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學時代，分別在三個不同的地點，三遇恩師顧惠人校長，受到他的關愛與教育，影響我的健康成長與人生軌跡。他的崇高師德，我沒齒難忘。
抗戰期間，我就讀上海華東聯中初中部，初遇顧校長。1941年12月8日，日寇突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與此同時，租界周邊地帶炮聲隆隆，黃浦江上火光沖天。翌日凌晨，日軍長驅直入，進入租界，孤島陸沉。
面對如此嚴峻的局勢，顧校長當機立斷，召集師生毅然宣佈停辦華東聯中。他情緒激昂，聲音宏亮，鏗鏘有力，擲地有聲:“日本妄圖滅亡中國， 我們誓死不當亡國奴，我也誓死不辦奴化教育，我要到內地去辦學，堅持抗日救國教育!”我受他的感召，決意去內地，並經他介紹去青年會領得一筆川資， 告別了親愛的校長。
1942年，我輾轉跋涉來到浙西常山臨時中學，上課僅數月，日寇又進犯浙贛鐵路沿線，學校解散。我與同學結伴而行，向南越武夷山而入福建境內。時值盛夏，乞討為生，風餐露宿，歷盡艱辛，行程千餘里，為時一月，終於蹣跚地踏進贛州縣城。
夜色蒼茫，四顧無極，不意竟在一條僻靜的馬路上再次遇見了顧校長，彼此都感喜出望外。校長激動地握住我的雙手說:“你是流亡來到這裡的第一個華東聯中學生，真不容易。好呀，你們辛苦了……”師生二人禁不住熱淚盈眶。隨即，他把我們安頓在招待所，結束了顛沛流離的生涯。
此時，顧校長正積極籌建贛州聯中，隻身寓贛。他在忙於建校時，仍時常召我去他寓所，暢談他的辦學計劃。與此同時，他還常常談到哲學、教育、宗教等方面的問題，這些都使我受益匪淺，終身難忘。
贛州聯中成立於1942年秋，陸續收留了數百名上海、江浙一帶的流亡學生，他從國際救援機構以及社會有關方面獲得資助，戰區流亡學生全部免費入學，他們的衣、食、住，全都得到保證。
顧校長愛生如子，經常入廚房，瞭解伙食質量，衛生情況;他還到宿舍巡視，瞭解學生衣被厚薄，詢問健康狀況，發現病號，立即聯繫就診治療。
在贛州聯中就讀的戰區學生，勤奮學習，成績優秀，絕大多數都相繼考入大學，學有所成，為社會作出貢獻。大家都銘記他的救助培養之恩。抗戰勝利，秀州中學覆校。我於1946年秋來到嘉興，第三次遇見尊敬的顧校長。一如贛州時那樣，受到顧惠人校長的關愛、培養與救助。
我被推舉為級長，並與一些思想進步的級友組織一個學生團體，旨在宣傳進步思想，開展互助學習;取名“蜂社”，寓意如蜜蜂般團結、勤奮、無私奉獻。這使班級成為一個勃發向上的群體。
後來，我又擔任了學生自治會主席，聯繫面就更為廣泛。
1947年，發生了“五·二O”慘案，震驚中外，民怨沸騰。全國大學爆發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鬥爭，影響日益擴大。秀中教師毛承恩、姚鵬飛、宋清如、錢克仁等都同情支持這一運動。我取得他們的指導，當即趕赴上海，參加復旦、同濟、交通等大學的學生鬥爭運動，學習他們的策略，並與中共地下黨員張鳳翔同學取得聯繫，獲得了有關宣傳資料。
返回秀中，我準備在嘉興地區的中學界發動開展“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鬥爭。我首先把學生自治會的行動計劃向顧校長彙報，以冀取得他的支持。他聽了以後，態度明朗，堅決地說:“我愛和平，反對內戰;我需要和平的環境辦好學校，為國家培育人才。政府發動內戰，鎮壓學生，不得人心。我支持你們的行動，但嘉興情況複雜，環境惡劣，鬥爭要講究策略，保護同學安全。目前可先在校內舉行抗議活動，暫不上街。”於是校內活動如火如荼，群情激憤，廣大學生受到了鍛鍊與教育。校內活動，迅速引起了外界注意，有人竟然來校脅逼中止學生運動。為防備政府特務加害於我，顧校長密召我到他家中,告訴我應暫避風頭，不要露面，以防不測。在顧校長的安排下,我住進教堂內一間僻靜的小屋隱蔽起來。
稍後，鑑於我的特殊處境和健康狀況，我不得不灑淚悄然告別恩師顧校長和親愛的母校。
解放後，痛悉恩師歸天噩耗，悲慟不已。曾賦詩一首，因十年動亂中詩稿散失，尚憶兩句:“朝聞乘鶴隨風去，夜讀師說淚闌干。”僅以此悼恩師在天之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