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這片土地上，有兩條貫穿我們五千年曆史的長河——長江和黃河。我們已經習慣了將中原文明和黃河相連，將巴蜀楚地同長江相接。
只是與五千年積澱出的文明不同，作為自然的一部分的河流在大多數時候都不那麼受人類的控制，是相對"自由"的。而這樣的"自由"，就包括黃河的數次改道。
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以前，黃河就曾多次南泛淮河，給江蘇一帶造成一定影響。早在漢文帝十二年 （前168) 十二月，人們就留下了"河決酸棗 (今河南延津縣北) , 東潰金堤 (指東郡到平原郡一帶兩岸的石堤, 東郡治在今河南省濮陽縣西南) ", 以致於"河溢通泗（即淮河支流泗水）"這樣的記載。不過這些氾濫的持續時間都不算很長，所以除了在江蘇境內留下不少泥沙，倒還沒有在此形成新的黃河河道。
值得一提的是，其實北宋時期黃河曾多次泛淮，但始終沒能改變流域的大體格局。這一方面是因為黃河每次泛淮的時間不長，另一方面是因為北宋定都開封，黃河南堤每每決堤，北宋政府便迅速組織力量堵合、修繕，所以黃河南泛的影響較小。
但到了南宋，黃河南下就變得"自由"得多。南宋建炎二年（1128），留守開封的杜充為了阻止金兵南下，想出了一招"以水代兵"：在滑縣李固渡 (在今滑縣南沙店集三里許) 以西挖開河堤, 讓黃河順勢東流，經豫魯之間, 至今山東鉅野嘉祥一帶注入泗水, 再由泗入淮，形成一道"自然"屏障。而這，成了黃河正式改道江蘇的開端。
杜充此舉，讓黃河是改了道，可卻沒把金軍攔住。隨著金軍不斷南下，黃河就在淪陷區肆無忌憚地氾濫，遷徙不定。
當時南宋政府提出願意與金朝以黃河為界，分而治之。結果金朝為了獲得更多的領土便採取了不少有利於黃河繼續南下的措施，讓黃河不斷侵佔原本的淮河河道，進一步促進了江蘇境內黃河新河道的形成。
這其中，以金章宗明昌五年 (1194年) 黃河在陽武決堤,隨後大致經陽武, 封丘、長垣、碭山、豐縣至徐州，通過泗水進入淮河為典型。
且金朝的經濟和政治中心處於黃河以北，所以他們採取了與當初北宋治黃完全相反的策略，重視黃河北堤而輕南堤，讓南宋對黃河南下束手無策。
在金朝之後，元、明、清三朝也同樣將國家的政治中心佈局在北方。所以接下來的六百多年間，黃河北岸愈發堅固，黃河要東流看起來就只有偏南這一條路可以走。
在經歷了元至正三年 (1343)至正十一年 (1351)長達八年的黃河決堤後，人們在白茅至碭山北岸加強了堤岸，使得黃河經商丘、夏虞、蕭縣、東山徐州小浮橋進入淮河。這一段黃河新河道，被稱作"賈魯河"。
而隨著南方經濟地位的提升，溝通南北的大運河成了人們在"治水"方面比黃河更看重的存在。明朝弘治八年 (1495)，都御史劉大夏為了保護漕運和皇陵，一面堵塞了安徽北部原有的各處供黃河南下的水道，一面在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縣東南）一帶的黃河以北修築三百多里的"太行堤"，阻斷黃河先向東經曹州再南下的道路。
這一番修修堵堵之後，黃河就只能順著古汴水河道進入淮河。而淮河，也因此成為了黃河唯一的入海河道。
明朝嘉靖二十五年 (1546)之後，因為黃河在開封至曹縣段經常決堤，潁水、渦水、濉水等支流相繼淤塞，所以人們不斷加固開封、蘭考、商丘、碭山、徐州、宿遷、漣水一帶的堤岸，使得黃河河道正式固定，即"明清故道"。
因而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至清中後期的七百多年間，黃河下游的河道都不是我們今日所見的山東一線，而是在如今的河道以南，主要在江蘇境內。直到清咸豐五年 (1855) ，因為黃河河道在江蘇境內的泥沙淤積越來越嚴重，水患越來越頻繁，人們才在銅瓦廂（今河南省蘭考縣西北）將黃河決口改道，讓這條"任性"的母親河重新在山東一帶入海。
咸豐五年 (1855)後，黃河在江蘇一帶雕琢了七百年的河道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廢黃河"由此成為人們對這些河道的稱呼。曾經，通過這些河道，黃河讓江蘇，尤其是淮北的海岸線不斷東進。淮北和淮南的鹽業也因為黃河的到來迎來了高速發展。
今天，"廢黃河"一帶也成為了江蘇發展農業和旅遊業的一片福地。
事有兩面，依賴長江和黃河發展起來的中華民族深諳此理。幾千年來，黃河留下了太多決堤的痕跡，也創造了太多水道。災禍和寶藏交織，這大概就是"母親河"對我們的磨礪和青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