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童年光暈與規訓之下的成長

文/黃西蒙

對90後來說，童年歲月已經是記憶深處的圖景，最年長的一批90後已經要“三十而立”，而最年輕的90後也以步入大學，早已離開了童年時光。但在輿論場上，喜歡談“童年”的卻以90後的年輕人為主，每逢六一兒童節，網上大量的懷舊情緒由此生髮，乃至不少已是中年人的80後也加入其中。

經驗式回憶：童年何以成為“光暈”？

如今多數年輕人的童年，應該是比父輩的童年更幸福的。歲月流逝，很多人不願意談及童年，還有人將童年看成一個純粹的世界，甚至認為它充滿無限可能性。不過，將童年話語神聖化，是否會倒向另一個思維誤區呢？

我的童年在青島海濱度過，直到1999年搬家到了濟南。記憶翻湧上來的時候，碧海藍天、紅磚綠瓦的海濱景象也隨之映入眼前，青島在上世紀90年代的開放，也是國家向西方現代性全面敞開的典型縮影，而我則有幸地在童年就見證了它的變化。

成長在一個相對自由而開放的環境裡，而非從原初就被壓抑和創傷，這固然是難得的，但也給自己成長的底色，總是抹上一層奇詭的面貌——畢竟現實總歸會以出其不意的形式闖入生活，而自己又不能從過往的經驗裡尋找可以直面壓抑的路徑，這就會讓此後的心靈成長是艱難而漫長的。但我也深感幸運，能擁有一個近乎完美的童年回憶，不論是在知識的充盈，還是在情感的豐滿上，其間時光絕非虛度。

童年的物質生活並不算充裕，但也不匱乏，而幸福感也從不缺位。幸福感當然與物質文化水平有關，但這些並不構成幸福感的必然結果。某種意義上講，適度的匱乏感更助於幸福，尤其是在知識和精神體驗上，適度的飢渴比飽腹後的快感更為強烈。

在我的童年，即使是在開放程度較高的青島市區，想找到自己想看的書也不是那麼容易的。直到90年代末期，新華書店依然是看書、找書、買書的最佳去處，乃至街邊的小書攤、報亭裡陳舊的期刊雜誌，都是讓我眼前一亮的知識提供區域。市場經濟在中國全面推行幾年之後，圖書市場堪稱泥沙俱下，精華好書有不少，粗製濫造者也不少，絕不像今天圖書市場早已成了買方市場，出版社要絞盡腦汁為讀者獻上好書。

彼時，有書便是好，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裡，匱乏的圖書資源成為獲取課外知識的唯一途徑。豆瓣上曾有朋友列出了童年讀過的書單，驚人的是，90後們閱讀的書目非常一致，有些經典的書一版再版，被當時的小朋友們一讀再讀，比如《一夢五千年》《上下五千年》，是開啟無數人歷史興趣之門的鑰匙，如《十萬個為什麼》，儘管這套書裝幀談不上精緻，內容也十分嚴肅，但還是成了很多人最愛的藏書。

當時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的一套四卷本的《中國少年兒童百科全書》則堪稱一代人“最古老的百度”，其內容包羅萬象，尤其是自然環境卷（綠色封面，上面有隻大熊貓）堪稱讓人開眼看世界的天窗。這套百科幾乎被我翻爛了，但裡面對許多知識的介紹只是點到為止，浮光掠影地瞭解反而激起了我更強烈的探索欲。

童年的閱讀是飽滿的，是在有限知識資源裡榨取了最飽滿的營養。新世紀之初，“知識衝浪”這個概念還十分流行，打開互聯網，就能看到一切自己想看的東西。在知識極大豐富、信息爆炸的網絡世界裡，閱讀從匱乏體驗變成了充盈體驗，與之相伴地則是閱讀神聖感的喪失。

深度閱讀始終是“打底子”的最好方式，這在網絡閱讀裡很難實現，但在我的童年卻是無奈下的必然選擇。一本書就是一個世界，儘管今天我們一星期的閱讀量，可能是中世紀一個歐洲學者閱讀量的總和，但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以及由此帶來的信心，並非可以與前人相比。

當然，不同人的童年是不同的，即使是相似成長背景的孩子，也因價值觀念不同，會對童年有不同的看法。但能將童年客體化，大概是成熟的思維方式，這在成年人中頗為常見。

“返童族”：那些童心未泯的年輕人

網上有個詞叫“賣萌可恥”，但這個表達本身就有嬌嗔的意味。或許不會有多少年輕人真的認為“賣萌”是無法接受的，就連一些平時愛板著臉說話的嚴肅媒體的官方賬號，在網上有時也得賣賣萌、撒撒嬌，活躍一下氣氛，以爭取更多年輕人的關注。而在年輕人裡，童心未泯者不在少數，他們並不認為這是幼稚的，就像很多成年的80後和90後依然能從一些面向低齡受眾的動漫裡找到快樂，保持童心和童真反而是一種“成功”。這不是簡單意義上的“不想長大”，而是面對所謂的“成熟”時保持的一種反觀自我的純粹。

比如，每逢兒童節，總有一些早就成年的青年在網上撒嬌賣萌，“我是兒童，禮物拿來！”“都別跟我客氣，求紅包！”之類的言語並不少見。或許，可以稱之為“返童族”，這並不是要貼標籤，而是為了方便描述，事實上，“返童”本身並無褒貶之義，“返童現象”（rejuvenescence phenomenon）在心理學上也早有科學論證。只是，這個“返童現象”特指老年人的孩童心態，何況古人也愛講“老頑童”“老小孩”之類的事情，此現象並不難接受。耐人尋味的是，心態未老的年輕人，為何也有“返童”的表徵呢？

其實，“返童族”裡也有“真返童”和“假返童”的區別。絕大多數成年人不會真的天真幼稚到以為自己是小孩，還能任性撒嬌，還能被別人當成寶寶寵愛。但也的確有些人在精神上沒“斷奶”，雖然生理年齡快要步入中年了，心理年齡還停留在十多年前，這就是“真返童”。這有點類似不久前很火的“巨嬰”概念，但與無意識地停留在幼稚、偏狹和自私狀態裡的“巨嬰”不同，“返童族”更趨於一種刻意為之的結果，他們未必對此是不清醒的，可能看的很透徹，也什麼都明白，但就是願意成為一個“套中人”，不願意走出呵護自己的“溫室”，即使遭到外界的批評指責，他們依然不為所動。

這是因為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套能夠自洽的思維方式，按照他們的立場，對很多問題的看法是有“合理邏輯”的，這是因為其思考問題的原點就是錯的，自然會導致看起來合理實則謬誤的結果。從一些日常可見的現象來看，“返童族”的一個邏輯起點是：從對外部環境的應激反應裡確定立場和言行。

比如，有些年輕人把“啃老”當成理所當然的事，並非因為他們真的不明事理，更不是不孝順，而是在具體問題上，受外部觀念影響——“其他人也有啃老的”“年輕人靠拼爹找工作”之類的觀念，會影響他們的判斷。但成熟的人都明白，這些也只是社會價值觀萬象裡的一部分，有獨立思考力的年輕人，理應對此作出合理的辨別。但是，這些真正的“返童族”的觀念是模糊的，很容易受外界誘導，並且“為我所用”，為自己錯誤的觀念提供所謂的“合理性”。

這就不只是常見觀點所批評的“幼稚自私”問題了，其本質上是缺乏獨立判斷力和思考力所導致的結果。這些“返童族”的根本問題就出在這裡，而要有所改變，也只能從通過沉潛思考、擁有主見開始。

可惜的是，外界尤其是教育者對這些問題還沒有足夠的重視，很多年輕人在成年之前，完全沉浸在應試思維的海洋裡，“題山卷海”壓抑了他們最該擁有獨立精神的美好時光，即使進入優秀的大學，往往也難以從舊思維裡掙脫出來。更何況，很多人並不打算跳出來，應試思維所導致的所謂的“精緻利己”心理，始終影響著一些年輕人，他們也未必會為此困擾，因為這已經成為他們穩定的價值觀念。但長遠來看，這就真的好嗎？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不過，多數喜歡賣萌撒嬌的“返童族”只是“假返童族”，他們並非因自私偏狹而“返童”，而是喜歡在調侃和嬌嗔裡消解生活裡的壓抑感和倦怠感，或許這是一種高明的技巧，畢竟，年輕人比前輩們會喜歡“自黑”，也更善於自嘲，這未嘗不是一種更自信和開明的心態。

“假返童族”們藉助童年話語來呈現當下的心態，這或許可以被看成一種“刷存在感”的方式。因為，在不少年輕人看來，保持童心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有句話叫“越長大越孤獨”，是因為人步入成年後會愈發體會到現實的艱辛，感知到人性和社會的複雜，如果在這個過程裡仍童心不改，其實反而是一種美好的品質。

當然，這其中也和網絡文化裡流行的“萌文化”有關。雖然目前公認“萌文化”來源於日本，與動漫等二次元圈子有關，但它已經滲透進了青年網絡語言和思維方式裡。“返童族”與“萌文化”的關聯是隱蔽的，甚至連賣萌撒嬌的年輕人自身都意識不到，自己已經接納了這種網絡話語，並且結合不同的具體語境來使用它們。

進而言之，這些“假返童族”們並不是真的在精神上沒“斷奶”，只是把童年當成返照當下的一面鏡子，為現實庸常生活提供另一個維度的參考。或許，有些年長者會認為他們不夠成熟，但願意回顧童年、以及從童年中能獲得快慰，需要基於“童年是美好”的前提。

相比前人，90後們童年的成長環境在物質和文化上都充裕了不少，不少人對“貧窮”“飢餓”之類的問題並無直接感受，甚至童年是他們在成年後遭遇苦痛後可以重返的一個精神家園——童年是真實存在的，也是可以被重新想象的，因為它是純真美好的，所以才值得被反覆提及。而他們面對的現實困境又是複雜的，不管是就業和購房的壓力，還是個人成長選擇和社會賦予空間之間的難題，都在困擾著他們。

因此，我們看到“返童族”的種種表現，要理解其表象之下的深層問題。拂去附在人生本相之上的泡沫和沙塵，才能直面現實難題，並找到不訴諸於“重返童年”也能尋求精神慰藉的方式。

規訓因素：是媒介還是教育？

相比成人世界的複雜與多變，童言無忌的實質是簡單、直接的思維方式。這首先與兒童知識儲備少、分析信息能力弱有關。等孩子長大後，外界對兒童的規範化引導也變多了。當孩子長大後，之所以讓人產生“童年的消逝”的感覺，是因為他們接受了一套規訓的體系，這個體系從知識結構到思維方式，再到情感模式，讓他們不得不服從其規範，不得不按照既有的規範說法、做事，以至於走完人生歷程。

如果有人要“突破”這個規訓體系，則要面對他者的“偏見”——在一個規範固化的環境裡，作為社會關係的產物，他們沒法脫離環境的干預和影響。

在尼爾·波茲曼《童年的消逝》名聲大噪的同時，人們也習慣於從“童年消逝”“媒介批判”等角度理解相關問題。毋庸置疑，波茲曼的分析有一定合理性，其研究本身也代入了個人情感的希冀，“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兒童的天真無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漸退化，然後扭曲成為偽成人的劣等面目，這是令人痛心和尷尬的”。但“逐漸退化”並不簡單地受電視媒介的影響，儘管它在波茲曼寫就此書的1982年，可以解釋當時的社會現象。

結合媒介和教育兩方面因素加以觀察，或許是一個更精準的方法。與其對孩子進行所謂的“規範教育”，不如首先承認其天性，並在尊重的前提下加以引導。正如《童年之死》（After the Death ofChildhood）中所說，“我們必須有勇氣準備讓他們來對付這個世界，來理解這個世界，並且按照自身的特點積極地參與這個世界”。這部來自英國思想家大衛·帕金翰（ David Buckingham）的著作名氣不大，卻從媒介素養教育的角度更深刻地闡釋了兒童認知在傳播學上變化的過程及其原因。

媒介素養教育研究本身就具備傳播學和教育學的跨學科特質，但其思維的核心環節仍在於媒介，只是通過對不同媒介性質和內容的分析，來觀察它在教育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相比理論的晦澀，現實中有很多案例更淺顯易懂。

比如，一個剛步入小學階段的孩子，或許只是“陪伴”家人觀看諸多充斥著婆媳關係矛盾、婚戀複雜難題的都市情感劇，就會逐漸生成對婚戀的複雜認知，甚至在正常接觸異性前就形成了“刻板印象”。這種“早熟”恐怕是大多數家長不願意看到的。但是，如果小孩的兩性觀完全來自《紅樓夢》《聊齋》等價值觀相當“古典”的電視劇，也會形成另一種極端的看法，並不瞭解現代人的情感世界，將來的“晚熟”則不可避免。

這說明，把兒童思維與觀念的生成歸咎於電視媒介（以及現在更流行的網絡媒介）是不合適的，在媒介內容分化的趨勢下，“觀看什麼”“如何觀看”的影響更大。按照帕金翰的說法，“早熟”的孩子是“成人化的童年”，但對其不必大驚小怪，“早熟”的背後也可能是想象力的解放和創造力的發揮，而當前流行的電子媒介則加速消解了知識障礙，讓兒童更早地接觸真實的世界。

帕金翰的看法代表著樂觀主義者的態度。從技術角度看，人們在受媒介因素干預後，轉化它、利用它且超越它並非難題，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真正令人擔心的，是社會階層分化帶來的文化和思維上的差異，它對童言無忌的規訓意味更加濃烈。

美國社會學家安妮特·拉魯(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裡深入探討了這個問題。人們熟知的布爾迪厄根據社會資本劃分的場域概念，在兒童教育中也有突出表現，乃至表現為規訓力量對兒童教育的“操控”。拉魯認為，個體在公共機構裡扮演的角色也具有社會性，它與社會評價和引導互為參照，“孩子們是在一個寬泛而分層的的社會系統里長大的”。

表面上，孩子們的童言無忌是相似的，但因為所處家庭背景的不同，分化的種子從一開始就被植入了。“已確立的職業慣例”和“教育機構制定的標準”是對兒童進行規訓的要素。比如，如果孩子來自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其成長環境裡“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受家人職業和生活環境的影響，孩子的規訓目標是成為未來社會精英的候選人。相反，一個身處底層家庭的孩子，從小浸染的文化和習慣，幾乎沒有能讓他改變命運的可能，而是被要求安於現狀、耽於短暫的慾望滿足即可。這些規訓幾乎與媒介因素無關，但它對孩子的影響卻是最大的，也是最難改變的。

為了驗證不同階層及其文化對兒童規訓的持久性，英國紀錄片《人生七年》回答了這個問題。這部系列影片開始拍攝於1964年，從當時的英國選取20名來自不同階層的小孩，當時他們都是7歲，卻有不同的家庭背景。影片每間隔7年拍攝一次，他們的成長過程和人生變化，也隨著影片的拍攝而得到了全面記錄。不少觀眾發現：這些孩子們14歲之前的精神面貌和言語表達差別很小，然而，隨著歲月變化，不同人的命運變化巨大，且基本與其童年時代隨處的階層和受到的教育水準相吻合。這種觀察是經驗式的，但也未必就沒有道理。

童年的影像會伴隨人的一生，如果是美好的童年歲月，其成長則是從爛漫天真緩慢不如現實，而與之相反，童年的不幸和痛苦，也會成為牽絆其性格乃至命運的問題原點，這也是心理醫生在診斷治療患病者時，偏愛從童年陰影的立場對症下藥的理由。但在人們無力掙脫現實環境對自己束縛的時候，是不是轉換下心態，也有助於更好地看待童年和當下呢？古代思想家李贄曾言：“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是赤子之心，也是純真的初心。

（本文以本名首發於《中國青年報》《新京報》等平臺。圖片來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