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簡筆畫賞析
在宗教的煙雲中活動的戲曲藝術，全面接受宗教精神的薰染。這種影響既反映在戲曲作家的頭腦中，也表現在戲曲作品的內容與形式上。作為民間藝術家巫覡和信眾共同創造的雄感儀式演化而成的各種儺戲，其作品與演出充滿了宗教精神已如前述。在一般文人創作的戲曲作品中，也普遍充斥著宗教意識，戲曲史上第一個黃金時代——金元時代的仙佛雜劇。
元雜劇四折一楔子的典型作品：《梧桐雨》
金、元時代是中國戲曲史上第一個黃金時代。那時的中國戲曲正當青春年少，廣泛地吸收，充分地表現，一切顯得富有生氣。然而，這種年青的藝術，已經充分地表現出它搖籃時期所受的儒釋道三教的熏習，和它長期的廟臺生活的體驗。在南宋與金對峙的時期，佛教與道教的勢力互有消長，但都不離三教合一的路子。比較而言，道教似乎更活躍一些。
戲曲表演劇照
金朝的道士端抱珍創立了注重符篆與齋醜的“太一教”。此教“專以篤人倫，翊世教為本”“師弟子之間，傳度授受，實有父子之義焉。”信徒借用儒家的宗法制度，霸法繼位者必須改姓蕭。道士劉德仁則創立了真大道教。此教吸收儒學的忠孝仁義和佛教的“五戒”、“十善“等戒律，不靠方術，不搞符策，而重視道德實踐，“大道教官觀，始亦稱庵，基亦稱塔，法物有衣缽，與釋氏同。其初固介乎釋道之間，不專屬道教。”主張三教同源的全真道，在金元兩朝獲得了更為蓬勃的發展。
金朝道士王重陽影視形象
金朝道士王重陽創立全真道，提倡“明正心誠意，少私寡慾之理，不主一相，不拘一教。”勸人讀《般若心經》、《孝經》和《道德經》。提倡耐勞苦，力耕作，並提倡“識心見性”和打坐。《金蓮正宗記》稱王玄甫、鍾離權、呂洞賓、劉操、王重陽為該教五祖。王重陽的徒弟丘處機、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馬鈺、郝大通、孫不二，為該教的北七真。元太祖曾接見丘處機，賜號“神仙”，命其掌管天下道教，全真教遂盛極一時。在南宋王朝的統治區，佛教比較昌盛。
戲曲表演舊照
元代統治者崇尚佛敦。“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甚至連帝后妃嬪、王公貴族都要受戒。可是，元朝統治者崇尚的佛教，乃是藏傳佛教。其教義、教規、戒律、習俗，和唐宋以來漢族地區形成的傳統佛教格格不入。加上喇嘛教僧人常挾最高統治者的權勢，橫行不法，有司幾乎不能處治，為廣大人民所切齒。因此，元代廣大民眾寧可信奉道教。尤其是已經士大夫化了的全真教，更為一般知識分子所樂於接受。偏釋道三教比較而言，儒教在元代最不行時。元朝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
戲曲表演劇照
蒙古族入主中原，漢族的傳統政治和傳統文化都受到了強烈的衝擊。傳統的科舉制度遭到破壞，元滅金之後，僅在元太宗九年開過一次科舉。後來，直到滅南朱之後才開始恢復。七八十年間，朝廷未曾通過科舉錄用過官員。除少數“大儒”外，廣大的讀書人飽嘗“九儒十丐”的卑下待遇。讀書做官的“儒術”難以付諸實踐，而大道教、全真教等主張三教同源、清心寡慾的宗教，倒還不忘為儒教保留相當的地位。因此，不少讀書人走上了棲真慕道的適世之路，以此來求得心靈的安適，維持心理的平衡。
朱權雕塑
這種社會心理狀態直接影響了元代的藝術創作。在詩文、散曲中，可以看到不少遊仙訪道，林泉丘整的作品。在雜劇創作中，這種影響表現得更加坦率。元人雜劇中，有一大批以全真教的五祖七真或正一道的張天師事蹟為題材的劇作，還有一批仙佛鬼神出臺或與佛道兩教拉上關係的劇作。明初朱權《太和正音譜》中，曾把元人雜劇分為十二科。其第一科即為“神仙道化”。此外所謂“隱居樂道”（又曰“林泉丘壑“）和“神頭鬼面”（“神佛雜劇”）也大體屬此類。
馬致遠故居
元代的雜劇作家們，大都寫過神仙道化劇或神佛雜劇。其中最有成就的，當屬馬致遠。馬致遠現存的七本雜劇中，有五本是屬於神仙道化戲或神佛雜劇，它們是《岳陽樓》、《黃梁夢》、《陳技高臥》、《任風子》和《薦福碑》。元末明初的劇作家賈仲明在《凌波仙》詞中，曾這樣稱道馬致遠：“萬花叢裡馬神仙，百世集中說致遠，四方海內皆談。”可知馬致遠生前和死後為海內稱美的，主要的是他的神仙作風和仙佛劇作。馬致遠的這類劇作，確實能反映民族矛盾重壓下，一般士子境遇坎坷，不滿現實，牢騷滿腹，苦悶磅徨，而終歸消極通世的思想情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