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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室南渡之後，雖說民族矛盾上升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矛盾，但這並不意昧著階級對立的和緩。事實上，由於官僚地主階級的強取豪奪和恣意搜刮榨取，使人民的處境較北宋時更壞，因而階級矛盾是更為激化了。南宋朝廷偏安東南，統治區域大大縮小，開支卻驚人的增加。宋金對峙，每年需支付鉅額賂金歲幣和浩繁的戰費。江南城市經濟發達，擴大了統治階級的消費慾望，生活的奢侈腐化，發展到了高峰。
陳亮指出：“ 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巳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圍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為樂國矣。”這方面的史料很多，此僅錄周密《武林舊事》所記高宗孝宗德壽宮中秋宴會的豪奢情況：皇家生活奢華如此，自然要耗費巨資。南宋朝廷把這些鉅額開支都一齊壓在農民的身上，從而殘酷地加緊對農民的榨取。
兩稅是南宋時的主要稅收。正稅之外，農民還要繳納附稅。有的地方納稅一石，須交三石，甚至有的稅米一石競附加到五、六石，稅錢一貫附加到十八貫的。兩稅以外的雜稅不僅名目繁多，也是極其沉重的。南宋的貴族、官僚、地主在法律上並不享有免稅特權；但實際上他們都以各種方法逃避賦役，使國家的全部租稅負擔都落到農民的身上。土地的大量兼併和空前集中，使農民喪失土地，淪為佃戶。
統治階級，從皇帝、貴族，直至農村中的豪民地主，都用各種方法，或收買，或強佔，或豪奪， 把大量土地據為己有。劉克莊有一段話反映了當時土地集中的嚴重情況，豪強權貴佔地無限，失去土地的農民只得託庇豪門巨室之下，淪為佃戶。他們不僅要把收穫之半或一半以上交租，並且還要忍受地主的超經濟剝削：土地買賣，佃戶隨地易主，男女婚嫁也沒有自由。所以，南宋的佃戶，無異於過去的農奴。
統治者殘暴地誅求豪奪，造成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尖銳的階級對立。據估計，南宋從一一二七年至一二七九年的一百五十二年之間，有史料可查的，約發生過大小二百多次起義。其中規模較大、影響較深的有鐘相、楊麼領導的洞庭湖農民起義，王唸經領導的江西農民起義，彭友領導的江西農民起義，陳顓領導的江西農民起義，範汝為領導的福建農民起義，李金領導的湖南瑤族、漢族人民的起義，賴文政領導的茶商起義，陳峒領導的湘粵間瑤、漢人民聯合起義。
李接領導的廣西農民起義，李元礪領導的湖南瑤族人民起義，陳三槍領導的贛、閩、粵邊界地區的農民起義，等等。勢如燎原烈火，燃遍江南大地。面對這種革命鬥爭形勢，南宋的最高統治集團和一切壓迫階級一樣，採用了“兩種社會職能： 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他們不是招安誘降，就是調集大兵進行軍事鎮壓。不管是什麼手段，農民起義失敗的結果，必然是農民的大量被屠殺。
南朱統治者鎮壓王唸經起義，殺二十萬人，連趙構也假惺惺地說：“二十萬人無罪就死，不勝痛傷。”陳三槍起義失敗時，統治階級對農民進行了極殘酷的屠殺。徐清叟在一個奏章中具體描述了這次屠殺，並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不滿，大屠殺激怒了農民，使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更為加劇了。辛棄疾一生浮沉於這些矛盾鬥爭的漩渦之中，對他的生活道路、世界觀和創作，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給他打上了時代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