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國時期，隨著西方生物學特別是現代醫學的傳入，“細菌”和“病毒”這兩個基礎性概念也得以在中國社會日益廣泛地傳播開來，有效促進了國人現代衛生防疫知識和觀念的生成，我國現代衛生防疫和醫療制度體系也隨之逐步建立。從概念史的角度回顧這一歷程，有助於我們瞭解近代國人衛生觀念、防疫行為的變遷，以及現代衛生防疫知識和醫療制度體系建立完善之間的歷史關係。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關於科學、人與自然關係的某些認知侷限、對中西醫關係的思考等，對於我們今天科學理性看待相關問題仍具有啟示意義。
20世紀20年代，兒童在天壇神樂署接種疫苗。資料圖片
清末民國時期，隨著西方生物學特別是現代醫學的傳入，中國逐漸建立起現代衛生防疫知識和醫療體系，提高了應對各類衛生問題和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在這一過程中，“細菌”和“病毒”這兩個概念的傳播，具有基礎性作用，直接確立了有害微生物與流行傳染病之間的病原學聯繫，參與推動了現代衛生防疫觀念在中國的形成與普及。考察這兩個概念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史和影響史，有助於透視近代國人接納新概念、新知識的歷程、特點，及其與現代衛生防疫事業之間的歷史關聯。而伴隨這一過程，關於科學、人與自然關係的某些認知侷限也時有體現，值得今人思考。
“病毒”與“細菌”曾混用概念
所謂細菌，指的是“體積極微小的單細胞生物”（《現代漢語大詞典》2009年版，第1918頁），它是微生物的一種，遍佈於土壤、水、空氣、有機物質與生物體內外，對自然界物質循環發揮作用，但有的也能使人類、牲畜等發生疾病。作為現代生物學和醫學互動的產物，“細菌”概念的出現與成熟，得益於細菌學的形成和傳播。細菌學是現代生物學與醫學的交叉學科，在西方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17世紀晚期，荷蘭學者列文虎克藉助顯微鏡首次觀測到此類微生物，但並未建立其與疾病的關聯性。隨著基礎醫學發展和顯微鏡技術的改進，細菌學在19世紀取得了長足進步，19世紀70年代之後，巴斯德、科赫相繼發現酵母菌、結核菌、霍亂菌等，並證實了細菌與疾病間的病原學關係，由此，現代細菌學說逐漸取代此前占主導地位的瘴穢之氣致病說，為西方社會廣泛接受。
［英］波路著、陳世華譯：《波路氏微菌學》。
19世紀末20世紀初，“細菌”概念及學說經由西方和日本輸入中國。此前的19世紀70年代，“細菌”的英文單詞Bacterium已先行出現在來華傳教士所辦英文報刊上。至19世紀90年代初，更為專業的細菌學知識已可見於來華醫學傳教士主辦的《博醫會報》。不過當時的中文對譯不稱“細菌”，而是稱之為“微蟲”和“微菌”等，有時也籠統地以“微生物”稱之，如1892年春《格致彙編》發表《人與微生物爭戰論》一文，就是如此。細菌的分支概念“黴菌”（即“黴菌”），也較早引入，如1900年5月《農學報》就曾刊載日人藤田豐八的譯作《用黴菌除蟲法》。鮮為人知的是，清末西方傳教士還曾專造新字“”來對譯“細菌”的英文單詞，但因字詞生僻和意義甚晦，沒能流行開來。
漢字“細菌”一詞來源於日本，約於20世紀初引入中國。1900年，福州船政局沈翊清著《東遊日記》，記錄了他赴日本軍醫學校參觀“細菌學業室”，得知“細菌傳染病”的經歷（嶽麓書社2016年版，第21～22頁）。1903年，《湖北商務報》報道日本出口美國的蜜柑附著“介蟲細菌”。1905年湖北學務處出版的《植物學》教科書，又言及肺結核、虎列剌等病原“皆由於細菌寄生而來”（湖北學務處1905年版，第137頁）。
“細菌”這一概念的確立，是中、西、日語言交流互動的產物。據沈國威研究，以“細胞”對譯英文相關詞彙Cell，乃1858年傳教士韋廉臣與李善蘭合作翻譯《植物學》一書時所創，後該詞傳入日本。“細菌”一詞很可能是日本學者根據“細胞”的構詞法推衍而出，後又回傳到中國。“細菌”一詞引進中國之初，往往被認定為植物，但感覺上“微蟲”顯然屬於動物，這便容易造成生物學歸類的矛盾，細菌只是微生物的一種，“黴菌”則表示含有致病毒素的那部分細菌，它們的指代範圍要麼過廣、要麼過窄，均有各自侷限。經過一段時間的競爭互動，細菌一詞勝出，先期被用來表示這一概念的“微蟲”“微菌”和“”等字詞，則逐漸被棄用。
清末民初發行的各類詞典，能夠驗證“細菌”概念日漸得到社會認同的趨勢。1908年顏惠慶編《英華大辭典》尚將其解釋為“黴菌”“微生物”，1911年衛禮賢編《德英華文科學字典》中，已添加“細菌”一詞。1915年版的《辭源》正式收錄“細菌”詞條，更明確寫道：“下等植物，體極細微，非藉高度之顯微鏡不能見……常在水、空氣及塵埃等不潔物中，生殖甚速，常以本體分裂為二，遞次倍增，或發生孢子。其有毒者，如寄生人體及動物體內，則為各種危險疫病之源，傳染甚烈。”這是“細菌”概念及其主要內涵被中國社會大體理解和認同的重要標誌。需要說明的是，細菌為下等植物是當時較為流行的一種生物學歸類，不過按照1866年德國學者海克爾的三界分類法應歸於原生生物界，20世紀60—70年代興起的五界、六界分類，又將其劃入原核生物界。與“細菌”含義相關的“病菌”概念，也於20世紀初逐漸流行開來，《新民叢報》1903年第31號曾載《病菌者亡種之一物也》一文，竟將病菌的傳衍為害，視作亡國滅種之端。一般而言，“病菌”的指稱範圍較“細菌”窄，但也常有人將其混用不分。如1914年中華書局版《新制單級修身教授書》即稱：“細微植物寄生他物體者曰細菌……恆為傳染病之媒介，故又曰病菌”（見該書甲編第20頁）。
［美］斯起爾著、何燏時譯：《中學生理教科書》。
“病毒”（Virus）一詞，最早被古羅馬人用來表示生物來源的毒素。19世紀，隨著微生物學興起，人們認為細菌是許多傳染性疾病的病原因子，遂將“病毒”作為細菌病原體的同義語（楊復華：《病毒學》，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1頁）。1892年，俄國學者伊萬諾夫斯基發現，濾去細菌的菸草病葉仍具感染性。1898年，荷蘭學者貝傑林克進行了同樣的實驗，進一步明確了引起菸草花葉病的是一種比細菌病原體更小的病原體，併為其命名。在此基礎上，後來逐漸形成了現代更狹義的專業“病毒”概念，它指的是一種極微小的、結構極簡單的非細胞型微生物，它必須寄生於活細胞內才能增殖，同細菌（包括後來區別於一般細菌的“真菌”）作為細胞型微生物有別。此後，病毒學進入獨立發展的階段。20世紀30年代以前，科學界的研究重點在於分離和鑑定各種引起病毒性疾病的病毒，此後則多集中於其化學與結構的研究。
單就“病毒”一詞本身而言，它在中文裡的出現並不比“細菌”晚。19世紀40—60年代，傳教士麥都思編《英華字典》和羅存德編《英華字典》時，已經傳譯出Virus中的“疔毒”“痘毒”等具體毒素的內涵。1900年5月，《農學報》一份有關蠶病的實驗報告提及蛾、蠶能遺傳“病毒”，這是較早見到的“病毒”一詞。同年，《清議報》第69冊刊載《論侵略中國之無謀》一文，用“病毒之亢進”來形容歐洲列國大肆侵略的膨脹熱。1902年，留日學生何燏時在其翻譯的《中學生理教科書》裡，揭示並強調了“病毒”與傳染病的關聯，稱“肺結核由肺內生一種病毒，曰結核黴菌者而發”，“凡傳染病皆另具一種病毒，而後發種種之病”（教科書譯輯社1902年版，第77頁、185頁）。《大陸報》1904年第5號發表《病毒侵入之門》一文，將“病毒”區分為無機性與有機性兩類，前者係指普通中毒之毒物，在體外即具毒性；後者專指“黴菌”，其能侵入人體，引起種種傳染病。可見時人所稱“病毒”，更多是指帶傳染性的“病菌”或病菌之毒，有時也泛指所有致病之毒，甚至還會與一般“細菌”概念混用。這是“病毒”概念傳入中國時的早期情形。
1908年，顏惠慶在所編《英華大辭典》中，已明確將英文Virus對譯為“病毒”一詞，但當時的中文裡，尚未生成有別於“細菌”病原體的現代專業“病毒”概念。那時，將肺結核、流行性感冒的病原體歸於一般“病菌”，是頗為常見的醫學誤解。隨著病毒研究的不斷髮展以及中西交流的逐漸加深，直到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醫學界開始明確區分一般“細菌”病原體與現代“病毒”概念。
細菌學的系統引入與“細菌”概念的深入傳播
20世紀以來，細菌學蓬勃發展，引起中國一些知識精英高度關注。《理學雜誌》1907年第7期稱讚細菌學“誠科學之中心點也”。1937年，上海真如法醫研究所祖照基在《細菌學實習提要》一書序言中也表示：“細菌學在今日之地位，實為醫學之基礎，已巍然成為一獨立學科，其重要固勿待贅言矣。”此等認識，無疑有助於“細菌”概念在中國的深入傳播。不難發現，清末民初出版的不少倫理學、生物學、醫學教科書或專著已開始積極引介國際前沿的細菌研究成果，並初步構建了相對完整的細菌學體系，這為“細菌”概念及早期“病毒”等相關概念的傳播奠定了知識基礎。
［美］挨起挪著、［美］文淵博譯：《學新編》。
如1905年，湖北學務處發行的《倫理學》教科書收錄日本醫學家藤原道雄演的《細菌談》一文，就可謂細菌學知識整體傳播的早期代表。該文指出，細菌為極幽微之生活體，分為笠狀菌、萌芽菌、分裂菌三類，棲息於空氣、水草、土壤、人體各處。破傷風、結核等傳染病皆由細菌通過不同路徑侵入人體所導致，病者將經歷潛伏期、前驅期，直至出現惡寒、戰慄、體溫升騰等症狀。除了天然免疫，作者還介紹了人工注射毒素形成免疫質以及原理類似的血清療法。此外，《細菌談》一文還特別強調預防細菌類傳染病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如政府應發佈傳染病預防規則，衛生當局要積極實施，公眾需厲行清潔、消毒之法等，實際上已從社會公德和公共事業角度，觸及現代衛生防疫問題（湖北學務處1905年版，“課外餘談”第31～37頁）。
1908年，中華博醫會出版了首部中文細菌學專著《學新編》，系美國醫學家挨起挪著，文淵博翻譯。1912年，先後在雲南、廣東多所醫學堂擔任細菌學教習的陳世華耗費10年之功，又翻譯出版《波路氏微菌學全書》（內扉題名《波路氏微菌學》）。這兩本早期細菌學專著更為專業、翔實地闡述了細菌學知識體系，尤其是關於“非病原菌”的系統介紹，有力地糾正了“細菌皆致病”的認知偏頗。可惜因內容生澀，傳播有限，迄今未引起足夠重視。
20世紀20年代之後，中國學者開始自己撰寫細菌學專著，在專業知識構建和社會普及兩個方面，都取得一定成績。1923年，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奠基人胡先驌出版《細菌》一書，涉及細菌學略史及範圍，細菌之界說、形態、分佈，細菌之生活及作用、細菌與疾病等內容。作者特別注意到細菌學跨學科研究趨勢，指出關注細菌與疾病關係者已分化為病理細菌學、衛生細菌學兩派。此後，相關專著還有餘雲岫所著《微生物》（1920年）、姜白民所著《實用細菌學》（1922年），等等。
如果說以上著述更偏重於學術性，那麼芝加哥大學細菌學博士、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於1936年出版的《細菌與人》一書，則在知識概念傳播普及方面貢獻突出。該書收錄了高氏此前發佈的29篇科學小品文，以淺顯易懂、輕鬆詼諧的筆調向公眾傳遞細菌學新知。比如《細菌的衣食住行》在解釋“莢膜”概念時，就稱細菌並非一絲不掛，也穿著薄薄的一層衣服，需染色才能看清。再如細菌憑藉蚊蠅、老鼠等媒介傳播，則被描繪為以它們為交通工具，四處旅行觀光。其他如胡步蟾著《細菌與人生》（1933年）、司徒宗著《細菌與人類》（1945年），也都把“細菌”知識、概念與社會人生緊密聯繫起來，極大地豐富了國人對現代衛生、養生的綜合認識。
高士其著:《菌兒自傳》。資料圖片
中國現代衛生防疫觀念的興起
“細菌”概念及相關學說引入中國之後，通過報紙雜誌、專業教材、普及讀物、小說漫畫等多種載體實現社會化傳播，對現代衛生防疫觀念在中國的興起，起到直接推動作用。餘新忠在《從避疫到防疫：晚清因應疫病觀念的演變》（《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一文中曾指出，中國古代的瘟疫解釋主要限於疫氣傳染說，因應疫病更多采取立足個人、內斂而消極的養內避外之法，而滌穢、清潔、隔離並非主流的防疫舉措和觀念。在“細菌”概念廣泛傳播之後，觀念開始發生顯著變化。事實的確如此。
“細菌”“病毒”與傳染病的關聯性確認之後，時人逐漸意識到，世界上對人類威脅最大的既非豺狼猛獸，亦非刀槍炮彈，而是目力難見的病菌、病毒，疫病解釋因此有了新的實驗科學的支撐。以往關於疫病原因的非科學認知，如傳統的命數、鬼神、疫氣說及其導致的不當舉措，逐漸遭到批評和摒棄。1918年4月，惲代英發表於《青年進步》上的《細菌致病說》就批判古代病魔致病說根本無法有效解釋病理。餘雲岫在《微生物》一書序言中更強調，“不知有病原微生物”是國人衛生智識幼稚的最危險表現，聲言“不知微生物而言衛生，猶不知敵情而言戰守，不知病症而言治療”。於是，瞭解細菌概念和相關知識，就成為預防和戰勝疾病的前提。
高度重視預防，是現代衛生防疫觀念體系的關鍵內容，明確“病菌”以及細菌病原體意涵上的早期“病毒”概念知識之後，傳染病防治便呈現出新的思路、手段和要求。
從清末民初起，“衛生為拒菌之根本”的理念逐漸形成並傳播開來。著名的《婦女雜誌》於1915年自覺將細菌知識納入“家庭衛生新智識”，認為“必先洞悉夫細菌之一般性狀，而後始可以言預防”。文章詳盡解讀了潔淨居室、清潔食物、隔離病人、健全腸胃、嚴密消毒等一整套家庭防疫舉措。由於細菌無處不在、傳播途徑甚廣，很多以往日常生活不太重視甚至完全忽視的衛生細節，此時也被報紙雜誌反覆宣講，從而給傳統清潔觀念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如錢幣、痰液均沾有或包含大量細菌，並認為是傳染病之源，故不可隨地吐痰、應勤洗手；蚊蠅為病菌的重要傳媒，宜使用紗罩、蚊帳、紗窗和蚊香等。特別是獲悉自身免疫力是抵禦疾病的有效保障後，國人更是逐漸突破避疫理念，將全民強身健體提升到衛生防疫根本的高度來看待。同時，人們也開始格外重視銀行、監獄、食堂、圖書館等人員密集的公共場所的空氣流通和消毒工作，以避免病菌、病毒傳染。
為防止病菌、病毒釀成大範圍的公共衛生事件，國家層面的日常介入和有力干預成為重要保證，這也構成現代防疫區別於古代的重要特徵之一。1919年，北京政府正式成立“中央防疫處”，在制定預防傳染病計劃、檢查傳染病預防、消毒、治療材料、研製痘苗血清等多方面做出積極努力，初步回應了現代防疫觀念提出的基本要求。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接收並保留了“中央防疫處”，其先後隸屬於內政部、衛生部，至1930年職能發生變化，專司各類防疫製品的研製，而防疫事項則改由衛生部防疫司負責。
將“病毒”傳播的處置和管控納入法律法規，也體現了衛生防疫觀念的現代變化。民國北京政府曾分別於1913年、1916年頒佈《軍艦職員勤務令》和《傳染病豫（預）防條例》，對隔離軍艦中“病毒潛伏者”、禁售病死禽獸肉等“傳染病毒媒介”做過明文規定。也正是基於防止病毒傳染危害大眾健康的認知，1935年修訂的《中華民國刑法》將故意傳染花柳、麻風病列入“傷害罪”，民國時期法學家郭衛在1946年所著《刑法學各論》中，特將此例用於解釋“傳染病毒罪”。
“細菌”和早期“病毒”的知識與概念傳播，對近代中國城市的衛生行政觀念影響深刻。1935年，學者宋介所著《市衛生論》一書就指出，“在細菌學未發明前，衛生設施實無科學根據，自細菌學出，一般人對於傳染病及其原因之觀念為之徹底一變。此後一切衛生設施，都由細菌原理髮出”。他特別提示衛生部門“生命統計”應精確、敏速，以便於及時發現傳染病之源頭（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5、11頁）。相比城市，廣大農村所受的觀念影響則要小得多，其根本性變化還是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後。
現代專業“病毒”概念的確立及其社會影響
隨著科學技術迅速發展以及中西知識交流的漸次深入，國際醫學界有關“病毒”的前沿研究也傳播到中國來。20世紀30年代之初，中國已有學者能夠徵引西方最新的病毒學新知，將“細菌”病原體與“病毒”概念明確加以區分。
1932年10月10日，《時報》登載的《傳染病確有“二豎”為祟》一文，就較早傳播了那種有別於細菌病原體的現代專業病毒概念，不過作者稱之為“毒苗”而非“病毒”。該文指出，國際生物學家已判定麻疹、天花等百餘種傳染病並非細菌導致，傳播媒介另有他物即“毒苗”，其大於原子、分子，小於細菌，非目力所能及。1935年10月，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封昌遠在《農學月刊》發表《植物病毒病概論》一文，正式將英文對譯為現代專業含義的“病毒”，因其能夠通過普通的細菌濾過器，又可稱為“濾過性病毒”。作者堅信，隨著顯微鏡技術的改良，病毒終會為人類所能見，那種認為病毒為“視外生物”或“超顯微鏡生物”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延至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越來越多的科學類雜誌關注“病毒”新知，也給出了更為專業的解讀。《醫藥導報》1939年第5期特刊《濾過性病毒》一文，揭示病毒須寄生於宿主細胞，或破壞之，或刺激使之增殖加速，否則“毫無生長機能”。另有特殊的噬菌體病毒，能溶解某些細菌。1945年，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東方副刊》翻譯了英國學者史密斯的《病毒》一文，強調病毒自身缺少行動的能力，它必須依賴有生物，甚至是某種特定生物傳播。作者還揭示了當時科學界對於“病毒”歸類的兩難困境，一方面它具有和普通化學品相似的結晶體形式，很難想象它有生物結構的組織，故不能算是一般生物（當時也有學者認為病毒與蛋白質無異）；但另一方面它能增殖，能改變個性，受了熱和化學劑影響會消失作用，又絕不是非生物。為此，作者只好模糊解釋病毒“似乎是生物和非生物之間的中間物”。實際上，這一問題涉及對於“生命”特徵的理解，也是“病毒”研究的特殊價值所在，科學界迄今仍存爭議。不過相關前沿討論在20世紀40年代的引入，足以讓中國知識界明確一點，病毒並非只是一種小號的病菌，二者的許多特點完全不同。但在大眾認知層面，細菌病原體與病毒仍常常混淆不清。《科學畫報》1947年第11期登載的無錫輔仁中學讀者來信，仍在詢問“濾過性病毒是怎樣的一種細菌？”足見現代專業病毒概念的社會化傳播，當時仍然十分有限。
由於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絕大多數傳染病病原體為現代意義的病毒而非細菌，20世紀40年代，醫學界的關注重點也隨之逐漸轉移到對狹義病毒的傳染、預防和治療上來。1941年10月，《科學畫報》發表《病毒》一文，就聚焦於病毒的特殊傳染性問題，指出病毒離開寄生的宿主，仍可保持一定的傳染性，只是時間長短不同而已，它們可以通過空氣直接傳到新的宿主，有時“生病的宿主和可被傳染的東西接觸就有效了”。作者以流行性感冒為例，分析其傳染的主因是含有病毒的黏液通過咳嗽噴射到空氣中，直接由病人散佈，往往一人染病，全家都會受到感染，第一次世界大戰初停當年，因流行性感冒而死之人，比大戰四年半所死的人還要多。此種研究，已經體現出相當的前沿性。
認識到病毒較其他各種病原菌的危害性、傳染性更強，國人不得不更加重視相關傳染病的防治工作，像消毒劑、酒精、紫外光照等各種消殺手段，都被迅速運用到現代“病毒”預防上來，不過當時的科學家已發現病毒的抵抗力往往要強得多，傳染性保持也會更持久。而通過佩戴口罩抵禦病菌、病毒入侵，也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少數知識精英的提倡，轉化為40年代更多市民的自覺行為。不過就傳染病的治療來說，當時採取的免疫法、化學藥物療法等，總體說來效果都不甚理想，這與當時醫學界對病毒特性的認知水準是大體吻合的。1953年，微生物學專家餘傳霖編譯出版《病毒學》一書，成為國內較早問世的病毒學專著。
餘論
20世紀以來，“細菌”“病毒”概念在中國社會廣為傳播，不僅帶來醫療衛生、生態環境觀念的新變革，有效促進了國人現代衛生防疫知識和觀念的生成，還引發了倫理道德、哲學等眾多領域的新課題和新思考，其中暴露出的時人對科學、人與自然關係的某些認知侷限，值得深入探討。
近代國人對細菌的傳染性和危害性的認識較為片面，不時有人在報刊上著文稱細菌是“一種可驚可懼之物”（《醫藥學報》1909年第1期），“弄的人們連飯都不敢吃”（《銘賢校刊》1930年第3期）。反映在預防實踐上，則是出現某些過度消殺的主張。如《婦女雜誌》1915年第7號發表的《家庭衛生之新智識》就提出，不僅飲用水需煮沸，連洗滌、沐浴、灑掃之水，也當預為煮沸。如前引《市衛生論》竟提出，應設法將傳染病菌的昆蟲、蚊蟲全行毀滅，如是則世界必更快樂。以上認識無不體現出一種錯誤的消殺觀念，即把細菌統統當做病原菌，一聽說有細菌，就以為有殺菌之必要。實則清潔衛生並不完全等同於滅菌，想把全部細菌都滅絕，既不可能，也無必要。遺憾的是，迄今在日常生活中，視細菌為骯髒、不潔、汙穢的對等物和代名詞者，仍相當常見。究其原因，一則與傳統上稱“菌”之物往往帶毒有關；二則與傳統將瘟疫之源理解為瘴癘和汙穢之氣的成見不無關係。可見關於細菌知識真正的科學化普及，仍有必要。
實際上，早在民國時期，就有一些科學家便屢屢向國人澄清，細菌並非人類對立之敵，很多細菌對於人類生產生活不僅無害、反而有益，世界物質的新陳代謝大半都是細菌作用的結果。1931年，《大眾醫刊》的編輯主任董道蘊在闡釋“細菌”概念時便鄭重提示，“我們要和細菌共存共榮”，不可以最進步的、支配萬物的人類自居，應意識到人類不過是大自然中“小小的一個生物，和細菌相同，不過來盡一個生物的責任”（《大眾醫刊》1931年第5期）。1946年，高士其在其科普名著《菌兒自傳》一書中亦強調人類不可藐視細菌的作用，“世界是集體經營的世界！不是上帝或任何獨裁者所能一手包辦的！地球的繁榮是靠著我們全體生物界的努力！我們無貴無賤的都要共同合作”，滅絕細菌“將帶給全生物界以難言的苦難，是絕望的苦惱”（開明書店版第100、108頁）。
就病毒而言，民國時人對於它的瞭解十分有限，很多病毒性傳染病都還缺乏特效療法和藥物，只能憧憬未來相關研究發展起來，“總有一天可以解除人類的許多煩惱”（《病毒》，《科學畫報》1941年第8卷第4期）。其實迄今為止，人類面對不斷變異和進化的各種病毒，也只能在不斷的挑戰和應戰中成長。誠如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一書中深刻指出的，人類宿主和病原體之間經過長期互相調適後，“會產生一種能讓雙方共容共存的相互適應模式”，而“技術和知識，儘管深刻改變了人類的大部分疫病經歷，但就本質上看，仍然沒有也從來不會，把人類從它自始至終所處的生態龕中解脫出來”（餘新忠等譯，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9、236頁）。此種認識，無疑值得我們深思。
清末民國時期，“細菌”和“病毒”的概念與知識傳播，在推動衛生防疫觀念現代變革的同時，還一度參與助推了中西醫之間的緊張對立關係，引發了對中西醫之間關係的思考與討論。曾出版《微生物》一書的西醫代表餘雲岫在1929年提出著名的廢止中醫案，這絕非偶然。餘氏強調中醫一日不除，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將傳統中醫與現代醫療衛生事業完全對立起來，顯然有失偏頗。事實上，恰恰是因為西醫無法有效治療一切傳染性疾疫，給身處弱勢地位的民國中醫留下了發展空間。皮國立2019年的新著《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中醫抗菌史》，就揭示出近代中醫對西方細菌論經歷了從排拒、吸收到匯通的獨特發展之路，也從另一個視角證明了傳統中醫的生命活力所在。中醫蘊含“天人通合”的哲學思想，中藥具有提高人體免疫力的突出效能，都屬於珍貴的文化遺產。這在此次中西醫結合治療新冠肺炎的過程中，也得到了集中體現。（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黃興濤 陳鵬）
