聲援工人大罷工，抗議當局對工人的血腥鎮壓。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孫健初，也被同學拉了出去，捲入到了遊行活動中。
在遊行中，他驚訝地看到中學時代的同學、好朋友張泮竟然和幾名同學走在前列，義憤填膺地高喊著口號，引得很多人高聲附和。突然，一群警察出現，學生和警察發生了衝突，有警察甚至對學生大打出手，張泮和幾名學生趕緊帶領同學們撤離，顯得相當老練。看到此，孫健初禁不住很為好朋友的安危擔心。
後來他才知道，張泮當時已經開始涉足“政治”，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時，張泮一度還想將孫健初發展為“同志”，但孫健初對政治運動不感興趣，對於張泮的好意，他很明確地拒絕說：“科學是純潔的，是不同政治沾邊的，我是學術的追求者，對政治不感興趣。”不僅如此，他還反過來勸張泮也注意安全，少涉足政治。自此之後，由於忙於各自的學業，再加上追求不同，張泮和孫健初在一起談話聊天的機會漸漸少了，兩個中學時代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漸行漸遠，每次匆匆見面，談的話題也多不投機，張泮所關心的，很多都不是孫健初所關心的。
孫健初也很為這段漸行漸遠的友誼感到難過，但在他的心裡，他承認當時中國的黑暗，也對時局非常不滿，但他卻有自己的思想，那就是科學救國。他在後來的回憶中寫道：“只相信學術可以救國……所以，一心學採礦地質，並且想把它學得很好。”他將失去親密友誼的痛苦，化為奮進的力量，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專業學習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