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有人正生活在一部小說中。這不是一首田園詩，而是一個恐怖故事。但是人們有了全新的想法。
3月28日
“別讀這些廢話，去呼吸呼吸新鮮空氣，”從前我母親總這麼對我說。
此時，我聽了她從前的聲音，真的走出去，三天以來第一次。
我走了一圈，沒想到柏林牆公園竟還有這麼多人。他們中的許多人突然這麼愛運動了，跑步運動，能聽到他們喘著粗氣。
兩隻烏鴉棲在籬笆上，這個籬笆將公園人滿為患的部分與尚未完工的擴建部分隔開，烏鴉似乎也感到驚訝：這裡的一切怎麼與平時不同了，它們叫著，烤香腸在哪裡？撿瓶子的夥計在哪裡？還有那些小商販在哪裡？
3月29日
全世界一半的人已經在家呆了幾個星期。
他們都在做什麼？整天做家務？裝修房間？在網上自我展示？
看起來還有些有意義的事兒在做，到處都是充實的生活：自己的孩子很有趣，上著課，學習語言，人們積極安排生活，閱讀有智慧的書（或至少給它們包封面）。或者還有瑜伽，一練幾小時。
我本人每天讀遍整個互聯網，從頭到尾。但我無法讀眼下這樣一本小說，和我們所有人一樣，我每天早晨都在其中醒來。它的敘事有點缺乏行動力，但這並不打擾我，我對那些幾乎啥也沒說的書總無法抗拒。
奧黛莎•莫斯斐《我休息和放鬆的那年》就是這樣的一本書，女主人公幾乎都不離開她在紐約的公寓，大部分時間裡昏昏欲睡。正如我目前所處的小說裡的主角一樣。他的旅行僅僅在房間裡或繞著房間，就像莎維爾•德•梅斯特著名的書一樣。
是的，《圍繞我房間的旅行》我可以再讀一遍。還是寧可讀蒙特克里斯托伯爵寫監禁故事的經典著作？那魯濱遜•克魯索怎麼樣？我把它放哪裡了？我想起來了，我可以整理書籍，我不是早想這樣做了嗎？
但是我並沒有這樣，因為我又被約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的最新病毒感染數字驚呆了。我們現在所處的小說在創作者的視野中並不是玫瑰盛開的田園詩，不是，它是一本真正的恐怖小說。
突然間，我感到自己像年輕的伊麗莎白（這是我和女兒看過無數次的電影），當她第一次踏上加勒比海盜“黑珍珠號”船時，聽到了巴爾博薩船長的話：你最好開始相信鬼的故事，特納小姐……你就在其中！
3月30日
躺在沙發上，我現在也是一個奧勃洛摩夫，我想起來，我今天不必去任何地方。就像昨天，前天和其它任何一天。
不再需要約會，也沒有更多的外出壓力，我也不必決定- 我的女兒說，錯過什麼的擔憂 已經過去了-畢竟我不參加哪本書的首發式，哪部電影的首映式，哪場開幕式或首演。
而且，我不必擔心我錯過可能售罄的音樂會-星期六在柏林的耶穌和瑪麗系列-都沒有了。生活變得簡單多了。會一直這樣嗎？永遠？
我記得我實際參加的最後一個活動，是三月初的一個星期一。
簡•布蘭特和我在中心區見面，對壓抑和變化多少有點兒憂鬱，之後來到“平方米”書店，藝術家丹妮拉·科瑪妮正在展出她最近發行的厚厚的明信片圖畫書《行星地球：21世紀》。
在那兒我們遇到了朋友-尤根武福，還有卡佳，烏蘇拉，艾莉娜，還有莫妮卡，她問起我三週前她用綵線編好、系在我手腕上的的手鍊。我們沒有擁抱，沒有握手。
《行星地球：21世紀》，我們還不知道這是一本屬於隔離的書：科瑪妮在家中靠電腦飛越了世界各地的城市，收集地標，截圖並把它們變成了數百張看起來像是黑白明信片，就像戈達德的影片一樣。
如此，她期望我們如今的旅行和城市漫步。她給我們寄來了未來的明信片。
3月31日
星期二是合唱團活動時間，但是由於我們無法在排練室聚會了，我們大家在目前頗受詬病的著名的視頻會議程序 Zoom上唱歌，三週前對它的存在我還一無所知。
可惜的是，它不太適合一起唱歌，只能聽到另外一個人的聲音，而無法聽到其他人的。
所以今天所有參加彩排的人都只能跟合唱團導演的聲音唱二重唱。也不錯 。
至少我看到其他人在唱歌：張開和合上的嘴巴，麗貝卡跳舞，另外兩個歌手，孩子們拿著相機看著。
在她們的後面，燈光照到的地方，就可以看到這些人的房間，Zoom只能給傢俱展示一個狹窄的視角：看看，這就是你如何度過一生的生活，這麼多的植物，高架床，這麼多的書籍，這麼多的空。
不少歌手抱怨他們整天都在通過鏡頭或電話會議進行教學，現在他們不得不整天在電腦前，在這個程序中工作，這個程序的並行排列單個視頻圖塊令我想起1970年代動作片的開場。
通常所具有的合唱快感，唱歌的最大樂趣，可惜沒有出現。
當我們開始唱史密斯的“永遠不會熄滅的一盞燈”時，歌中唱到“ 今晚帶我出去/因為我想見人，我想見生活 ”，我有點想哭。
可惜，今天的合唱排練感到了合唱的痛。
4月1日
日常中的錯亂：我將咖啡豆倒進了咖啡過濾器中。
我又有了這種感覺，像是我們所有人都在長距離飛行，不幸的是，目的地和持續時間都不明。有足夠的燃料嗎？我們坐在太空飛船中嗎？也許我們飛往火星？
十多年前，當我不得不在醫院待了近一年的時間裡，我有過這種被放在太空艙中的感覺。
那時，我與一切都脫節了--除了我和我的病友，在外面，在醫院病房和診所區域之外，一切都照常進行，只是沒有我。
今天不一樣了。今天，幾乎每個人都坐在艙裡。
並不是每個人都圍坐在那裡：姐姐，姐夫和侄女按響了門鈴，站在下面的院子裡，他們買了東西，並將一箱用品留在了我的公寓門前。
我們聊天，我斜倚在浴室的窗戶向外揮手。我四歲的侄女喊著給她扔一張紙下去。我馬上照做了。然後她畫了封信，我姐姐把它投進郵箱。
疫情時代的家庭團聚。
4月2日
女兒回到了德國南部的大學城。
她寧願被關在那兒，也不願被關在柏林。和她的男朋友一起。
她說，如果情況變得最糟，那裡也有醫療設備更好的診所。她好像很瞭解。
4月3日
我在門口，我必須去藥房。但我對此感到不安，感覺如履薄冰，隨時有可能面臨冰碎。
是的，我現在要離開公寓，真的有點良心不安。我真的必須出門嗎？藥還不夠嗎？
避開其他行人-—我不再是唯一一個帶口罩的行人，我們互相鞠躬。
在柏林牆公園，我看到一對少年情侶坐在長長的塗鴉牆前的長椅上，他們的頭一起埋在連帽衫裡。我想，在明媚的春天的陽光下，是在親吻還是更好地看手機顯示屏？
狗吠，鳥鳴，一輛警車駛過草地，草地不再是草地。
4月4日
午夜，我在貝爾瑙街與英戈見面。
我們相距遙遠，相距兩米多，穿過空蕩蕩的瑞典街到遜豪斯大道，在圖爾街上，然後沿老遜豪斯街向下到哈克市場。沒有看到人。
奧拉寧堡大街上的新猶太教堂依然受著保護，兩名警察站在那兒，跟他們打了招呼。
偶爾一輛車駛過，總共不超過五六輛，一次是空空的電車 。
英戈說：“柏林又這麼空了，像是九十年代初。”我們站在商店前，那裡放著水果和蔬菜，很久以前，是一個可以相互碰面喝酒的地方。
對面塔赫勒斯藝術遺址周圍的建築工地空無一人- 白天是否還在為建全新的柏林在工作，現在可能已經結束了？
在空蕩蕩的圖爾大街上，我們走在車道中間，一人一條車道，沉睡的羅森塔勒廣場上唯一的一輛出租車等著。
在過去的兩年中，我和英戈經常在深夜見面，一個柏林的圖書項目，柏林散步，他帶兩個相機和一個三腳架，而我則帶著一隻烏龜，拴在皮帶上。
然後，他拍攝我如何讓小烏龜帶領我穿越空無一人的柏林，比如繞勝利柱轉，或穿過施德利茲區被柏林人俗稱為“啤酒刷子”建築下的城市高速路。
“現在，現實已經超越了我們，超越了我們帶著小烏龜的散步，柏林的的確確死一般寂靜了。”
英戈說：“小烏龜很可能預感到這些了。它想這樣向我們展示這座城市。”
順便說一下，小烏龜不是真的烏龜，儘管我們都認為它會和我們說話。它完完全全是塑料的。
我們在阿庫納廣場遇到的母狐卻是血肉之軀。它站在沃爾里納大街上，對我們並不感興趣。它知道這座城市已經屬於它。
4月5日
我又在做--我還從沒有做過這麼多飯--我與一個也在做飯的朋友視頻。她給我展示了她的蒸籠，可以同時做西蘭花，鮭魚和土豆，說是“輕鬆搞定”，然後說起電飯煲，說起洗碗機，每一頓都在家裡吃了，洗碗機得經常用。
“洗碗機的洗碗片很快會緊缺嗎？” 她說：“沒有什麼是安全的了，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乾杯，我們還有酒。我們還可以互相嘗一嘗--可惜，這實際上不可能，我們的杯子和叉子只會碰到iPad的前置攝像頭。
後來，我們又敬了幾次酒，我倒是也很樂意吻她，但可惜，這對相機也不起作用。
此外，伊莎貝拉還得為她新成立的虛擬圖書俱樂部讀完一本書，這個俱樂部明天首次開張。
“Zoom閱讀圈嗎？是電話會議嗎？”
“是的。”
整理桌子的時候，想到視頻聊天中的早期太空電影：那些留在地球上或其它什麼地方的人，與太空中孤獨的宇航員交談，然後連接中斷。
這種視頻電話在未來如何運作，現在我們已經身在其中了。只有小時候說好的真正的太空飛行，並沒有真的實現。
4月6日
陽光普照，我急需去戶外。而且趁著還沒有一切均被禁止。
在街口橙色標記的那棟半破損的教學樓前，我遇到了朱莉安，她戴著她自制的口罩，白底帶小紅心的棉布，我幾乎沒認出她來。
我們在安全的距離揮手，我們不當接觸者。她帶來了一條摺疊尺子，現在可以展開了，我幾乎站在她旁邊。
“我們之間保持這1.60米，我們不能更近。”
“會不會多了十釐米嗎？”我問。
“安全第一。再說，摺疊尺只能20釐米一格折起來。”
我們各人握著1.60米的一頭，朝洪堡泰恩方向前進，幸運的是，人行道足夠寬。必要時，我們可以左右旋轉，一個在另一個後面，摺疊尺傳遞著張力和壓力，且靈活。
“這是完美的柔性距離保持尺，朱利安，你發明了摺尺行走！”
每個遇到我們的人，都對我們微笑。
4月7日
我的父親-健忘的巨人正在打電話，令人驚訝的是，他一年多來沒有自己打過電話。
他說他迷路了，我可以在背景中聽到一條繁忙的道路的聲音，他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該去哪兒。“我住在哪裡？”，他想知道。
“爸爸，你根本不能離開療養院！”
“療養院？哪個療養院？為什麼不允許我去散步？”
對我們昨天談論了好久的冠狀病毒與病毒的事，他完全不記得了。他有他的幸運，他又忘記了。
我給他打電話指點他回到他住所—順著萊茵河的流動方向，那條河一定在右手邊— 我還讓他想起了他的生日，今年正好是復活節。
“可惜我們不能來，你的屋子對訪客是封閉的。為了你們的安全。”
“哦？因為這新病毒？我讀了好多文章” “是的，爸爸。”
“沒事兒，明年再來吧。”
4月8日
我告訴朱莉安：“今天早上我還穿著睡衣，我的朋友DHL快遞員按了鈴。”
我們重又用摺尺支在我們之間。
“那他這回送來了什麼？一塊烤盤？又一個鍋？”
“不，來自中國的發展援助：我的譯者的大學給我寄來了一盒口罩。”
“看來他們對你的生存很重視。小心，口罩不要被充公了！”
在格孫特布魯恩區中心的後面，我們發現自己走到了一個從未走過的小花園地帶，我很驚訝。
朱利安說：“你家附近的未知領域。現在是時候探索它了。”
在其中一個花園的前面，連翹花在入口形成一個花拱門，另一塊地上，小屋旁邊還有一個同樣大的暖房，一群花園侏儒密密排著。在灌木叢中，復活節彩蛋掛在顫巍巍展開的枝葉之間。彩蛋是塑料的。
“現在已經有多久了？我們已經休息了第二，第三或第四個星期了嗎？” 朱莉安問。
“我已經不記得了。我只知道我自己現在對我的冠狀病毒小市民風格（“畢德麥雅期/Biedermeier”指德國19世紀上半葉文化史上的中產階級藝術時期，以室內、田園、保守為特色-譯者注）感到惱火。從神化退回到居室，從羅羅總總的要求到理性反思。我不想再理性地反思了，我想出去，對，出去，貼近一切。”
“大衛，你現在有點生氣嗎？”
“是的，主題就是痛恨新冠。”
“你還好，”她說，說到一個朋友，她在一個很小的公寓裡帶著兩個小孩，快要瘋了。
“有些人購買麵條機，自己烤麵包，整理影集。還有一些人在醫院或超市收銀臺工作，因為孩子，什麼也做不了。”
是的，我記得那時瑪莎早上六點半站在床邊說：“爸爸，來玩！” - 但我現在不想說這一點。
朱利安問為什麼我們不談死者：“據說，德國的死亡人數比其他國家少得多-但現在死者有2000多。他們是誰？他們叫什麼名字？因為，在其他災難中，對受害者我們總是知道得比想知道的還多。為什麼現在不了呢？”
“德國工業界不想談論死者。他們想繼續製造汽車。然後出售。”
“受難節將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復活節是關於受難和死亡的故事。”
“而且我認為這與復活節兔子和復活有關，但今年可能會取消。”
“我們這就是復活節遊行嗎？”
“我想是的。無論如何，我們沒有了冰雪，櫻花正開，四十天齋期快要結束了。”
“告訴我，照你的看法，我們當前正處於其中的那本無行動力的小說，我也出現在這本小說中嗎？”
“當然。我們都在裡面。所有的人都在裡面。”
譯者：葉瀾
大衛·瓦格納 David Wagner :
1971年出生，德國作家。他的小說和散文作品獲得了無數獎項，包括阿爾弗雷德·多布林獎和萊比錫書展獎。最近，他出版了《健忘的巨人》（Rowohlt，2019年）。大衛·瓦格納現居柏林。
作者小說《生命》《四個蘋果》中文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生命》獲2014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獎，同年獲韜奮獎，即將再版。
——譯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