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范仲淹的科舉改革搞錯啦

王夫之:范仲淹的科舉改革搞錯啦

電視劇《清平樂》近日正在熱播,第31集中提到了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對科舉制度的改革。

王夫之:范仲淹的科舉改革搞錯啦

范仲淹 |《清平樂》劇照

宋初的科舉制度沿襲唐朝,固定的考試科目是明經和進士。明經科以帖經和墨義為主,基本等同於今天的背誦默寫填空。進士科則延續了盛唐時固定下來的、以詩賦為重的考法。從唐到宋,讀書人一直十分看重考詩賦為主的進士科。但是,到了宋仁宗時,范仲淹等“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認為,詩賦考試是無用之學,無益於國家政治,因此提出了改革科舉制度的主張。“慶曆新政”對科舉考試內容的調整可簡要歸納為:降低詩賦的地位,提高策論的地位,廢除帖經和墨義,增加經義(即“經旨”“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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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舉

明清之際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評論宋代歷史的史評專著《宋論》中對詩賦、策論、經義這三種考試方式做了深入探討,對每種考試方式的優點、缺點都作了分析,見解深刻,眼光獨到。總的來說,王夫之對這三種考試方式的評價是“詩賦之視經義弗若也而賢於策問多矣”,也就是詩賦說雖然不如經義,但卻比策論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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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看王夫之對經義考試的看法。在王夫之看來,考經義是最合理的方式。因為相對於死記硬背的帖經和墨義,經義考察的是讀書人對儒家經典的理解和闡發,而“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於此乎取之”,也就是說,要達到對治國之道的領悟,實現國家太平的大治局面,都需要讀書人對於儒家經典的深入理解。經義考試會引導讀書人去深入理解儒家經典,進而明白治國之道,這樣選出來的官員就能治理好國家,因而這種考試方式是最好的。

不過,王夫之認為,經義考試也會有弊端。經義一旦成為考試方式,就會讓一些投機的人“以仁義中正之格言,為弋利掠名之捷徑”,把儒家經典當成是為自己獲取名利的敲門磚。而且,有些人會故意在考試中標新立異,以表示自己的觀點與眾不同,這樣就很容易胡說八道。

司馬光就曾在《論風俗札子》中批評道:“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註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就是說,當時有些人連《詩經》《春秋》還沒讀完,就已經認為毛傳鄭箋和《春秋》三傳都沒有讀的必要了。在經義考試中,那些按照註疏來作答的人被看作是腐儒,而那些喜歡高奇之論、進而穿鑿附會作答的人,卻自以為見解高明。

王夫之認為,這種情況就是“侮聖人之言”。但王夫之認為經義考試考的畢竟是儒家經典,總體上是有利於培養治國之才的,因此不能因為士人風氣可能會變壞“而廢之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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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 |《清平樂》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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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王夫之對詩賦考試的看法。慶曆科舉改革時,之所以要降低詩賦的地位,就是因為人們發現考詩賦對於治國理政、經世濟民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王夫之也很贊同這個觀點,他說:“詩賦者,無所利用於天下者也。”拿改革之前的考試題目來說,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78),詩、賦的題目分別為《明州進白鸚鵡》和《春雨如膏》,雍熙二年(985),賦又考了《潁州貢白雉》。從題目就能看出,當時的詩賦題目就是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之作。考詩賦,那麼讀書人就會“道所不謀,唯求工於音響;治所勿問,祗巧繪其鶯花”,對國家大事不聞不問,整天就琢磨詩文聲律,沉溺於描摹花鳥。這樣的考試,怎麼能培養讀書人的治國之才呢?

但是,詩賦考試也並非一無是處。王夫之說:“人之樂於為善而足以長人者,唯其清和之志氣而已矣”,也就是說,人之所以樂於行善而能夠成為領導民眾的人,就在於他有清靜平和的心志,而詩賦的薰陶則有利於培養這樣一種心境。這也不難理解,中國自古就有詩教的傳統,孔子曾說:“溫柔、敦厚,《詩》教也”,又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可以激發人的心志,陶冶人的性情。唐代重視詩賦考試,誕生了像杜甫這樣的偉大詩人,他的詩篇也成為了後人的精神資源。文天祥被關押在燕京獄中,寫了兩百首《集杜詩》,感慨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那時杜詩已經成了他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見,詩賦對於陶冶人的情操確實有著獨特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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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畫像 ,葉衍蘭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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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來說說王夫之對策論考試的看法。王夫之還是肯定了策論考試的優點。他認為,相對於詩賦,策論對於治國理政來說顯然是更有用的,因為策論能使天下讀書人“競起以陳當世之務,為得為失,為利為病,為正為邪,為安為危,人百其言,言百其指,以爭效之於天子”,即讓讀書人競相參與到國家大事的討論當中,對國事的利弊得失各抒己見,從而達到皇帝與士人“共理天下”的目的。

不過,相比於策論的好處而言,王夫之認為,策論的弊端更大。首先,策論引導讀書人去討論國策的利弊得失,可能會引起一種不切實際的議論風氣。有些人“足未越乎閭門,而妄計九州之盈詘;身未試乎壁壘,而輒爭一線之安危”,就是說,還沒有出過家門,卻在胡亂地謀劃天下得失,還沒有到過軍營,卻在爭論戰爭前線的安危。

其次,相對於無用的詩賦,有用的策論會引導讀書人去計較得失,權衡利害,王夫之認為,“察乎天下之利”則會“導以自利之私”,“揣於天下之變”則會“動其機變之巧”,這樣就把讀書人的心術搞壞了,使讀書人過分功利化,而忘記了道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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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樂》劇照

最後,議論國事的風氣一旦形成,宋初以來“淳龐簡靜”的安定政治局面就會喪失,越來越多的人在皇帝周圍建言獻策,議論紛紛,出現王夫之所說的“蘇洵以孫、吳逞,王安石以申、商鳴”的情況,從而引起統治思想的混亂。這樣下去,“言詭於下,聽熒於上”,皇帝會對大臣們的各說各話無所適從,國家的政事也會因為持不同主張的大臣們輪番上任而變來變去,黨爭不斷,最終導致國家的衰亡。

因此,王夫之認為,范仲淹主導的重視策論的科舉改革,引發的議論風氣和思想混亂,對於北宋後來的朋黨政治實有深刻的影響,所以他說“希文(范仲淹字希文)之過,不可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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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像

以上就是王夫之對於范仲淹科舉改革的看法,您是否認同他的看法呢?其實,在《宋論》中,王夫之不僅對科舉改革有深刻的分析,對於劉太后垂簾聽政之事、范仲淹與韓琦的優劣長短、蘇洵與蘇軾父子的學術議論、王安石變法的利弊得失、名將岳飛的結局等話題,都有獨到見解,對於我們深入理解《清平樂》乃至整個宋代歷史有重要的借鑑意義,很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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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論》(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

劉韶軍 譯註

簡體橫排

32開 精裝

9787101092103

72.00元

《宋論》是清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代表作。通過對宋代歷史整個過程及諸多細節的歷史考察,探討宋王朝怎樣由盛而衰而滅亡。作者將整個王朝的帝王將相都放到這個問題下面進行審視評鑑,對宋代不少人物的所作所為和歷史影響都有獨到的見解。本次約請專家對《宋論》全文進行仔細校勘、詳細註釋、暢達翻譯,以便現代讀者瞭解其深刻思想。

(統籌:陸藜;編輯:思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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