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一些不同國家的朋友都問我，疫情後世界哪個主要經濟體會恢復比較快？泥行者漢斯的回答是：歐洲。
這個判斷的首先來自於歐洲各國政府對控制疫情和管控經濟所採取的措施，介於美國的激進策略和其它一些國家保守策略之間。就像德國外長所說：專注於病毒防控的措施我們學不來，特朗普所採取的措施我們不用學。泥行者漢斯注意到疫情在歐洲爆發期間，歐洲國家面對這個全新的病毒都存在一個逐步認知的過程，這個從一開始不建議戴口罩到現在幾乎都強制要求帶口罩上可見一斑。同時執政黨和政府也都承受著來自社會、輿論、專家的壓力，甚至反對黨的政治壓力，但歐盟主要國家都沒有完全照搬中國模式（這是我們值得驕傲的體制優勢，歐洲也學不來），而是在“與病毒共存”，“徹底封城模式不可持續”，“控制疫情不是單一國家自己的事情”等理念方面達成高度一致，都採取了在社會倫理認可、醫療資源能夠承受的有效管控措施，適時進入了恢復經濟“與病毒共存”的第二階段，這個“第二階段”的科學性在泥行者漢斯看來還有待驗證，但不得不承認歐洲國家在進入經濟恢復期的轉身相對來說要快一個些。而且歐盟一些國家，比如意大利，即使在最嚴格的封城期間，即使在最嚴重的倫巴第大區，也只是限制了有限的商業和社會活動，對基礎製造業的影響有限，也就是說，歐洲的舉國“暫停”，不是我們理解的經濟活動的全部暫停。
這個判斷其次也來自於GDP三駕馬車的其中主要的一駕馬車：消費。雖然美國和歐洲一樣，人民長期處於太平盛世，沒有中國人固有的“存錢防災養老”的儲蓄習慣（疫情後時代這個習慣會更甚）。但歐洲區別於美國和中國，在於人們對病毒的恐懼感，這個嚴重影響著消費信心。美國放任病毒傳播，近百萬的感染人數，無疑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恐慌，給消費的復甦帶來了陰影；中國人民對病毒的威力認知是最透徹的，這也反映在解封后一些地區的人們一段時間仍然會生活在恐懼中。而反觀歐洲各國，北歐諸國不用說了，人們面對病毒都像“阿慶嫂面不改色無事一樣”，街上正常逛著街，公園照常嗮著太陽。英國、德國、意大利等主要歐盟國家，社會宣傳和人們的認知，似乎都還相對樂觀，至少泥行者漢斯在意大利米蘭，沒有看到身邊的人們陷入普遍的恐慌，他們雖然遵守著政府的禁令，但是自己仍然是談笑風生，朋友家人之間的日常的主要話題並不是“病毒主題”唯一，一句話，該幹嘛還幹著嘛。
GDP的復甦，除了消費，當然還有投資和出口。在共同抗擊疫情期間，歐盟出現了一些“大難臨頭各自飛”和“各人自掃門前雪”的一些分裂，但是這在短期內改變不了歐盟國家的經濟一體化和各自的社會分工合作。投資拉動GDP，這個好處自不必說，這個工具的使用上，對歐洲會更有作用一些。怎麼說呢？歐洲各國政府財政收入，一向都不寬裕，很少能夠大手筆地採取政府投資來刺激經濟。這就像用藥一樣，很少用的藥，一用就靈，長期用這個藥，藥效就差很多，而且還有很大的副作用，比如說供給側帶來的問題等等。至於出口，泥行者漢斯倒不是說歐洲在出口方面會迎來一些優勢，但是歐洲的出口至少不會有很大的降低，相對於出口依賴型的經濟體，短期內無疑會面臨一些困難。
相對於疫情後內外部政治環境，歐洲會體現一定的優勢。由於美國11月的大選，以及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持續嚴重的政治分裂，人民對特朗普政府的信心降低，都給美國的經濟復甦帶來很大的不確定因素。其實，哪個經濟體復甦都是相對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和平發展才是當今世界的發展主題，以特朗普為首的單邊主義是行不通的。特別是在疫情後時代，人類是個共同體，更需要共同的面對和應對。中國的崛起和發展，在當今世界，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任何的封鎖和聲討，必定是違揹人類世界發展規律的，是短視的，也註定是短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