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普利策獎，我們仍然會記得約瑟夫·普利策這個人嗎？
也許不會了。歷史上大多數人，死了就是死了，活過也僅僅是活過而已。
傳記作家詹姆斯·莫瑞斯說，僅僅因為普利策新聞獎而記住普利策，對他而言是一種恥辱。
約瑟夫·普利策
普利策的一生，充滿戲劇性，這本身是一個很值得咀嚼的人性故事。隨著這個故事的戲劇性的披露，普利策的個人心理得以呈現。在他精心構築的紐約《世界報》帝國裡，他是獨一無二的帝王，然而當他一旦去世，他的帝國也就隨之崩塌。
1911年10月29日，普利策去世，他的遺囑中說，“必須保護和完善《世界報》，讓其永生。”十八年後，當大蕭條橫掃美國，難以為繼的《世界報》隨即轉手他人。
時間退回到1883年，那一年，普利策從商界大亨傑伊·古爾德手中以34.6萬美元的價格購得《紐約世界報》。那時候這家報紙每週都在虧損。那時候的普利策的事業才剛剛起步。他正囊中羞澀，不得不採取分期付款的方式。
這次收購可以看成是一場豪賭。如果隨後一段時間，《紐約世界報》經營狀況不能立刻好轉，他將傾家蕩產，而且萬劫不復。
他確實是報紙業的豪傑，他深諳人性，準確辨認出紐約市可能的閱讀群體。他放棄了原先枯燥的頭條，代之以更具有戲劇效果的吸引人的新聞事件，他鼓勵員工們使用更簡單的名詞、歡快的動詞、和簡短有力的句子，遵循輕鬆的口語風格。
普利策報紙的風格就是：報道必須簡單到任人都能讀懂，並且豐富有趣到讓大家都難以忘記。
有關約瑟夫·普利策與《紐約世界報》的繪畫（W. A. Rogers, Harper’s Weekly, 1901）
他鼓勵記者們像狄更斯一樣思考，為現代都市裡的戲劇性事件創造引人注目的娛樂效果。而他的受眾群體，正是十九世紀中後期的紐約市移民群體——這群被其他報紙所忽略的人們，他們是社會的底層，可能還不太會英語，普利策的報紙內容上接近他們的生活，行文方式又是他們能夠懂得的，因此，他們在閱讀這張報紙的時候，對這座城市有了一種歸屬感，或者覺得受到了重視。普利策後來的奢華生活，正是這樣的人的零錢一分一分堆積起來的。
普利策重視報道中的細節，他強調記者採訪的重要性，鼓勵他們不厭其煩甚至不擇手段地挖掘那些“大人物”的隱私。他的名言是“精確、精確、再精確”。
普利策被稱為“靠攻擊別人賺錢的普利策”，而這些被攻擊的人，都是些社會名流、上層階級，但普利策則認為“敵人越多越好”，普利策說：“最成功且最寶貴的報紙通常就應該是敵人最多的。”對他而言，這恰恰是報紙“獨立性”的一個標誌，是報紙“為公眾服務”的一個體現。除了那段和威廉·赫斯特領導的《紐約日報》作戰的臭名昭著的“黃色新聞”時期，普利策的報紙一直在強調兩點：精確和獨立性。
說到獨立性，普利策或許是矛盾的，在最初經營《世界報》的時候，他可算是一個政治人物，追求財富之外，可能對權勢更加熱心。他接管的《紐約世界報》，一開始的定位乃是民主黨的黨報，在最初的時候，普利策非常關注大選，將自己的報紙當成了大選的一個陣地，在上面親自撰文，打起了宣傳戰。並因為他卓有成效的攻擊共和黨的能力，為把民主黨的候選人克利夫蘭送上總統寶座，貢獻了一份巨大的力量。
但後來這份報紙越來越和黨派拉開距離，而克利夫蘭的過河拆橋行為也使得普利策對以後的總統大選失去興趣。人們越來越將《世界報》的成功，歸因於它的獨立性——獨立於政黨政治之外。相信這並非自吹自擂，對於普利策而言，越是獨立越是能夠取得公信力，而這是一種權力的體現。
經過幾年的發展，普利策在紐約站穩腳跟，《世界報》成為紐約市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成為新聞的標杆。普利策隨後的人生緊緊與這份報紙捆綁在一起，在他在世的時候，這份報紙雖然經歷過幾次危機，包括普利策本人的失明從而退出編輯崗位，包括幾位重要編輯的出走，包括來自《紐約日報》的挑戰，也包括最後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對普利策本人的指控，但最終它都化險為夷，生存下來。
約瑟夫·普利策也隨之登上人生的巔峰。他成了名副其實的大亨。
但約瑟夫·普利策的一個長期共事的漫畫家麥克杜格爾評價他：“他心裡始終有著階級和家族觀念，雖然自己可能並不承認。這是一種原始的感覺，因為在他出生的國家，上層階級無所不有，而他們對農民來說卻遙不可及。在他身上，這表現為他對擁有金錢和聲望之人的極度蔑視，甚至到了有點誇張的地步，但事實上，他內心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感受，他迫切地想得到權利、財富和奢華生活，這種感覺壓倒了其他所有的感覺。”
相信這是真實的普利策的心理。1847年，普利策出生於匈牙利的一個農場小鎮，他出生於一個猶太教小商人家庭，出生八天後進行了包皮環切手術。在他11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1864年，正值美國內戰，美國人到國外招募新兵。約瑟夫隱瞞年齡，成功入伍。他那時雖然年幼，但身高已有1.84米。1865年，戰爭結束，林肯遇刺身亡，普利策的軍旅生涯也結束了，他得到一筆佣金，只有135.35美元，從軍隊中解散，加入了失業的大軍。
他在紐約很快陷入困境。一方面是他缺乏技能，另外一方面，他根本不會說英語。那段在紐約的日子可謂潦倒，他常常以公園的長椅當作床，睡在其上之時，常常被警察叫罵。
迫於生計，普利策前往聖路易斯。因為在聖路易斯，有眾多德國移民，他至少能得到一份工作。
在聖路易斯，他餵過騾子、擔任過車伕、在內河船上做過甲板水手、在碼頭當過裝卸工、短暫當過建築工、也當過餐館服務生（並與客人發生糾紛）……這樣混了一段時間之後，英語能力稍微得到提升，他也得到一份稍微穩定的工作，成了木工廠的簿記員。
在這之後，他發現了聖路易斯的圖書館是個好去處，在支付了2美元的入會費和3美元的年費之後，他成為了會員，之後便經常去。在圖書館他不僅學習英語，迅速提升自己的英語水平，而且結交了一批人。很快，這種社交活動就為他獲得一個新職業提供幫助。
青年時期的約瑟夫·普利策
他總是在換工作，最後得到一份在德國移民救助協會擔任秘書的書寫工作。不久之後，他聽說《西方郵報》有一位記者職位空缺。
當時《西方郵報》是美國發行最廣的德文出版物，為數百萬德國移民提供服務。而在圖書館的國際象棋室裡，普利策認識了這家報紙的所有人普里託留斯。
在得到這份職業之後，普利策非常賣力，給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雖然他很魯莽，他的盤根問底的方式甚至會激怒對方，但他為自己在報社贏得了一席之地，他很快成了報社的中流砥柱，升任《西方郵報》本地新聞編輯主任。在為這份報紙工作五年之後，他甚至得到部分股份，成了這家報紙的主人。1873年，在賣掉這家報紙的股權之後，他賺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他拿到了3萬美元離開了《西方郵報》。1874年，在《密蘇里州報》的拍賣中，普利策看準了《州報》的美聯社成員資格的商機，倒買倒賣，四十八小時之內淨賺了1.1-2萬美金，從而得到了財務自由。之後也做了一些投資，又賺了一筆。
1878年，普利策31歲，這一年對他很關鍵。
第一，他娶了出身貴族階級的凱特·戴維斯。在華盛頓的戴維斯家族開始沒落，他們看重了普利策的經濟能力，但他們則看不起他的血統和顧忌他的宗教信仰。普利策宣稱母親並非猶太教徒，而是基督教徒。他娶了凱特之後，從此躋身上流社會。婚後，他們進行了兩個月的蜜月旅行。旅行途中普利策幫報紙撰寫署名文章。在當時，能夠在報紙上署名，顯示了一個人的地位和重要性。他密切注意國內的新聞，試圖尋找機會。
第二，他在該年收購了聖路易斯市的一家報紙，即《聖路易斯快訊報》，從此以後有了一份自己的事業。普利策的新聞才能，使得他能將這份瀕臨死亡的晚報搞得生龍活虎，並經過一系列的併購、重整，使之成為聖路易斯市重要的報紙。他的風格很明顯，就是強調報紙的獨立性。他宣佈該報政治上之獨立，而這需要在讀者心目中樹立新聞的可靠性，進而報紙可以成為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對於普利策來說，報紙就是他通往權力之路的一條道路。
1878年，普利策收購了《聖路易斯快訊報》
而這一理念後來也貫徹於《新聞報》之中，他多次說明，和別的報人不同，他不僅僅是要賺錢，而且要“在那座城市（紐約）支持民主黨發展壯大”，而當這後一個目的不再重要的時候，它自己將發揮同樣的權力的作用。
失明之後的普利策，雖然不再編輯新聞，但他並沒有放棄對《世界報》的控制，儘管他經常身處海外，但他遙控著這家報紙，使得它在他有生之年，持續發揮其影響力，成為美國新聞史上的傳奇。
實際上，普利策一生經歷並不光彩，他的諸多表現都可圈可點。他年輕時加入美國軍隊是靠欺騙，隱瞞了自己的年齡；他加入美國國籍的時候，實際上在美國的年限並不夠，又通過欺騙；他娶凱特隱瞞自己的猶太人的身份，以至於在他被一部分種族主義者認為是可恥的猶太人，又被人認為是猶太人的叛徒。他經常對記者撒謊，掩蓋一些事實，施障眼法，使人摸不著頭腦。他衝動、易怒，年輕時幹了不少蠢事，甚至在州議會差點槍殺議員。他與家人的關係更是糟糕，甚至未曾出席母親的葬禮，與唯一的弟弟艾伯特互相嫉妒互不來往，與妻子長期分居多年——儘管他們在一起孕育了七個孩子。他的報紙事業也並不那麼光彩，正如我們看到的，他深諳人性，尤其是底層大眾的心態，有時候簡直是在報上發揚一種民粹主義，來故意挑起階層之間的對立，並利用這種對立心態，發展自己的報紙，他的“黃色新聞”更使得他名聲掃地——雖然後來他矯正了這一偏差，進一步強調了“精確”的理念。他的兩份報紙事業，聖路易斯市的和紐約市的，在創業之初都具有這種特徵，因此他本人雖然因資本積累而能加入上流社會，卻不免受到排擠，並不真正受到待見，他晚年之離群索居，過一種隔絕社交的隱士生活，除卻因為他的個性使然、眼睛失明，恐怕還與他將這些上流社會人士格格不入有關。但正是這些不太光彩的做法和如此豐富多彩的經歷，使得這個人的一生充滿了戲劇性，正如其傳記作者所說“給人無法抗拒的吸引力”。
有些人之所以成為了不起的人，是要付出代價的，而這些代價不是尋常人所能夠負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