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外交經歷了革命外交、經濟外交、和諧世界外交到命運共同體外交等不同時期，這一過程同時也顯示了從道義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區域發展共同體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邏輯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全面鋪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新時代中國外交的新旗幟、新任務和新目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對前幾任領導人外交思想的傳承和延續，更是新一代領導人奮發有為的開拓與創新：開啟了大國外交新時代，開墾了全域外交新空間，開發了主場外交新形式，開闢了“一帶一路”外交新平臺，標誌著中國外交的跨越性昇華，彰顯了新時代大國外交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創新和開拓，同時也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代領導人外交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回顧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對外關係的偉大實踐，建設命運共同體的邏輯脈絡隱約可見。黨的十八大以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和共建“一帶一路”成為中國外交智慧與實踐的一次全新昇華，標誌著新時代中國外交的歷史性、開創性重大舉措。
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貫穿中國外交70年的邏輯脈絡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外交經歷了四個不同時期：前30年是新中國外交的開篇佈局時期，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結成命運共同體，與亞非拉國家結成道義共同體；改革開放後的20年是中國內政外交全面轉型時期，以經濟外交為主線，與主要國家建立了廣泛的利益共同體關係；新世紀初是發展外交時期，中國在和諧世界理念指導下重點構建了一系列區域合作機制，成就了地區大國的形象與作為；2013年以來中國外交進入了特色大國外交的新時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方略開始全面謀劃，“一帶一路”倡議初見成效，大國擔當舉世矚目。
1.新中國成立後革命外交時期：與亞非拉國家結成道義共同體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臨著以冷戰為特徵的尖銳對立的國際形勢，如何分清敵友、明確立場、站穩腳跟，成為鞏固獨立自主、維護國家安全的頭等大事。“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一邊倒”三大方針反映了新中國外交的立場、原則與方向。從1949年至1957年底莫斯科會議，這時的外交格局是“一邊倒”，即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結成命運共同體。“‘一邊倒’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是中國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冷戰的環境和西方敵視政策使然。應該說，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時期，在‘一邊倒’政策下，新中國解決了國際承認問題，解決了外來援助和保障國家安全的問題”。20世紀50至60年代，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空前高漲，僅1960年非洲就有17個國家掙脫了殖民枷鎖，到1970年總共有63個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對美蘇兩極格局形成強有力的挑戰。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提出堅決支持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和各項正義事業，與亞非拉國家結成基於真誠友誼的道義共同體，為新中國外交工作贏得了廣闊空間，展現了中國外交的大國風範和正直品格。同時，也踐行了毛澤東提出的“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的理想。作為一個改變20世紀世界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事件，新中國的誕生給國際社會賦予新面貌——擁有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國，由一個任人凌辱自身難保的受苦受難者、積貧積弱者，變成一個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親力親為者、獻計獻策者。
首先，中國是世界和平的維護者——“團結世界人民”反帝反霸反殖，將朝鮮戰爭的發動者拉回到談判桌前，為日內瓦談判提供切實可行建議，為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其次，中國是正義事業的捍衛者——把支持亞非拉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作為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把加強與亞非拉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作為中國外交的重要立足點，“引領著世界政治潮流的變化”，“既指明瞭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鬥爭的方向，也揭示了民族解放必勝的前景”。再次，中國是國際援助的先行者——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大力援助越南、蒙古、朝鮮等國，亞非會議後援助擴展到其他發展中國家。1956年起，中國開始向非洲國家提供援助，並援建了坦贊鐵路等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成為中非友誼的豐碑。周恩來在訪問非洲期間提出著名的對外援助八項原則，確立了中國開展對外援助方針。同時，中國還是國際規範的倡導者——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廣泛接納成為規範國際關係的重要準則，“求同存異”方針、萬隆會議成為超越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文明宗教差異互諒互讓平等協商的典範，“中間地帶”“三個世界”“一條線”“一大片”戰略展現了中國維護和平、反對霸權的國際合作精神。“上述原則、方針和戰略，打開了新中國和平外交的大門，演化為中國一以貫之的外交宗旨，延續到今天，遂發展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理論指南和戰略指導。”總之，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在世界和平、民族解放、發展援助、國際規範等各個重要問題上站在了正義的歷史潮流一邊，能夠超越狹隘的國家、種族、民族、政黨、制度、意識形態的差異，從人類整體利益出發，彰顯了強烈的國際主義擔當和求同存異的友好精神，實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供了最早的思想滋養與理論源頭。
2.改革開放後經濟外交時期：形成全面推進重點突出的利益共同體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鄧小平對中國內政外交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前30年，是重視設定‘敵我方’的時代，意識形態主導著中國的對外政策。而改革開放的30年，中國以國家利益為原則制定對外政策，實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最適合路線’，即獨立自主的外交或全方位的外交。”這一時期，中國在經濟外交理念主導下，全面拓展利益共同體：本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積極謀求和平與發展，提出不結盟、不劃線、不樹敵的“無敵國”外交思維，“無問西東”，實施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戰略；全面改善與各大國的關係，扭轉了新中國成立以後先後聯蘇反美、聯美反蘇、既反美又反蘇的局面，基於經濟上的互利互惠，與不同性質國家建立友好合作關係；鞏固加強和周邊國家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實現了新中國成立後“周邊無戰事”的友好局面；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參加了幾乎所有的國際性、地區性政治、經濟、文化組織。1996年，中國所參加的各種類型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數量，是美國的70%、印度的80%、世界平均值的180%，其中參與的全球性政府間組織達到美國的90%；在國際事務中，高舉和平大旗，反對霸權主義，支持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積極申請加入WTO；在外交思想上，明確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創造性提出“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睿智確定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策略方針，強化經濟外交職能，明確提出“走出去”思想；在外交佈局上，“‘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的戰略佈局至今仍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著名的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曾高度評價鄧小平對中國外交的巨大貢獻，說“他使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快速發展成為可能，同時使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的積極一員。今天，中國不但將在東亞發揮重要作用，而且也將在世界發揮重要作用”。
在這一階段，中國外交全方位鋪開，與改革開放建設相得益彰，中國外交和經濟地位同步提高，進入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積極主動、靈活務實的新時期，開創了睦鄰周邊、親近亞太、遠聯歐美、廣交拉非的可喜局面，實現了中國外交由政治外交、局部外交、被動外交到經濟外交、全面外交、自主外交的轉型。尤其是大國關係進入新中國成立後最好時期，雖然有“中國威脅論”不時冒頭，但中國快速發展進程沒有受到根本性干擾和破壞性鉗制。從1993年到1998年，我國連續6年成為利用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僅次於美國。1995年我國貿易順差首次突破百億美元大關，1998年進出口總額達國內生產總值的33.6%，排名世界第11位，其中出口排名世界第9位。那時正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第二年，我國GDP突破萬億美元大關，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並給予中國正常貿易地位，西方大國對華遏制以主動放棄而告終。全方位對外貿易關係，“引進來”與“走出去”並舉使中國經濟與國際市場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升，開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廣泛利益共同體，也由此促使協商解決合作競爭中摩擦與問題的夥伴關係框架應運而生。構建夥伴關係遂成為協調大國關係非常重要的外交實踐形式。“夥伴關係模式解決了我國在不結盟模式下大國關係若即若離的狀況，從而實現了與大國的既不結盟又不對抗，既競爭又合作、協商對話的良性互動關係。”建立各種形式、各式名目的夥伴關係是中國外交的重要創造性作為，作為一種機制化程度高的交往合作方式，夥伴關係能夠有效預防、控制摩擦衝突的發生和蔓延，起到了積極主動地拓展外交活動空間、消除敵意猜忌的作用，至今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途徑”。第二代領導人的硬道理理念、無敵國思維、不劃線思想、新秩序戰略，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新安全觀、夥伴戰略、全球化趨利避害思想、國際關係民主化理念成為中國外交傳承下來的寶貴遺產，不僅開拓了外交理論和實踐的新境界，而且為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鋪墊了思想基礎和機制準備。
3.新世紀初崛起外交階段：基於和諧世界理念構建區域共同體機制
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實力上升最快的時期，連年攀升的GDP成就了中國經濟大國地位，中國也開始以大國自居並開始被外界認同。按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數據，2001年GDP突破10萬億元人民幣，排名世界第六，在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之後；2005年GDP總量突破18萬億元人民幣，在當年全球GDP排名中列第五位，超過英國；而2006年中國GDP總量則達20萬億元人民幣，超過法國，衝到世界第四位；2007年，中國GDP超過了德國，成為世界第三；2010年，中國GDP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這樣的規模和速度如果不用“崛起”一詞該用什麼來形容？2001年2月首屆博鰲亞洲論壇舉行，顯示了中國在促進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標誌著這一亞洲人討論亞洲事務的重要地區組織由中國擔綱主持、引領重任。2003年6月，胡錦濤受邀參加在法國埃維昂舉行的八國集團與發展中國家的首次對話會。觀察家們認為這標誌著中國走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央。同年10月，中國作為首個非東盟國家加入《東南亞友好條約》，同時宣佈與東盟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係，東盟—中國（10+1）、東盟—中日韓（10+3）合作順利推進。2003年12月，溫家寶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中，第一次作出了“中國和平崛起”的表述。2004年6月，上海合作組織六國元首塔什干宣言標誌著中國地區強國地位確立，並推動上合組織進入全面務實合作階段。2005年，胡錦濤提出建設“和諧世界”理念。這是對此前提出的“和平崛起”“和平發展”概念的昇華，“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強調中國發展的道路，“和諧世界”強調中國發展的目標，二者的著眼點都是如何處理自身發展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建設和諧世界標誌中國外交繼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後“建設世界”的雄心。構建和諧世界，就是以積極主動姿態倡導與世界建立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環保上的和諧關係——這是一種全面發展的外交理念，標誌著中國外交從經濟外交向發展外交過渡——“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經濟上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文化上相互借鑑、求同存異，尊重世界多樣性，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強合作，堅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戰爭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環保上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這為新時代新一代領導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了理論前提和現實基礎。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關於戰略機遇期的認識、軟實力外交的策略、和平發展道路的方略、和諧世界的韜略，使中國外交取得了一系列建設性、開拓性、實質性的進展。從總體上看，中國外交出發點是構建和諧世界，落腳點卻是構建區域共同體，彰顯了地區大國、亞洲強國的建構能力、主導作用和突出地位，在全球層面依然堅守韜光養晦原則，承襲了後冷戰初期鄧小平制定的“不扛大旗不出頭”的方針。以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的投票為例，2000-2012年中國所投棄權票數量為15次，相比1990-1999年的43次棄權票，雖然數量在下降，但與同期其他國家相比依然較多，如美國同期只投了5次棄權票。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中唯一一個發展中國家，在代表如此眾多國家和龐大人口投出有質量有效果的決定性投票中，仍採取了低調、謹慎和隱忍的姿態，雖有大國之名，但無法行大國之實，背後折射的是中國大而不強、將強未強、將起未起的狀況——中國崛起還在路上，構建和諧世界向外界宣示了中國理念、意向和抱負，實踐中更有成效的作為空間更多體現在地區事務和區域治理上，地區合作機制中大顯身手的中國必將帶動更大範圍、更大規模的共同體建設，進一步的作為正待未來。
4.2013年以來特色大國外交時期：以“一帶一路”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洞察世界發展態勢和國際格局變化，在保持對外大政方針穩定性與連續性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以積極進取、奮發有為的姿態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使中國外交不斷取得理論突破、推進實踐創新。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顧名思義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面向全球的外交、有自己特色與個性的外交。如果說新世紀初的大國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發展中大國”外交、“地區大國”外交，那麼歷練十餘年之後，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西方大國黯然失色之後，開始由“邊緣”向“中心”、由大到強、由地區性強國向全球性大國轉變，在由量到質的轉變中，大國特色蔚然成形——“在縱向上基於中國在國際體系中地位的變化，在外交上表現為從只集中於國內的‘發展外交’轉變為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在橫向上基於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和‘東方文明國家’的三重身份下，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的大國外交之路。” 2014年11月，習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中國必須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要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豐富和發展對外工作理念，使我國對外工作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必然要求外交上進一步提高和展示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就是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高度凝練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追求的總目標，體現了中國新一代領導人著眼“國際關係”“人類命運”的大格局、大視野、大手筆。王毅外長指出，兩個“構建”“作為一個整體，科學回答了建設什麼樣的世界、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外交，以及如何開展國與國交往、如何探索人類發展未來等重大問題，為進入新時代的中國外交亮明瞭新旗幟，催生了新作為，開闢了新境界”。因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中國外交的旗幟任務，也是指導思想。同時，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開啟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跨國合作——共建“一帶一路”，並以此為實踐平臺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落到實處。因此，新時代中國外交在定位上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在理念上是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外交，在行動上是共商共建共享“一帶一路”外交。這是一條以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遵循、以構建合作共贏的“新型夥伴關係”為核心內涵、以“一帶一路”倡議為踐行路徑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之路。也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新時代外交之“道”，“新型夥伴關係”是“術”，“一帶一路”是“器”，“中華民族復興”是“魂”。
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中國外交的創新發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提出，標誌著中國外交政策和理念登上人類道義的制高點，標誌著中國外交正在經歷幾個方面的轉變：從守勢外交為主向以攻勢外交為主調整，從全方位外交向全領域外交轉型演變，從硬實力外交為主向軟實力硬實力兼顧的形式轉向。中國外交不僅是人民外交，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且要在追求中國人民福祉的同時，推進各國人民共同福祉的實現，為解決人類問題做出更大的貢獻。
1.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啟大國外交新時代
從歷史、文明等因素看，中國向來是大國；從人口、面積等自然稟賦看，中國是天然的大國；從政治地位看，恢復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就意味著中國是當今世界五個大國之一。21世紀初，中國和平崛起，然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後來改稱為“和平發展”，從中看出，連“崛起”都慎用的我們，骨子裡對大國是不太自信的。真正開展大國外交，並對世界事務產生實質性影響，起碼應該包括這幾個方面：大國身份得到認同、大國實力全面呈現、大國責任敢於擔當（從參與到引領，從跟跑到領跑）、大國目標胸懷天下（從獨善其身到兼濟天下）。當中國既有自信又有實力，既有意願又有能力，既有行動又有目標時，對外的擔當與作為就是大國外交。“中國的大國外交，就是中國以大國身份而開展的外交，以大國的責任和擔當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新時代中國外交的特色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統攬全局的大國外交能力；第二，平等包容的大國外交胸懷；第三，合作共贏的大國外交新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以大國身份和實力履行大國責任、施展大國抱負的標誌，是中國大國外交的象徵。
2.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拓全域外交新空間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最大的共同體，關於“全人類”的共同體，不是自然共同體，不是集團共同體，不是資本共同體，不是區域共同體，不是任何局部的、狹隘的、地域的共同體形式。國家地區之間的矛盾與爭端、民族宗教之間的衝突與隔閡、階級種族之間的對立與爭鬥，在文明衝突、地緣戰爭、貧富差距、金融危機、難民危機誘發下愈演愈烈，因此在“全人類”層面推進增進共同體意識、加強共同體建設就顯得尤為迫切和必要。而此時世界第一大國奉行“美國優先”屢屢退群，全球一體化典範歐盟面臨“脫歐”分家之困，中國領導人從古老東方文化四海一家、心懷天下、崇尚和合、講信修睦、協和萬邦出發，提煉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智慧，旨在使人類從各種藩籬撕裂的區隔聯結成“興衰相伴、安危與共”“命運與共、休慼相關”的一體。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這一比古代“天下一家”要宏偉得多的大國理想大大開拓了中國外交空間與作為。2013-2019年間六年時間裡，習近平出訪35次，足跡遍及五大洲60多個國家。其中2019年6月的“一週一訪”的快節奏更是創造了新中國外交史上的新紀錄。幾年來，出訪與來訪不斷、主場與客場輝映、“一帶”與“一路”交融，首腦外交與公共外交互補、經濟外交與人文外交貫通、雙邊外交與多邊外交結合，大國外交與周邊外交併重，南北對話與南南合作交匯，硬實力外交與軟實力外交呼應，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形成了全方位、各領域、多層次、立體化、“無留白”的全域空間。“主客場、雙多邊、點線面相結合，實現了對重要地區、重要國家、重要機制、重要領域全覆蓋，完善和拓展了對外工作戰略佈局。”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指引下，中國外交呈現出以“命運共同體”為主體的同心圓結構，體現了“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三體並進”，實現了“中國夢”“亞洲夢”“世界夢”的共榮共生，彰顯了中國獨立自主外交的鮮明特色，詮釋了互利共贏、睦鄰友好的周邊外交，發展了“手牽手、心連心”的人文公共外交。
3.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闢主場外交新形式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不僅隨著中國領導人外交出訪傳遍五洲四海，而且還通過一系列主場外交將中國方案和主張設置成為全球議題。主場外交是在本國（境）內而非國（境）外開展的，東道主在外交活動中發揮能動性乃至主導作用的外交。在主場外交中，“政府有意識、有能力對外交活動（特別是多邊外交）的議題、進程、效果等內容進行規劃並施加重要影響，並善用主場優勢進行有效運籌，從而放大外交活動對維護和拓展本國利益的功能，達到一般外交難以企及的效果。”不僅“主場外交”這個概念經王毅外長之口首次出現於2014年全國兩會記者會上，成系列、大規模、有影響的主場外交實踐也始於2014年，當年的亞信峰會和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峰會使新一代領導人的“主場外交”理念聲譽鵲起；2015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活動、夏季達沃斯論壇、世界互聯網大會進一步烘托了主場外交的天時、地利、人和等多種優勢，印證了學者觀點——主場外交“掌握或增強國際話語權，擬定有利於本國的議題或議程，推動制定有利於本國的國際規則或秩序，從而實現本國的外交目標。”此後，主場外交日益頻繁，規模和影響也越來越大。2016年的亞投行成立儀式和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杭州峰會，2017年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峰會、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2018年的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2019年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還有一年一度的博鰲亞洲論壇、夏季達沃斯論壇、世界互聯網大會等等，一次次將中國聲音、中國方案從主場傳遞到全球。中國領導人利用主場效應，結合不同議題，從不同角度，系統完整地闡釋了中方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路方略。“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進一步強調外交的戰略謀劃、主動塑造、開拓創新和積極運籌的思維，主場外交則是其重要體現。它提升了中國的戰略能力，也推動了中國國際話語權、影響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
4.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通“一帶一路”新平臺
“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致力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動實踐，是中國大國外交的重要體現。相對於美國曾提出的“新絲綢之路”戰略，“一帶一路”顯示出了“旺盛生命力”，同時也更具國際感召力。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範圍日益擴大，中國外交的方式和手段也日益豐富，成功實現了外交轉型。“一帶一路”是中國首倡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第一屆高峰論壇後發展成為國際合作架構，目前“一帶一路”共建合作範圍與對象不斷擴大，由倡議提出時所指的沿線65個國家和地區，已經擴展到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地區，成為全球合作倡議。截至2018年末，我國已累計同122個國家、29個國際組織簽署170份政府間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文件。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形成的279項成果中，有269項完成或轉為常態化工作，落實率達96.4%。“一帶一路”已經從中國倡議變成了合作伙伴們共同的事業，標誌著中國成功開創了各方攜手共建“一帶一路”的新局面，形成了我國和世界合作共贏新格局。共建“一帶一路”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傳播機，沿線合作進行到哪裡，合作共贏理念、綠色發展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正確的國際義利觀、公平正義的全球治理觀、文明交流互鑑觀、“親誠惠容”周邊外交思想、平等夥伴關係主張、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等沿著“一帶一路”有效傳播並深入人心；共建“一帶一路”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的推進器，推動打造中國自身的命運共同體、周邊命運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亞歐命運共同體，還通過示範效應、外溢效應、輻射效應和聯動效應，促進中非命運共同體、中阿命運共同體、中拉命運共同體乃至整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建設中所積累的聯通、對接、交融、聯動、合作、共治、普惠等成功經驗與模式，可以提供具有示範意義的實踐案例，並進而上升到理論高度，用來豐富和完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體系。
總之，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繼承與創新體現在時空兩大維度，一方面繼承了毛澤東國際主義思想、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江澤民積極參與全球化戰略、胡錦濤建設和諧世界理念，延續了新中國外交的優良傳統；同時拓展了中國的全球作為，開闢了中國外交的新時代、新空間、新形式、新平臺，習近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與“一帶一路”倡議都是史無前例的大手筆，將中國帶入國際舞臺中央，使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本文刊發於《理論與改革》2020年第2期，為方便閱讀，註釋與參考文獻從略。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