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語文課本，總會有幾篇英雄事蹟的課文貫穿其中，比如董存瑞捨身炸碉堡、黃繼光和邱少雲等。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課本上，有一個劉學保斷臂保橋的“英雄”故事，想必也是那一代人耳熟能詳的課文了。這個故事不止出現在課本上，還被出版成連環畫。
這篇課文，源自於一個真實的案例。
1967年12月17日夜晚，甘肅省永登縣連城鄉池木哈村發生一起爆炸事故。地點位於一座雙孔水泥橋上，人們被一聲驚天巨響驚醒。很快，附近人員趕到現場，發現了左手鮮血淋淋的林場解放軍某部副班長劉學保。他不顧傷痛，要來人趕快去抓炸橋的“反革命分子”，再檢查橋上是否還有炸藥。人們在橋東公路上發現了頭部血肉模糊的林場工人李世白，隨及兩人被送往醫院。劉學保住院後，順利做了切腕手術，李世白則因頭部傷勢過重，於次日凌晨死亡。
據相關資料記載，當年案發後，永登縣公安局經過勘查，沒有發現任何李世白要炸橋的線索。基於這種現實，當地公安局將自己的偵查結果上報了蘭州市和甘肅省公安處軍管會，要求將李世白炸橋案“掛起來”，不要簡單地作出結論。
但是，在那個年代裡，講的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講的是“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理性的思考是不受歡迎的，最終無法站得住腳。劉學保所在的部隊領導根據他的自述，主觀地認定李世白這個曾經在國民黨憲兵隊任職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就是要炸燬大橋。於是，劉學保成了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英雄。
1968年4月24日，《解放軍報》頭版頭條發表長篇通訊，題目叫做《心中唯有紅太陽，一切獻給毛主席——記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戰士劉學保》。同日，該報刊發了評論員文章《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文章寫道：“劉學保同志是八一一O部隊某部三連副班長，他懷著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忠誠，懷著對階級敵人的刻骨仇恨，隻身同反革命分子英勇搏鬥，冒著炸藥爆炸的危險搶救大橋，創造了驚天動地的業績，譜寫出又一曲毛澤東思想新時代的壯麗凱歌……”
《人民日報》次日也在頭版轉載了這篇通訊稿。至此，劉學保瞬間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後來，劉學保被蘭州軍區授予英雄稱號，榮立一等功，被提拔為副教導員。再後來，他擔任了蘭州軍區黨委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並受到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如此英模，光輝事蹟被搬上教科書是合情合理的。雖然沒犧牲生命，但劉學保的名字象黃繼光、董存瑞一樣在教科書上閃光，在學生們的心裡生根。各種版本的小人書，也在祖國各地湧現。
至於李世白，這個“曾經當過國民黨憲兵部隊副連長”的“歷史反革命分子”，死後不得翻身，他的家庭成員飽受牽連。作為“反革命家屬”，李世白的妻子被紅衛兵遣送至甘肅定西的農村；長子因為被誣陷要放火焚燒劉學保事蹟展覽館而投入監獄；長女也因此飽受迫害。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裡，要麼又紅又專，要麼忍辱負重。
直到1978年，“李世白炸橋案”的發生地——連成林場的職工們紛紛給當地縣委“人民來信”。在信裡，大家對該案存在的諸多疑點提出了質疑。
專家們通過反覆論證，疑點越來越多。這座橋，長不過二三十米，並不是什麼交通要道，也根本談不上戰略意義，反動分子炸掉它有何用處呢？劉學保自述的所謂 “臉盆大的炸藥包”僅僅炸斷了左手，其他部位並無明顯傷痕，這也是不合常理的。
該案的唯一知情者就是劉學保，在專案組的審訊和心理壓力下，劉學保如實交待了案情。原來，當年這個炸橋的“反革命”的林場幹部李世白，竟是被劉學保騙去現場殘忍殺害的，所謂的“炸橋案”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據歸案後的劉學保供述：為了把自己打造成英雄人物，他精心策劃了好幾個月。自己象電影的導演一樣，自導自演了這一部記實劇作。地點，就是這座新建的水泥大橋。配角，選定了曾任“國民黨憲兵隊副連長”的李世白。因為，這類“有歷史問題”的人員最合適不過了。就這樣，李世白便成了劇中的冤大頭。待炸藥物什準備妥當後，機會終於成熟了。1967年12月17日的晚上九點左右，劉學保招呼正在巡邏的李世白，將他拉到一個僻靜處，說發現了一個正準備炸橋的反革命分子，要李世白幫助自己抓住這個炸橋的反動分子，善良的李世白被騙到了這座大橋上。終於，毫無防備的李世白，被劉學保用石頭砸倒在地，隨後用自己隨身攜帶的短刀刺，用石頭砸，造成了與“反動分子”搏鬥的“鐵證”。李世白昏死過去後，劉學保點燃了事先準備好的炸藥，用自己的左手拿起炸藥，飛快的跑開，“誓死保衛”大橋。而且邊跑邊喊“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最後將炸藥扔到河裡，保住了大橋，卻炸掉了自己的左手。今天看來，這個技術也真的令人歎服。
人們聽到響聲趕來，將倆人抬上了去醫院的車。但此時，李世白還有一口氣。劉學保為了不讓李世白活著，告訴救護人員李世白是炸橋的反革命分子，一路上，李世白不但得不到及時的護理，還不斷受到“革命群眾”謾罵甚至槍托捅搗，最終，在次日含冤離世。
1985年7月，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劉學保以故意殺人罪被判處無期徒刑。李世白平反昭雪，恢復名譽。18年的沉冤大白於天下，歷史終於還給英雄劉學保一個公道，也還給了李世白一世清白。
然而，記錄那段“英雄事蹟”的課本、報刊和小人書等，卻成了某種意義上的藏品，給人以警醒，發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