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最近北京的天氣一直晴朗，沒有降雨，小編尋思著，找個天氣晴朗的日子，把冬天的衣服和一些暫時沒地方放、只能藏在陰暗的床底的書搬到陽臺上、來次日光浴。於是，不禁想起，在《天上人間》（即《還珠格格三》）中，皇帝吩咐令妃曬書，小燕子他們一起幫忙。結果剛把書搬到外邊曬好，天公不作美，曬書突逢大雨，又是一片“人仰馬翻”的混亂場景。
▍圖片來源：電視劇《天上人間》截圖
曬書，是真的“曬”書
“火”一直被認為是危害藏書的最大隱患，古代皇家、私人不少藏書和藏書樓都毀於大火。於是，古人從歷代藏書樓多毀於火災的事例中汲取教訓，也使很多藏書樓免於火災，長久保存，成為了不可多得的文化遺產——藏書閣的建造者在建閣之初便從建材、規制、命名、設計佈局、制度管理等方面都進行了防火方面的充分考慮，其中，關於命名，我們很多藏書閣的名稱大多與水有關：在七大藏書閣中，其中六座的名稱中均有“氵”——文淵閣、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文瀾閣、文匯閣；位於寧波的天一閣，“天一”取《易經》中的“天一生水”之意。
宋真宗大中祥符時王宮走水，延燒藏書樓崇文秘閣，書多遭焚燬；明代皇宮內有文淵閣藏書樓，曾分別於正統、正德、嘉靖、萬曆年間四次遇火被毀；明代著名學者錢謙益建有絳雲樓，僅因一幼女剪燭灺，就造成了“樓與書俱盡”的後果。
然而，“書”這位“水火不容”的“小祖宗”還是著實金貴。“水”雖可以避火，卻不能成為書的守護神——正如茨威格曾說，“除了火以外，我們便要將兩種形態的水：流質的和蒸發的，列為書的最大毀滅者。”無論古今，“書”的質地大抵不出木、竹、紙，在潮溼的空氣中，尤其是梅雨季，如若沒有得到妥善保管，書、紙往往容易生出黴斑、蠹蟲。於是，按語中提到的小燕子他們的曬書活動，也稱為“曝書”，便自然而然地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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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曬書的傳統其實也由來已久。
西晉時期（公元280年或281年），在汲郡戰國魏襄王墓中發現的大批先秦文獻被統稱“汲冢古文”。其中一本《穆天子傳》，記載了西周穆王駕八駿馬西征之事，其美人盛姬卒於途中而返葬事，寫道：“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於崔梁，曝書於羽陵。”西晉著名訓詁學家郭璞注：“暴書中蠹蟲，因雲蠹書也。”
北魏傑出的農學家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對曬書記載得頗為具體：
“五月溼熱，蠹蟲將生。書經夏不舒展者，必生蟲也。五月十五日以後，七月二十日前，必須三度舒而展之。須要晴時，於大屋下風涼處，不見日處曝書……陰雨潤氣尤須避之。”
“曬書”這項傳統的文化活動，發展至宋代，演變成了固定日期的節日——即每年六月初六天貺節。宋朝是傳統節日文化成熟、豐滿的時期，文化娛樂活動豐富多彩。北宋第三代皇帝宋真宗不僅重視民間的傳統節日，還新創了五個官方節日，其中，便包括“天貺節”，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曬書節”。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宋遼簽訂澶淵之盟，開創了以輸歲幣求苟安的惡例。 由於該盟約是在宋朝軍事取得勝利的情況下籤訂的屈辱性合約，且給宋朝的朝政和民眾增加了很重的負擔，好大喜功又愛慕虛榮的宋真宗為了洗去恥辱，偽造天書、東封西祀，用自欺欺人的舉措維繫其政治命運。當然，從經濟的角度上看，這是一場勞民傷財的鬧劇；從文化和政治思想策略上看，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東封也好，西祀也罷，無論演多久，這場戲總有曲終人散的一天，而把這些有重大意義的時間留住，並年復一年、持續不斷地傳承朝廷的方針政策的最好方法，就是設立節日。因此，宋真宗新創的五個官方節日就相繼出現了。
在慣會“忽悠”的宋真宗的鋪墊下，天書共降臨三次：正月乙丑初降臨於左承天門南鴟尾上，四月辛卯朔再降於大內功德閣，六月乙末三降於泰山醴泉北。《宋史》卷8《真宗三》中記載：大中祥符四年春正月正式規定“
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為天貺節”。（先有一些活動，才確定節日名稱。）‖《宋史·諸慶節》記載
諸慶節，古無是也，真宗以後始有之。大中祥符元年，詔以正月三日天書降日為天慶節，休假五日，兩京諸路州、府、軍、監前七日建道場設醮，斷屠宰；節日，士庶特令宴樂，京師然燈。又以六月六日為天貺節，京師斷屠宰，百官行香上清宮。又以七月一日聖祖降日為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降延恩殿日為降聖節，休假、宴樂並如天慶節。中書、親王、節度、樞密、三司以下至駙馬都尉，詣長春殿進金縷延壽帶、金絲續命縷，上保生壽酒。改御崇德殿，賜百官飲，如聖節儀。前一日，以金縷延壽帶、金塗銀結續命縷、緋彩羅延壽帶、彩絲續命縷分賜百官，節日戴以入。禮畢，宴百官於錫慶院。天禧初，詔以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一日天書再降內中功德閣為天禎節，一如天貺節。尋以仁宗嫌名，改為天祺節。
‖《朝野類要》記載
六月六日為天貺節，大中祥符二年六月六日，天書降。
在天貺節這天，曬衣服、包餃子、百索繩、接姑姑等諸多習俗中，曬書當然是讀書人最喜歡的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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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六月初六這一天，讀書人將自己的書箱搬到院子裡，經史子集一字排開，好比擂臺，以書比武。由曬書節也生出了許多有趣的故事來。
▍清 明儉 《曝書圖》 34.6cm×102cm 鎮江博物館藏。此畫描繪了一座於竹林掩映中的寺院，五位僧人正在曬書，有的在翻閱書籍，有的在整理搬運，長方形的桌子上擺滿了正在晾曬的書籍。整個畫面設色清麗，用筆工整，生動地再現了古時的曬書場面。
有一次，康熙微服私訪時，恰逢天貺節，家家戶戶曬衣、曬書，而當他路過一戶人家，發現這家的男主人袒胸露懷地躺在椅子上曬太陽。康熙上前問他何故，這位“奇男子”回答：我滿腹經綸派不上用場，快發黴了，所以曬曬。引得康熙開懷大笑。兩人交談過後，康熙發現此人談吐不俗，問其姓名，答曰：“朱彝尊。”後來，朱彝尊得到了康熙的重用，出任翰林院檢討，並修撰《明史》。這“曬書”操作果然有水平，居然曬出了“高薪要職”！
但其實，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次年，從博學鴻儒科所錄的五十餘人均派參與編修《明史》。朱彝尊便是此時由布衣舉博學鴻詞科，除翰林院檢討，撰修《明史》。上述曬肚皮滿腹經綸的故事，實取材於《世說新語·排調》：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西晉時期，大司馬桓溫手下的參軍郝隆飽學多才，但並未得重用。因此，他辭去參軍的職務回到故鄉，每年的七月七日當地有曬衣服的風俗，郝隆便解開衣服、袒胸露腹地曬太陽。人們問他何故？他傲然地回答道自己在曬書。這便是魏晉名士所表現出的自由灑脫、風流自賞的魏晉風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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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傳播的角度看曬書節，倒有幾分像是如今“書展”的雛形。史籍中有不少關於館閣曝圖書、書畫的記述。蘇軾就曾寫過：
“三館曝書防蠢毀，得見《來禽》與《青李》。”
這就說明，北宋時館閣每年曝書期間，許多珍藏秘府的書法繪畫作品始得見天日，允許非館閣入館閣觀看書畫、圖書。實際上，蘇軾這段話就是在一次曝書會上得以欣賞到東晉王羲之的《十七帖》後所寫的。自北宋神朝（公元1067-1085年）之後，除了個別年份因故停辦和南宋末年政局動盪時期外，曝書會作為“館閣慣例”，成為宋代一項固定的制度和每年都要舉辦的“年會”，也變成了當時朝廷舉辦的一年一度的、具有圖書展覽性質的一場文化盛會。
▍王羲之十七帖局部
但，話說回來，曬書節或者曝書會上的圖書，只許看不許買，與書展的展銷、交易還是相差甚遠。
現在，很多圖書館的善本書庫已經具備了恆溫恆溼的條件，不再需要到室外曬書，而“曬”在保留原有詞義的同時，聯繫英文“share”、又成了一個具有分享、展示之義的網絡詞語。
可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愛書之人，到了農曆六月初六，在天氣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會把自己的寶貝圖書拿出來曬太陽。甚至，去年8月6日，在山東曲阜孔子博物館，舉辦了首屆中華傳統曬書大會。
▍2019年首屆傳統曬書大會（圖片來源：芷蘭齋）
現代舉辦傳統曬書大會，不僅是一種愛書情懷的體現，同時也連接了古人曬書的傳統和當代“曬”的含義，通過圖書館員、人文學者、保護專家、非遺傳承人親自曬國寶、曬經典、曬技藝、曬傳統，與讀者分享古籍知識，傳播保護理念。
今年的六月初六，我們相約一起曬書吧！當然要注意避免書籍暴露在陽光下直射，否則，紙張會受到損傷。當然，也要看好天氣預報，不然，像小燕子一樣曬書變淋書就成悲劇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