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初唐四傑”辨

隨筆:“初唐四傑”辨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人並稱“初唐四傑”,起於《舊唐書·楊炯傳》的記載:“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詩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按照一般的理解,能共享一個徽號的人,應該在詩文造詣上有諸多相似之處。但觀此四者,似乎更多的在於不同。

盧駱擅長七言歌行,歌行的典型風格是宛轉流動、縱橫多姿;王楊特工五律。雖則盧駱傳世作品大部分還是五律,而王勃也有歌行存世,但是這並不妨礙各自所長。

盧駱約長王楊十歲,可作兩代人看,且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浮躁淺露”不能致遠的殷鑑。即使這樣,也有程度的不同,年長的盧駱似更加浮蕩。當年駱賓王由西域返回長安,未謀到職務,就來到蜀中,在成都過了一段“尋姝入酒肆,訪客上琴臺”的放浪生活。先於駱賓王入蜀的盧照鄰在任新都尉時,結識了一位姓郭的女子。郭氏懷孕後,盧照鄰卻去了洛陽。臨行前信誓旦旦向郭氏許諾不久就返回成都,豈料一去不回,連封信也不寫。孩子生下不久也死了。郭氏悲痛萬分,把這件事告訴了駱賓王,要他代寫一封信質問這個負心薄倖之人。於是駱賓王就寫了這首七言歌行代答盧照鄰:

《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

迢迢芊路望芝田,眇眇函關恨蜀川。歸雲已落涪江外,還雁應過洛水瀍。洛水傍連帝城側,帝宅層甍垂鳳翼。銅駝路上柳千條,金谷園中花幾色。柳葉園花處處新,洛陽桃李應芳春。妾向雙流窺石鏡,君住三川守玉人。此時離別那堪道,此日空床對芳沼。芳沼徒遊比目魚,幽徑還生拔心草。流風迴雪儻便娟,驥子魚文實可憐。擲果河陽君有分,貨酒成都妾亦然。莫言貧賤無人重,莫言富貴應須種。綠珠猶得石崇憐,飛燕曾經漢皇寵。良人何處醉縱橫,直如循默守空名。倒提新縑成慊慊,翻將故劍作平平。離前吉夢成蘭兆,別後啼痕上竹生。別日分明相約束,已取宜家成誡勖。當時擬弄掌中珠,豈謂先摧庭際玉。悲鳴五里無人問,腸斷三聲誰為續。思君欲上望夫臺,端居懶聽將雛曲。沉沉落日向山低,簷前歸燕並頭棲。抱膝當窗看夕兔,側耳空房聽曉雞。舞蝶臨階只自舞,啼鳥逢人亦助啼。獨坐傷孤枕,春來悲更甚。峨眉山上月如眉,濯錦江中霞似錦。錦字迴文欲贈君,劍壁層峰自糾紛。平江淼淼分清浦,長路悠悠間白雲。也知京洛多佳麗,也知山岫遙虧蔽。無那短封即疏索,不在長情守期契。傳聞織女對牽牛,相望重河隔淺流。誰分迢迢經兩歲,誰能脈脈待三秋。情知唾井終無理,情知覆水也難收。不復下山能借問,更向盧家字莫愁。

詩寫的情真意切,便道作者絕不是一個輕薄之人。但其實他也給自己營造了許多薄倖的機會。或許他接受盧照鄰的教訓,強捺住雲雨之心亦未可知。看他的《憶蜀地佳人》

東西吳蜀關山遠,魚來雁去兩難聞。

莫怪常有千行淚,只為陽臺一片雲。

似有蜻蜓點水般的輕佻。當然,詩人的情絲很多時候都是想象出來的,我們不能僅憑一首詩來做判斷。但他將好朋友盧照鄰的私密事用一首詩來流傳千古而不傷害兩人的感情,是為什麼呢?是盧照鄰輕薄的可以,還是因為他們就彼此彼此?

說王楊浮躁,似有不妥。王勃在其短短的二十八年生命裡,完成了如《舟中纂序》五卷,《周易發揮》五卷,《次論語》十卷,《漢書指瑕》十卷,《皇帝八十一難經注》若干卷,《文集》三十卷等大量著作,是一個浮躁之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也許只在他對待自己的生命上,顯得過於輕率了,竟早早結束了短暫的一生。

楊炯嘗作《天文大象賦》(一說唐李播所作)和《公卿以下冕服議》,頗有學者氣象,且是四人中唯一善終者。公元659年,楊炯被舉神童。660年十歲時,便待制弘文館,有了“予出身”的待遇。十六年後,於676年在京應制舉及第,補秘書省校書郎,才得到一個九品的小官。又過了六年,經中書侍郎薛元超推薦楊炯為崇文館學士,682年被擢為太子詹事司直,充弘文館學士,掌太子東宮庶務,做到了正七品。692年冬,楊炯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縣令。約693年卒於任上,享年四十三歲。對於一個神童來說,再浮躁的個性,經過如此長期的磨礪,也飄不到哪裡去了。

以上這些說明四人共用一個徽號,絕不是性格使然,而是另有別情。

初唐的詩風乘齊、梁宮體詩而來,且唐太宗時期亦盛極一時。宮體詩就是在華麗的形式下表現宮廷生活的豔情詩,內容腐朽低俗,用聞一多先生的話說,就是“人人眼角里是淫蕩,人人心裡懷著鬼胎。”如高爽的《詠酌酒人》:“長筵廣未同,上客嬌難逼。還杯了不顧,回身正顏色”,一無可觀之處。再如鄧鑑的《奉和夜聽妓聲》:“燭華似明月,鬟影勝飛橋。妓兒齊鄭樂,爭妍學楚腰。新歌自作曲,舊瑟不須調。眾中俱不笑,座上莫相撩。”看的出一群妓女搔首弄姿,浪蕩子們垂涎欲滴的樣子,完全是風月場所的寫照。

“初唐四傑”就是在這種日漸頹廢的文學環境中應運而生的,他們的出現帶著天然的使命,就是要革除舊詩風,開創新境界。盧駱的歌行是以狂放的張力突破了宮體詩的束縛,他們的個性使他們能夠用市井的放縱改造宮廷的墮落,以大膽代替造作,以自由衝破侷促,社會底層的民生百態得以成為詩人的主題,使臨近腐朽的詩風邁入了新的境界。而王楊則使五律不僅在形式上趨於成熟,內容上也從亭臺樓閣來到了田野邊塞,從奉迎場合的儀式而有了民間的惆悵與激昂,才接了地氣而茁壯成長。

唐朝大詩人杜甫在他的《戲為六絕句》的第二、第三首是這樣說的:

其二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其三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

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給予四傑客觀的評價,也批駁了詆譭四傑歷史功績的噴子們“即使你們都寂滅了,四傑的成就也會萬古流芳”。

正是憑藉王楊日臻完善的五律,和盧駱掃除歌行發展道路上的汙穢從而為《長恨歌》等的問世創造的條件,他們才有資格共同享有“初唐四傑”的徽號。

他們是唐詩桂冠上的第一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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