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商報》網站11月24日發表題為《德國必須關注亞洲的活力》的文章，作者為德國前衛生部長兼自民黨主席菲利普·勒斯勒爾和德國聯盟黨議會黨團代表馬克·豪普特曼和康拉德·阿登納基金會華沙辦事處負責人戴維·格雷戈什。全文摘編如下：
儘管德國幾乎比其他任何國家更緊密地與世界經濟聯繫在一起，但直接的衝擊並非顯而易見。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德國聯邦政府今年9月公佈的“印太指導方針”關注度不高。我們認為不關注該方針是錯誤的，畢竟德國開始強調奧巴馬八年前就認識到的重返亞洲的必要性。對德國而言，與美國一樣，政治上重返亞洲是一個重要事項。
企業界早已多次轉向亞洲，連中小企業也這樣做，但政界還沒開始行動。轉向亞洲絕不意味著放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或歐洲一體化，而是意味著認清一個現實：亞洲經濟體的發展將深刻影響21世紀，尤其是氣候變化和數字化轉型等重大議題。
德國決策者和選民必須看清一個事實——約50億人在亞洲生活和工作。全球經濟重心正全力向亞洲轉移，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帶來的新貿易聯盟只是一個最新的例子。
如此一來，德國未來必須在許多方面給自己定位，並展示本國經濟模式依然是繁榮的發動機。這就面臨一個問題：柏林和布魯塞爾應該用哪種經濟戰略對抗亞洲的崛起意圖。
經常被忽視的是，幾個重要的亞洲經濟體已控制住新冠疫情，目前正集中全力恢復經濟實力。在亞洲，工業能力、數字主權和堅定擁抱未來的三重組合並不是中國所特有的。考慮到亞洲的人口活力，這一組合將給歐洲經濟體帶來更大挑戰。
德國應當正確應對亞洲的複雜性、矛盾性和各種衝突。考慮到亞洲的重要性不斷提高，要做的事情其實還有更多。
在任何情況下，與亞洲的政治往來都不應淪為特朗普式的“脫鉤”，與中國麻木對峙，或在全球分工領域“開倒車”。我們更應該加深歐亞關係，使其更加多樣化。為此，“印太指導方針”提供了多種選擇，它應該得到更廣泛的討論。
即使我們還沒有成功遏制歐洲的新冠疫情，也應將目光投向未來。由於新冠病毒快速傳播，我們正面臨全球化的世界開始彼此疏遠、運輸和供應鏈承受更大壓力，以及現有的歐中聯繫斷裂等具體威脅。為了和平與繁榮，我們應當用有力的社會和政治倡議來對抗這些危險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