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河北經濟今日資訊
出國務工不成費用難退 記者幫忙被搶設備、奪手機、撕衣服
幾天前，我們欄目播出了，幾位觀眾通過衡水故城縣踞龍國際勞務派遣有限責任公司，想去國外務工，但是現在卻去不了了，他們希望中介公司可以把費用退還給他們，但是在協商的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問題，希望我們幫助。我們的記者第一時間趕到了現場，打算幫助他們與故城縣踞龍國際勞務派遣有限責任公司進行協商，但是卻出現了以下這一幕。
工作人員阻撓記者拍攝
這家國際勞務派遣公司為什麼會對記者持有這樣的一個態度呢？求助人陳德海等人表示，他們只是想要回辦出國的錢。
2019年的時候（我）報名成功了，就是面試成功了，先後交給（踞龍）一個5000元，一個1000元。
本來就打算開始出國務工了，他們公司現在合同已經終止了，說日本那邊因為疫情方面就不讓去了。
你的錢，包括你後來交的這個5000，3000，1000，都是交給了踞龍這個公司是嗎？
對，都在踞龍公司。
記者再訪故城：停業整頓的公司依然在營業 負責人聲稱是誤會！！！
記者：現在呢，我們是再次來到了故城踞龍國際勞務派遣有限責任公司，那麼針對三天前呢，他們阻撓我們記者的拍攝，搶奪攝像機，還有撕扯記者衣服的一個行為，那當地的主管部門也已經進入介入調查，那現在呢，他們也答應歸還三位當事人的勞務派遣費，那我們現在就進去了解一下具體的情況。
《小吳來了》節目組，對我們這個事兒得到了一個解決，非常的感謝。
這是今天剛開開的門，這個事純屬是誤會。
是誤會？那我想問你那我想問您撕扯我們記者的衣服包括搶奪攝像機也是誤會嗎？
那是他們在場我不在場。
您不在場？那就是說在您管轄範圍內是誤會那對於我們這種行為是我們現場記錄的，大家都看到的呀這個也是誤會嗎？
當時那個現場我沒在。
他們帶著設備，我不明身份的情況下，扛著攝像機直接來拍攝我們說先阻止你，但是這個始終你看你可以看全程監控。
派出所強行詢問記者四個小時 一門之隔的同行記者急哭了！
在記者的介入下，幾位當事人的勞務派遣費終於是退還了，而對於當天記者被推搡攝像機、記者服裝被撕扯、採訪受阻撓的問題，衡水市故城縣宣傳部的工作人員表示，當地公安部門已經介入調查，那麼調查的進展如何呢？事發當天的一組記者也趕到了故城縣鄭口派出所瞭解情況，但是讓記者沒想到的事情發生了。
我們採訪的最後，需要去鄭口派出所瞭解情況，到了以後，所長就說要求我和我的同事過去，見面以後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把我的手機放到其中的一個房間，不允許我去看手機，接打電話。之後 就是要求我和我的同事去分別做筆錄。之前也沒有提前通知過我們做筆錄這事。我們就想問一些，因為了解到的情況和那天有出入，所以我們想了解一下關於這個情況。但是派出所就一直針對那天的情況反覆去詢問我們，詢問一些很細很細的細節。這個期間我一直想把這裡的情況跟領導彙報，派出所的工作人員說不能讓我去接觸我的手機。
從中午11點半進入鄭口派出所，一直到下午3點半左右，整整四個小時，沒見我們欄目的兩位記者從派出所走出來，這下可把留在派出所門口的另外一位記者急壞了。
當時我特別特別著急，儘管我們咫尺相隔。他們在鐵門裡邊我在鐵門外邊。但是就是見不到他們，聽不到他們的聲音。我幾次要求見他們。但是派出所就是不答應。我多次撥打他們的電話，也是沒法接聽。所以我在那特別特別著急。
下午4點左右，當我們的另外一路記者來到鄭口派出所，跟派出所民警交涉後，對方才表示對欄目兩位記者的詢問剛剛結束。
在這個詢問過程中，我特別不能理解。整個事情民警詢問我的是，我們好像有什麼錯誤，我們撕了衣服，我們的手機摔壞了，民警絲毫不談這個事情，一直在談採訪是否有不合適的地方，比如說我們是否出示記者證，有沒有測體溫，一直在這方面說，而不是說我們的衣服怎麼被撕壞了，不談。在這四個小時的詢問過程中，我感覺我們記者好像是犯了什麼錯，犯了什麼罪一樣，就一直在被詢問。
當記者就兩位記者被派出所沒收手機並限制人身自由長達4小時之久的行為是否合法時，鄭口派出所的民警表示，他們有相關法律依據，不過，截止我們播發這條節目前，對方始終沒有拿出相關法律條文。
主編觀點
記者捱打，誰最傷心？
這年頭，記者捱打已經算不上新聞了。
所以，當我們的記者在衡水故城幫老百姓討要報名費遭遇圍攻的消息，傳回大本營的時候，我是憤怒的，但並不是驚訝的，我當時的想法是：拳腳相加這種從人類誕生伊始就有的原始“較量”方式，在今天依法治國已成常識的背景下，相信沒有單位、企業或者公司負責人會把暴力解決作為優選方案，想必一定是記者的採訪，逼近了涉事企業的底線，才導致對方突破底線的回應，以為採訪記者握住了“重大問題”的線索，所以才會報以老拳。
但是，在詳細瞭解了事情的始末以後，我卻由憤怒又變回了驚訝。事件的起因，僅僅是幾位想要出國務工賺錢養家的普通老百姓，在務工不成後，想求助記者，幫他們討回自己那幾千元中介費而已，卻引來了企業相關工作人員的出離憤怒，進而對記者推搡、搶拍攝設備、撕破衣服。而這家踞龍國際勞務派遣有限責任公司，據說還是故城附近規模最大的勞務輸出司之一，所以他們對記者做出這樣的行為著實有一些讓人覺得無厘頭，摸不到頭腦。
節目被曝光後，進展先是進入傳統套路，相關領導高度重視，打人者被拘留，給求助者退錢，對涉事企業、相關行業進行整頓，對被打記者進行治療、賠償、道歉等等。然而，讓我更為驚訝的事隨後發生了。
昨天記者再訪故城，目的是見證一下當初的求助者拿回屬於他們的那幾千塊錢，卻不曾想，原本我們以為的已經被拘留的施暴者，竟然堂而皇之、大搖大擺、無比自由的又出現在了我們記者的面前，在我們和警方尋求真相的時候，民警訊問了記者三個小時後，告訴我們的是：記者不是公務員，採訪不算公務行為，所以這件事不能認定為妨礙公務，所以勉強算是個民事糾紛，你們自行去起訴吧。
法律賦予了我們記者採訪權，我們的記者證上明確寫著各級人民政府應為持本證進行採訪的新聞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一直以來，新聞媒體客觀公正的採訪報道和依法進行輿論監督都是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而作為責任媒體，我們一直秉承的也是為觀眾幫忙解憂，維護社會和諧發展的節目理念，所以，在當地警方在對我們記者進行了不知道是不是過度的詢問之後，最終如此定義現場發生的事件，讓我們頗有一些遺憾。記者被撕破的衣服和精神上的屈辱最終未能為自己換回了一份“遲到的正義”。
這一看似孤立的案例，再一次折射了記者這個群體的社會困境，不要說深度的調查，即使如今天我們遇上的這件一般性民生幫忙的事情，也困難重重。我們一邊吐槽，在這個後真相時代，輿論場中到處充斥著情感的表達和釋放，觀點太多，感情太濃，事實真相已經不夠用了，不斷呼喚新聞專業主義的迴歸；另一邊，那些奔跑在社會一線挖掘真相調查事實的記者們卻遭遇困難重重，處境艱辛。
事實上，不管我們故城的民警如何認定，新聞媒體作為社會公器、行使的一直都是公權力，高調一點說，記者們是時代變遷的記錄者和社會正義的承擔者。所以，我非常想問一句：讓實施公權力者用民事起訴這樣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私權利，這樣的方式真的是最正確的選擇嗎？
這樣對待社會真相的追蹤者們，長此以往，遭遇傷害的恐怕絕不會只是新聞記者這個行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